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跟林奕华相处便会知道，「性」不只是他的「戏剧主题」，而是他一直关怀的「生命主题」。也因此林奕华探讨「性」，并非仅仅用某一个「现象」当作「客体」来批判、指涉，而是将「自我」（包括林奕华本人在内），也就是以一种「我们皆身在华人文化下」，同样受到这个文化对「性」的态度，进而产生对这样态度的「反射」。

或许，写到这，会有人想问，这是否和他本身是一个同性恋者有关？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的作品中所谈到的「性」，是相当「广义」的，而非在华人文化底下被「窄化」的「性」。

什么是被窄化的性？就是只剩下「性向」、「性别」与「性行为」等讨论范畴，且所有讨论的方式，也都只是触及这些议题的「现象」，而非往现象形成的脉络进行讨论。然而，我们可见林奕华在思维《红楼梦 What is sex？》时说及「性政治」、「性权」、「性处境」等等，皆是更深一层的议题。

这便是林奕华在「细读」（回归文本）后所做的第二件事「解读」（解构：deconstruction）。也就是透过心理学、社会学及文化研究等分析方式（即便林奕华常说他自己并非这些领域的「专家」），进一步去分析且再诠释。

无论是他要讨论的议题，抑或是文本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何与林奕华合作的伙伴们皆知道，「时间」才是林奕华最「孤注一掷」的资源。因为，每一出戏对他而言，并非一个商品，而是一个生命体，每一次创作都是「妊娠」到「分娩」的过程。一个人，可以怀孕很多次，然而每一次都是「足月」（足够的时间）与自己孕育的生命（作品）共生，用自己的精气（经验、智慧）与血养（知识、方法）去滋润，让胎儿长骨（结构）、长肉（内容）、长皮肤（形式），一直到诞生，在人世间（舞台上）好好活著，持续成长。期间，还必须经历分娩的阵痛、产道的撕裂等等。

谈「性」，是为了探讨「自我」

林奕华曾说，他的戏是有主题的，而且近几年愈来愈明确，那个主题，就是「自我」。所以，他谈「性」，谈「欲望」，谈「爱」，谈「恨」，这一切，都是在「自我」这个「母题」下的「子题」。

其实，「性」是探讨华人「自我认知」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然而，身为中文人的我，在无数的书籍与论文中看见的都只是用几个标签——「父权主义」、「封建社会」草草带过。试问，这是否才是真正的「反射动作」？而这样的「反射动作」，才是引起林奕华「反射思考」，并且要「反照」的。

仔细思考，在华人自我确认的过程中，有多少人在问：「为什么我要是个男人？」又或者是「为什么我要是个女人？」又或者「我要是个男人就好了？」或者「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单单「性别」这个在「性」底下的子题，就已经造成多少人在成长中的困惑、不解。至今，已经解决了吗？如果这些议题至今仍成为现代人诸多烦恼的「病灶」，那林奕华的关怀，他的「反射思考」，岂不必然、必须且必要？

举一个林奕华的作品为例，我对二○一四年黄咏诗编剧，林奕华导演的《恨嫁家族》 中，「大姊与众人和好」这一段情节是这样分析的：

现代女性「嫁」给命运的结果与传统女性不同：传统女性是被「父权文化」统治，进而接受成为强化父权文化结构的一分子；而现代女性，则是采取另外一种极端，也就是与父权文化「开战」，且我们也看到，开战的结果已经赢得许多过去被剥夺、掠去的失土。

但是，「统治」与「征服」难道就是探讨「性权」的单行道？这是否造成无论在讨论「父权」还是「女权」都还是用一种很「阳性」的思维，且是用「阳性」的手段来获得权力？那我们是否至今依旧没有跳出所谓「父权文化」中摧毁「阴性」思维的窠臼？

所以，黄咏诗在《恨嫁家族》的最后一段，写及大姊的「道歉」与「和解」带来的「主动权」，究竟有什么意义？

让女性「出走」的驱力，是爱还是恨？

一八七九年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创作的《玩偶之家》堪称首部「女性主义」作品。故事的最后，女主角娜拉离开了家，以关上门作结，宣告女性不再是家庭的「附属品」，不再是男人的「所有物」。从此，「出走」变成一种宣示主权的动作。

时隔近一百五十年，女性今时今日的处境，与当时有了很大的改变，似乎从家庭「出走」进入到足以与男性「对峙」（在经济自主与性自主观念深植之后），甚至「盘据」家庭，成为主控者。近年来，更不时可以听见「驱逐」男性的例子（但仍是特例）。

然而，这条路究竟会走向何方？在背后的驱力，是「爱」自己的「爱」？还是「恨」他人的「恨」？是在男性的「影响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下的极端对抗？还是真的能够另寻出路？

《恨嫁家族》叙述一个母亲，因为丈夫的抛弃而陷入疯狂，在衣食无缺的情况下，四个小孩在一间大宅子里长大。长大后，除三妹仍住在大宅子，其他姊妹各分东西。个性刚毅、独立的大姊，成为一间跨国企业的负责人，突然宣布要结婚了，所以将大家都招回大宅子中，准备举办婚礼。但是，就在筹备的过程中，观众可以像剥洋葱似地发现，从父亲抛妻弃女开始遗留下的「恨」，随著母亲疯狂的血液，似乎流进了每一个女儿的身上。

大姊对于初恋的「痛」，勾引者的「瘾」，新郎的「怕」，以及每一个家人的「怨」，都可以溯源至那个「缺席」的父亲身上，「痛」、「瘾」、「怕」、「怨」的这些情绪甚至弥漫在整个大宅子中，传染在每一个人身上。因为父亲的离去与母亲的疯狂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但是，它又是那样地令人难以接受，所以，内在的矛盾导致每一个人都选择了一种方式，来回应这个事实。但是，却没有人选择用「和解」，来停止这已经遗传了两代（或者是华人数千年以来）的「创伤」。

所以，整出戏的进展，有一条明线，就是四姊妹因为各个事件发现他们「自恨」的状态愈来愈严重，但是，愈发现「恨」，他们往往就愈「恨」，一直到大姊从四妹的崩溃行为中理解，这一切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而此时，林奕华用一种「悬想示现」的手法，让台上除了大姊的每一个人，都呈现一种充斥「欲望」却又「扭曲」的姿态摆定，而大姊穿梭在他们中间，仿佛所有人都只是美术馆里的一座肖像，没有人与她交流。但，也正因她不需要再面对任何人的眼光或是反应，所以，她首次可以将自己的肺腑之言，甚至是她刚毅外表下隐藏、压抑已久的「脆弱」，透过「脆弱」、「阴性」的方式，而不是「坚强」、「阳性」的方式，表达出来。

放下「阳性」思维  为「阴性」找回自信

而当她愈道歉，灯光开始转变，所有人也逐渐开始流动。仿佛那些藏在欲望底下的扭曲、伤害，开始软化、消融，一块像是千年不化的冰，在道歉的过程中，融出很多很多如水的情感。最后，他进到了疯狂母亲的房里，她从母亲的告白中，明白自己的坚强是来自于母亲的脆弱，她就是母亲的「不甘」的那颗「心」。于是，她看见了母亲「脆弱」的「弱」，也看见母亲「装疯」的「武装」，她便明白，原来人是可以不单用「武装」面对世界的。所以，从那刻开始，她才真正有机会，用「心」来体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在我看来，大姊的「道歉」与「和解」，就是选择一种非「统治」／「征服」的方式，主动地与父权文化和那些在父权社会下缺席逃避的男性「和解」。以及与自己和父权文化开战之后，变得比男人更阳刚时所伤害的女性（在此指的是身为女性的「自我」，以及身边男性的内在「阴性」，又称「阿尼玛」（anima）「道歉」。也就是认清过去所遭受的迫害并非只是个人意愿的选择，而是出自根植在文化中的「原罪」，一种在哲学与意识上始终没有突破的限制。

现今，当我们已经看见思维的改变与进步的可能与曙光，是否能做出一个选择，主动地放弃「复制父权」，让阴性的特质充满「自信」的展现，不是迫于无奈，也不是因为崇尚男性，好似必须找个依靠的传统观念；不是转身出走，而是转身独立，信任未来的未来，在主动选择与自信当下的前提中？

是以，讨论女性与男性，不能仅仅只讨论权力的「得」与「失」，因为一旦陷入讨论「得与失」、「输与赢」的「现象」（结果）的争议之中，那就又回到了「阳性」的思维之中，因而一再地失去了探讨两性和谐、互补以及相互依存的平台。这仿佛是在一条思辨的长廊上来回奔跑，尝试选择开启两端不同的门（沉默与斗争），却老通往同一个错误点（归并于父权），却不断错过中间的一扇门，那扇真正通往「下一站」的通道。

在时间的放大镜下  男人女人皆苦难

透过《恨嫁家族》中「反射思考」出的「当代女性的出路」，而它「反照」的是「当代女性的困境」。在探讨这样的「性」议题时，要讨论、反思、检视的，是权力形成的「过程」、「手段」、「方法」以及其为「主动」还是「被动」的状态。而林奕华之所以能够将议题用一个情节、多个层面的「反射」且「反照」出去，是因为他对于「时间」的敏锐。

我们现在在讨论「父权」的时候，太多直觉式地以今非古，太多的「后设」，其荒谬的程度，大概就像是用今天的「民主」去衡量中国汉代为何要施行「集权」、「极权」统治一样。但如果如此武断地去评论，而缺乏了「时间」所乘载的「空间」中每一件事情（地理、人文、信仰、习俗、社会、文学）的「脉络」，我们便忘了文化是一种集体的「共构」。绝非有单一一个「男人」（父权代表）出来大声疾呼，就把一群男人全部变成「男性沙文主义者」；反之，当有一群人都抱持著男性思维（统治、征服、卓越、竞争），中间若有人拿取了「话语权」与「诠释权」，就很有可能将男性思维加速扩张，而逐渐形成一种文化。

所以，这因果的先后问题必须厘清的，我们在讨论时往往太过简化，而林奕华却对这些「脉络」有其敏锐，这样的敏锐，来自于他对既定的思维与道理具有相当程度的反抗，因为他知道现状本身就具有非常多的问题，如此建构现状的思维与道理，又怎能不质疑？

「女人」在历史甚至现在，除了「受害者」以外还有什么角色？其实，受害者与加害者的二分法本来就是错误的，因为性别的压抑与解放，绝对不是一个人拿一把刀捅进另一个人的身体取其性命那么简单。

我先前说文化是「共构」而成的，而非「共犯」，就是因为如果去掉以今非古的「后设」，将时间放回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将会相对客观的理解，男性与女性在华人文化下所承受的净是苦难。因为，这个文化并非赋予我们「顺性」与「认（知）性」的机会，于是，我们才会产生既「逆性」也「任（由）性」的种种矛盾与冲突。

但是，今天当我们一谈到女性要与过去缺席的男性「和解」，就好像触动一个大地雷一样，随之而起的是「我为什么要认输」、「为什么不是他先道歉」，一阵挞伐，往往下一句还没说完，就已经炸得人面目全非支离破碎。因为这句话如果是从一个「男性」的角度来述说，就非常「政治」。因为若是男性这个在历史上「看起来」的「既得利益者」来提出由女性「道歉」与「和解」，便是在「脱罪」与「合理化」自己过往的遗弃与缺席。

她的道歉  是把可能解开两性冲突的钥匙

然而，我认为《恨嫁家族》这出戏之所以能借俗套反俗套（有许多人称这出戏充满「肥皂剧」〔soap opera〕的影子）的地方在于，它并非让一个很女性的女性来跟男性道歉与和解，也不是让一个很男性的男性来跟女性道歉与和解，而是让一个「很男性的女性」来跟每一个人内在应该被呵护却被扭曲的「女性」道歉与和解。

这个恨嫁又得嫁的大姊，这个发明了比钻石还要坚硬的物质且硬心硬肠的大姊，这个把男人自古以来的铠甲与面具统统驮在身上且仍想维持女性形象面具的大姊，企图用自己的存在，来弥补整个家庭缺席男性的大姊，既是「他」也是「她」的大姊，「主动」进行「和解」与「道歉」。这便是我看见这出戏堪称突破与前卫之处，因为，它展现了当今性别议题难以处理之处，就是用阴性思维中的「接纳」与「宽宥」，带出一种温柔的「刚毅」，让僵持不下的两性战争，以及所引起的家族破碎，有了修复与前进的可能。

因为，这是一把可能解开两性冲突的钥匙。

不是谁低头让步的问题，而是「谁要往前走」的问题。因为，当两性对峙时，哪怕谁称王胜利，都是没有前进的，最多能做到的就是「盘据」，然后被动的防守，等著下一次的「袭击」。至始至终，一步也没跨出去。

这是我从《恨嫁家族》中看到林奕华所讨论的「性」，是他对现代女性处境关怀的一种「反射思考」，而这样的一出戏所引起的「反照」，究竟照见了多少台下观众的处境？我不知道，但我由衷期许能够愈来愈多。

所以，对我而言，「符号化」与「标签化」这种贪求方便的「反射动作」，在林奕华的创作中正是他极力对抗的。相反地，他往往是透过大众容易「符号化」与「标签化」的形象（角色）进行「深化」与「反讽」，以达到「反射」的作用，就像谈一个「像男性的女性」是现代的符号（时代女性、女强人、女汉子），但是，反射思考这种女性的处境和未来，就是把现代企求的符号进行颠覆，进而产生「反照」，还以这样的「符号」当作「目标」的人，一次重新反思的机会。

这个过程确实是充满动态的，或许我们也称作是一种「反射动作」吧，但定义，已经截然不同了。

（摘自徐砚美《Who's Afraid of 林奕华》一书，

预计2015年12月由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国家两厅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