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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与偶的精采互动之中,我们看到的究竟是操偶师傅的功夫展现,还是更深一层的象征、指涉、论说?(唐健哲 摄 同党剧团 提供)
戏剧

不只是说一个动人的故事

评同党剧团《白色说书人》

《白色说书人》说了一个动人的亲子故事,但对于作品主题的表现╱论述:白色恐怖下的人性真实,却因为它所采用的表演形式,而少了更进一步的辩证思考,真人表演与戏偶操演的结合,应该是相互阐明的,我看到的却是他们的彼此消弭,终究无法共同建立起更有辩证价值的论述。

《白色说书人》说了一个动人的亲子故事,但对于作品主题的表现╱论述:白色恐怖下的人性真实,却因为它所采用的表演形式,而少了更进一步的辩证思考,真人表演与戏偶操演的结合,应该是相互阐明的,我看到的却是他们的彼此消弭,终究无法共同建立起更有辩证价值的论述。

同党剧团《白色说书人》

5/10~12  台北 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

「白色恐怖」,一段台湾近代历史中的阴暗时期,历经了掩盖、挖掘、面对、补救、以至反省,终于在官方的历史论述与国民历史教育中,有了一席之地,但有关正义是否实现的争议,其实仍然不断,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的历史纠葛,在日益激化的政治对立局势中,更被推向边缘,甚至于从社会对话中完全消失。

同党剧团《白色说书人》选择这个素材,用心可嘉,特别是编创者在处理这个题材时,选择了一个有高度辩证可能,更能突显历史荒谬的角度:合作者(collaborator)的私心与罪疚。一封原本深藏暗处的遗书,揭示了父子关系的真相,进而指向人性的暗暗真实。为了避免落入悲情控诉的窠臼,编导选择了结合真人独角戏,与布袋戏偶操演的表演形式,在历史真实与虚构叙事穿插互动之间,引领观众进入创作者所建立的历史脉络,进而能对剧中名义上的父子(王添财和王文彬),他们的经历与情感,有更为深刻同情的理解。

人偶互动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整体而言,《白色说书人》是一个结构完整,叙事条理尚称清晰,情感表现也恰切适中的作品,邱安忱的表演,吴荣昌、黄武山的操偶,和后场音乐,丰富整部作品的演出效果,一些小小瑕疵,例如演员与演师在语言纯熟度的落差,稍嫌混乱的舞台视觉效果,部分段落之间的转换不甚流畅,都可以说是暇不掩瑜,大致无损整个作品的完整。

《白色说书人》最主要的问题,却也就在这个作品最受关注的创作特色:现代剧场与传统布袋戏的结合共创。

剧中的主人翁运用戏偶,说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人物和故事,这些人物各有鲜明特色,和特定的象征意义:廖添丁与红龟,是游走于正邪之间的义贼,潘金莲在欲望自主与道德败坏之间的矛盾,包青天究竟代表的是公理正义,抑或是对极权体制的暗讽,不仅建立父子的情感联系,也同时映照出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世道曲折和人性困局。只是,在快速的角色转换和故事切换之间,我们其实只能接收到接踵而来的,一个个模糊的印象,而难以透过这些戏偶的扮演叙事,试问:王添财在跟王文彬说著这些故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借以明志或自我安慰的意图?这些戏偶角色与真实人物之间,有无相互补充说明或辩证对比的意义,又能如何引导我们感受那个时代的特定氛围,以及身处其中的人性挣扎——无论是陈国良的坚定自持,或王添财的苟且自保?稍嫌复杂的戏偶设计,和操偶演师的精采演出,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注视,但,会不会也让我们忘了人偶之间的操弄关系,及其对极权体制的暗示。在人与偶的精采互动之中,我们看到的究竟是操偶师傅的功夫展现,还是更深一层的象征、指涉、论说?

简言之,同党剧团《白色说书人》说了一个动人的亲子故事,但对于作品主题的表现╱论述:白色恐怖下的人性真实,却因为它所采用的表演形式,而少了更进一步的辩证思考,真人表演与戏偶操演的结合,应该是相互阐明的,我看到的却是他们的彼此消弭,终究无法共同建立起更有辩证价值的论述。

回顾这段历史,开启更多思考对话

此外,创作者虽然成功地避开了悲情控诉的窠臼,但似乎还是无法不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论断其对错是非,甚而简化为外来政权与本土民众的矛盾,这会不会又再让我们的思考落入非黑(政治犯╱政权)即白(政权╱政治犯)的僵局当中,也是值得再思考的。

我们究竟能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不堪回顾的过往?如剧中主人翁所言,一次性的平反或补偿,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些历史共业的内在矛盾冲突,更不能帮我们去应对更不确定的未来。回顾这段历史,如《白色说书人》所做的,让我们能够开启更多思考对话,剧中人物最终与父亲达成和解,安然沉睡,但世界并未停止转动,新的道德难题接踵而起,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文字|陈正熙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专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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