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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诺黑的《偶像》透过纪实创作和即兴发展,让风靡九○年代艺文圈的六位同志创作者展开一场虚构的对话。(© Jean-Louis Fernandez Les Indépendances 提供)
焦点专题 Focus 从「叛徒」出发 追寻剧场爱滋启示录╱艺术回应

追忆那个美好却残忍的年代

爱滋风暴后,法国剧场给予现世的启示

八○年代中至九○年代中期,被视为世纪黑死病的爱滋在法国肆虐,造成民众深刻的恐惧,面对这场风暴,法国艺术家也藉著创作探索生命抗争背后的人性价值。如剧场导演莫虚金、舞者暨编舞家亚蓝.布法、电影导演欧诺黑等都有相关作品,他们召唤了早逝的灵魂,让大家感受他们曾经遭受过的创痛和追求自由的意志。他们的作品并非单纯缅怀过往,反而映照出现实的未竟之业。

八○年代中至九○年代中期,被视为世纪黑死病的爱滋在法国肆虐,造成民众深刻的恐惧,面对这场风暴,法国艺术家也藉著创作探索生命抗争背后的人性价值。如剧场导演莫虚金、舞者暨编舞家亚蓝.布法、电影导演欧诺黑等都有相关作品,他们召唤了早逝的灵魂,让大家感受他们曾经遭受过的创痛和追求自由的意志。他们的作品并非单纯缅怀过往,反而映照出现实的未竟之业。

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五年是法国的「爱滋年代」(Années Sida)。从发现感染病例到推广鸡尾酒疗法的十三年间,「世纪末黑死病」夺走了三万人的性命。多数的罹难者当时被视为社会的边缘分子:男同性恋、非法性工作者和毒品注射者。这波死亡阴影让民众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惧,甚至将爱滋病污名化。面对人言可畏的压力,许多染病的名人被迫保持沉默,悄悄地承受病痛的折磨(注1。卅年后,许多回溯这段暗黑年代的作品陆续面世,不管是荣获坎城影展评审团大奖的《每分钟120击》120 battements par minute或赫佐(Christian Rizzo)二○一六年的编舞《伊恩症候群》Le syndrome Ian。面对曾席卷社会的爱滋风暴,法国艺术家如何探索生命抗争背后的人性价值?

探讨当下争议  从道德规范中解放的肉身

九○年代初,爱滋病不再只限于特定族群,反而波及一般民众。由于卫生体系的疏失,法国捐血中心发现大量具有HIV病毒的血液,并感染了近两千名血友病患。面对这场「血祸」,阳光剧团团长莫虚金(Ariane Mnouchkine)感到义愤填膺。她决定邀请作家西苏(Hélène Cixous)透过史诗般的笔触,重新省视这场官商勾结造成的人道惨案。一九九四年首演的《逆天悖理之城》la Ville parjure铺展出一个介于远古与现代的暧昧时空:面对瘟疫肆虐,失去孩子的悲恸母亲号召百姓,公审失职的执政者。然而,争锋相对的激辩却无法还她一个公道,只突显了人性的软弱与堕落。导演运用希腊悲剧的形式处理当下备受争议的社会丑闻,企图探讨民主价值,唤醒公民意识。尽管立意深远,这出戏仍受到许多卫道人士的强烈批判,剧中复杂的思辨也让多数民众望之却步。直到一九九九年,司法法院判定政府隐瞒实情,导致「过失致死」,《逆》剧的历史意义才终于获得肯定。

除了戏剧演出,法国编舞界也用身体展现生命在垂危之际的终极搏斗。自从发现染病之后,舞者布法(Alain Buffard)转向编舞创作,展现肉身的脆弱与身分认同的矛盾。布法以融合造型艺术、行为表演与肢体语汇的创作风格,开启了法国当代编舞界的崭新视野。他的作品一再探讨身体自主、性别象征和主体意识,不但突显了存在的复杂,也充满一种批判的政治力。知名的法国舞蹈评论家卢波(Laurence Louppe)就赞扬布法:「他跳脱了过往艺术革命的框架,证明身体永远是提问的最佳工具。(注2)

透过Good boy(1998),布法从自身经验出发,呈现出肉体与灵魂、性别与认同、病痛与欲望之间的冲突。在这支单人舞中,赤裸上身的男舞者用医药绷带把药罐绑在脚跟,仿佛穿了一双高跟鞋。接著,他捧著成堆的药盒,展示于观众面前。他挺立却失衡的身体不仅给人一种雌雄难辨的暧昧感受,也表现出他对抗病魔的煎熬与毅力。最后,他穿上一件件白色内裤,仿佛暗喻HIV带原者病危时的失禁肉身,以及面对社会压力的心灵耻辱。Good boy借由单纯的行动表现出身体的双重意涵:它既是欲望爆发的场域,又是抵抗死亡的战场。千禧年初,布法延续著Good boy的编舞风格,发展Good for…(2001)和《坏种》Mauvais genre (2003)。不同於单人舞作,这两出作品并没有太多自传色彩,反而强调出现代人备受束缚、愈趋异化的体态。透过这两支舞作,布法似乎向观众提问:爱滋风暴之后,我们该如何从道德规范中解放,重新诚实地面对身体和欲望?

重探故人创痛  省视当代矛盾

尽管爱滋病如今已非致命绝症,但它仍让当代民众心有余悸。法国电影导演欧诺黑(Christophe Honoré)近两年推出了三部不同形式的创作,回溯他曾走过的爱滋年代:《你父亲》Ton Père(2017)以自传小说回忆少时离家的同志父亲,《喜欢你、爱上你、逃离你》Plaire, aimer et courir vite(2018)用影像描绘罹患爱滋的作家在生命尾声对于爱的徬徨,《偶像》Les Idoles(2018)则透过剧场,追溯启发他创作细胞、又不幸丧生于爱滋浩劫的艺术家。这一系列的作品其实源自六年前法国的反同婚运动。当时的保守声浪使他发现同志族群仍被主流社会所排挤,因此,他想要透过自身经验,探索同志如何觉醒、成长、茁壮。

《偶像》透过纪实创作和即兴发展,让风靡九○年代艺文圈的六位同志创作者展开一场虚构的对话:拉高斯(Jean-Luc Lagarce)、戈尔德思(Bernard-Marie Koltès)、吉伯(Hervé Guibert)、达内(Serge Daney)、寇拉(Cyril Collard)、德米(Jacques Demy)(注3。透过这出戏,欧诺黑企图唤起大家的集体回忆,呈现当时的爱滋病患者背负了哪些道德压力、心中又有什么样的罪恶感、怎么看待生死关头的奋战、如何面对卅年来意识形态的变化?为了排除怀旧效果,导演刻意跳脱写实框架,选用不同性别与种族的表演者。他想要破除名人的不朽形象,建立过往和当代的对话,并让观众重新认识他们的魅力,以及复杂的人性,如他所言:「这出戏具有一种亵渎偶像的残忍,但同时,我也希望能让观众感受到他们感官十足的活力。(注4)

《偶像》的舞台由金属支架与水泥地板搭建而成,如同过去吸毒者和同志群聚的阴暗角落,也像是一座超越时空的荒废车站。尽管舞台视觉令人感到昏沉幽暗,欧诺黑借由节奏明快的场面调度,以及情感充沛的生动表演,让观众融入一场发人深省又幽默风趣的思辨之中。

无论是剧团、编舞家或电影导演,法国艺术家多半以关怀的角度,省思爱滋风暴对于人性的考验。他们召唤了早逝的灵魂,让大家感受他们曾经遭受过的创痛和追求自由的意志。他们的作品并非单纯缅怀过往,反而映照出现实的未竟之业。这种承先启后的创作鼓励观众打破沉默、走出恐惧与愤恨,重新找回继续存活的勇气与力量。

注:

1. 这些名人包括了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例如:哲学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编舞家巴古叶(Dominique Bagouet)、舞者纽瑞耶夫(Rudolf Noureev)等。

2. Laurence Louppe, Art press, n°234, avril 1998.

3. 除了台湾观众较为熟悉的剧作家戈尔德思,拉高斯也是1990年代法国剧场的佼佼者;他不仅写剧本,也身兼导演与演员,最广为人知的剧作为《只是世界末日》Juste la fin du monde。吉伯年轻时就在法国文坛展露头角,不但撰写小说、评论、剧本,也从事摄影创作,知名著作为《给那没有救我的朋友》À l'ami qui ne m'a pas sauvé la vie(时报出版,1997)。达内是法国深具影响力的影评人,1973年开始担任《电影笔记》主编,也是《解放报》的影像权威。寇拉为法国90年代备受注目的小生,也身兼电影导演,最有名的作品为《夜夜夜狂》Les Nuits fauves。德米则为法国影坛大师,承接新浪潮后期的他执导过不少脍炙人口的歌舞片,如《秋水伊人》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柳媚花娇》Les Demoiselles de Rochefort、《驴皮公主》Peau d'âne。德米于1962年与「新浪潮祖母」安妮.华达(Agnès Varda)结婚,两人育有两名子女。然而,直到2008年——德米过世18年后,华达才坦承他死于爱滋,而不是癌症。

4. Alexandre Demidoff, «Le sida a fauché mes idoles et j’étais inconsolable» in Le Temps, 31 aoû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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