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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芯宜(中坐者)与海笔子成员一同吃饭。(陈艺堂 摄 海笔子TENT 16-18 提供)
专题

十二年光阴,只为解决人生的疑惑

陈芯宜与纪录片《大帐篷—想像力的避难所》

拍摄过剧情片《我叫阿铭啦》、无垢舞蹈剧场纪录片《行者》的电影导演陈芯宜,近期推出了新作《大帐篷—想像力的避难所》,这次的纪录主角是以演出帐篷剧为主的海笔子剧团。拍摄了十多年,陈芯宜从拍摄者,变成跟团队一起搭台拆台、吃大锅野炊的成员,当初为解除内在疑问而拿起摄影机的她,认为电影只是中点并非完结,如同革命或抗争永无止境,只能不断探问哪里可以改进,为何难以前进。

拍摄过剧情片《我叫阿铭啦》、无垢舞蹈剧场纪录片《行者》的电影导演陈芯宜,近期推出了新作《大帐篷—想像力的避难所》,这次的纪录主角是以演出帐篷剧为主的海笔子剧团。拍摄了十多年,陈芯宜从拍摄者,变成跟团队一起搭台拆台、吃大锅野炊的成员,当初为解除内在疑问而拿起摄影机的她,认为电影只是中点并非完结,如同革命或抗争永无止境,只能不断探问哪里可以改进,为何难以前进。

自二○○四起至二○一六年,导演陈芯宜将镜头对准樱井大造、帐篷剧及海笔子剧团。起初只为解除心中对艺术与人生的疑扰,逐渐和成员熟识后,更多时间,她放下摄影机,转而协助舞台美术、影像等事务,将导演位置往后挪。这段期间,她虽然也制作了以无垢舞蹈剧场为对象的《行者》,但始终没有离开帐篷,十多年来累积上千小时的影像素材,终在今年推出以帐篷剧为主题的纪录片《大帐篷—想像力的避难所》。

为何是我而非别人受访?能否松动访与被访者的关系?访谈时陈芯宜不断提起类似的反思,她害怕纪录片某种盖棺论定的主观书写——不愿观众只看这片就对帐篷盖棺论定,「我不想定义说纪录片一定是怎样,通常我拍纪录片,面对不同团体或人有不同做法,介入或记录,终归是拍摄伦理的问题。」陈芯宜说,「有时因补助或资源限制必须拿刀快切、导演至上地切下什么就说这是『什么』,这是不得不的做法,但不是我的方法——《大帐篷》并非如此。」

为了消解个人对生命的质疑,摄影机只是陈芯宜找答案的工具之一,纪录片的上映,更大意义也是给海笔子及成员的踏阶,让大家能登高回看过往,哪里遗失、哪里不足,看看曾走过的路。她将经济及时间成本的硬需求搁置一旁,即使如今影片已公播数次,她仍费时修改,太多素材还在电脑尚未汇整,还在想这些素材之于观众意义何在,「当然可以用其他方式剪接、变得更作者挂帅一些,身为创作者难免有欲望;但这次我尽量把自己搁在后面,因为无论我或海笔子都必须踩著这部片往前。」

陈芯宜接著说:「无垢或林丽珍老师就像一座山,我可以Highlight山里有哪些风景,可以去指认我看到哪些细节,无论我怎么说,山始终在那,艺术成就始终在那;海笔子则是一直变动的状态,这部片要谈的范围更复杂也更广泛。」一部影片从拍摄、后制到上映,参加影展、公开播放然后下片,究竟价值何在?「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规划全台十几场巡回播放和主题式座谈,完全不是影片惯用的发行思考模式,先去影展或上院线之类的。即使满座触及的也不过千人,但这就是帐篷给我的,这部片必须以帐篷的方式推出,实践『不要被规则与习惯绑住/去创造一个可以对话的场域』这件事。」

在漫长时间轴上寻找变与不变

大学时玩乐团的陈芯宜,曾帮戏剧社做配乐,透过剧场友人介绍参加了吴文翠举办的一系列工作坊,被当时工作坊里秦Kanoko「既丑又充满力量」的舞踏表演所打动;一九九九年,陈芯宜首次观赏的帐篷剧是樱井大造和野战之月来台演出《出核害记》,当时尚未整治的二重疏洪道满地泥泞,天气、环境皆差,「戏的最后把帐篷帆布掀开,从帐篷内看出去是真实的城市街景,瞬间虚实交换难以分辨,是一辈子难忘的震撼画面。」之后,她推出以游民为题的首部剧情片《我叫阿铭啦》,得了奖却陷入压力深渊,「当时是台湾电影谷底时期,我陷入严重的自我质疑,得了忧郁症。○四年某天醒来发现手上多了烟疤,但前一晚发生什么我完全失忆,当下觉得这样不行,开始想:什么是我有感觉的?」她想起跳舞踏的秦Kanoko,决心从她开始记录、也因此踏进了帐篷,将镜头转向聚焦樱井大造与帐篷剧,希望能将自己从内在质疑的困境拉出来。

拍摄记录,时间久了,拍摄与被摄者关系也会转变,镜头从舞台到后头再到剧场之外,更像是温暖陪伴而非冷眼旁观,「我没办法拍摄几个月就盖棺论定,我得不断相处,在漫长的时间轴上检验、寻找变与不变的东西。」她一边拍摄一边参与帐篷成员的聚会,直到○七年北京演出,她发现其实就影像来说画面已经完成,「比如不断重复搭拆帐篷的过程其实大同小异,大家整天生活在一起已经拍下足够的影像素材,但我内在困境还没结束。」北京演出场地朝阳文化馆一带是打工族从边陲居所到都心工地的中继站,演出时许多民工在篷外旁观,口耳相传告知旁人里面在演什么,「我发现帐篷剧也包含了帐篷外的人,那帐篷到底给谁看、又要怎么表现?我开始思索这些基本问题,也逐渐从拍摄者位移到成员角度。」

○九年几位帐篷剧成员另组「流民寨」独立制作《无路可退》演出,当时制作的核心为六名演员,陈芯宜强烈感受六人撑起帐篷的力量,也更常将摄影机搁置、实际下去帮忙,「这也是后来片子主要聚焦这六人的原因。影像作品终须观众可以依循的座标,让无论看过或没看过帐篷剧的人都能有所依据;而许雅红与朱正明两位成员的私生活跟帐篷都有极大呼应,也藉著他们的现身,去讲帐篷如何改变一个人。」

隔年,陈芯宜决心实验没有摄影机的自己能做什么,「那几年抗争运动此起彼落,到了现场发现摄影机比人还多,我的影像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当影像泛滥之后我拿摄影机要做什么?」她给自己一道难题,「想拿摄影机的时候,不要拿。」始终喜欢动手美工的她在帐篷开始发挥所长,甚至时常因舞台美术进度而放弃记录拍摄,「当我是美术,脑子想的都是美术进度,根本没想要拿摄影机;隔几天拿起摄影机要拍时,脑袋转换后会明确意识到前几天少拍了什么素材,没办法,错过就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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