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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劇院外觀(Le Phénix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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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行製作」產生的劇場政治力

專訪鳳凰劇院總監侯馬瑞克.杜勒葉

鳳凰劇院去年底與國家兩廳院簽訂了為期四年(2018-2022)的「開動計畫」(Kaidong Project),兩場館將進行節目交換、共同製作及駐館藝術家駐村創作與發表等交流,雙方以「陪伴並支持年輕藝術家發展其最具開創性的藝術計畫」為理念,共同發展台法國際交流共構平台,為近年台灣國際連結案例中一大創舉。藉此機會,本刊特地專訪鳳凰劇院的杜勒葉總監,請他一談其劇場理念與連結民眾的經驗,及對青年藝術家的培育。

鳳凰劇院去年底與國家兩廳院簽訂了為期四年(2018-2022)的「開動計畫」(Kaidong Project),兩場館將進行節目交換、共同製作及駐館藝術家駐村創作與發表等交流,雙方以「陪伴並支持年輕藝術家發展其最具開創性的藝術計畫」為理念,共同發展台法國際交流共構平台,為近年台灣國際連結案例中一大創舉。藉此機會,本刊特地專訪鳳凰劇院的杜勒葉總監,請他一談其劇場理念與連結民眾的經驗,及對青年藝術家的培育。

隸屬於「國家舞台」(Scène nationale)(註1)網絡的鳳凰劇院(Le Phénix)位於法國北部城市瓦朗榭納(Valenciennes)。直到廿世紀初前,這個工業城市一直是法國的文化重鎮,並具有「北方雅典」(Athènes du Nord)之美名。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它才因煤礦枯竭而逐漸沒落。一九九○年代末期,市政府決定以文化產業作為振興地方經濟的關鍵,並在一九九八年成立了鳳凰劇院。自二○○九年由杜勒葉(Romaric Daurier)擔任總監以來,鳳凰劇院不但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前衛作品,也積極培育別出心裁的青年藝術家。二○一六年,鳳凰劇院被文化部遴選為「歐洲創作基地」(Pôle Européen de Création)(註2),負責推動當代表演藝術的研究、製作、發行與傳播。與鳳凰劇院結盟的藝術家都是深受歐洲劇壇矚目的青年創作者,例如以長達十二小時的劇場文學史詩《2666》風靡二○一六年亞維儂藝術節的戈瑟蘭(Julien Gosselin),以及曾兩度入圍莫里哀獎最佳公立劇院演出的「友善製作」(Amicale de Production)。

Q:「國家舞台」網絡已完成「劇場去中心」(décentralisation théâtrale)的任務。對您來說,它在法國的當代環境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A「國家舞台」是崇高的典範,值得再三討論。它最初的任務是要讓「讓每個人都能接觸到展現人性的偉大作品」,如馬勒侯(André Malraux)(註3)所言。但當代的環境已大不相同,所以「國家舞台」的任務每年都得重新調整。它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提供民眾與藝術家交流的機會,但我認為大家都忽略了第三個關鍵性的角色——評論者(critique)。我所說的「評論」其實採用了它希臘字源Κριτικός的意義:「讓人有鑑別的能力」。劇院不能只是呈現作品,它還要建構出一個讓人判斷與思考的空間。無論是劇院的藝術總監、策展人、推廣團隊還是行政人員,所有協助藝術家創作的幕後推手都要像鏡子一樣,反映出作品的價值。一般來說,如果觀眾能夠隨著劇院的藝術方針培養自己看戲的習慣和鑑賞的品味,必須花上四年的時間。對我而言,讓民眾與藝術家一起成長,共同經營一段長遠的旅程,這就是今日「國家舞台」該負起的責任。

隨著科技進步,社會愈來愈往「橫向發展」(horizontal)。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美學價值與實用價值之間的平衡。這是出自於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註4)的論述:當非洲面具擺在博物館的櫥窗中,它具有一種美學價值;但它出現在部落儀式中,這幅面具就展現出一種直接的實用價值。我認為劇場不能只有美學價值,它必須展現出實用的意義。劇場本身就具有一種原始的儀式性,讓民眾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感官效果或思考過程。即便是今日的3D電影或沉浸式裝置,它們都不像劇場一樣,能夠營造出這種生動的體驗。

Q:您認為當代劇場的政治功能為何?

A我認為劇場提供了不同於現世的時間性。當代人面臨的關鍵問題就是時間。科技發展下,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動腦。只要放下手機卅秒,我們就會害怕錯過什麼而深感焦慮。除了劇場,現在很少有空間可以讓我們脫離這種擾亂人心的時間性。在劇場,我們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去改變自己的觀感,好好地享受文學之美、思考或浸淫在一場美感體驗之中,讓我們重新獲得感動。近年來,有許多導演都把小說搬上舞台。這也可能是因為在看戲的過程中,觀眾可以重新找回閱讀的感受:沉浸在小說的世界和自己的思想之中,完全與世隔絕。劇場重新帶給人一種思想的體驗。它用特殊的時間性抵擋現代環境的緊迫壓力、反對世界快速變遷,充分顯現出一種當代需要的政治抗爭力。

Q:從二○○九年擔任鳳凰劇院總監開始,您實行了哪些措施去鞏固民眾與藝術之間的聯結?

A從一九九九年起,我在貝爾芙(Belfort)擔任當代藝術中心的策展人時,就在思考如何活絡民眾與藝術之間的關係。九○年代末期,受到美學評論家柏西歐(Nicolas Bourriaud)的影響,視覺藝術界中掀起了一股探討「關係美學」(Esthétique relationnelle)(註5)的風潮。在他的著作中,柏西歐重新定義觀眾的位置。他們不只是在生產鏈尾端、形象模糊的消費者,而是影響藝術創作前後過程的關鍵角色。某些藝術家把觀眾的存在融入創作過程,完全不同於閉門造車、只靠作品與外溝通的浪漫派藝術家。「關係美學」是一種藝術策略,讓作品介入公共空間、影響社會和經濟的運作、改變了人的日常行為。受到這種經驗的啟發,我擔任鳳凰劇院總監後,就開始推動「不定點工作坊」(ateliers nomads)。每年,我們會邀請民眾觀摩六至八齣演出的幕後製作,使他們了解舞台實務。地方民眾會在舞台上與導演會晤,共同參與創作的每個流程。從我上任後,受邀的藝術家包含朗貝爾(Pascal Rambert)、里博(Maria La Ribot)、卡士鐵路奇(Romeo Castellucci)、造型藝術家、當代音樂的作曲家等。自○九年起,約有三千名地方民眾參與過這個工作坊。儘管一個劇院有非常好的節目,但某些民眾仍覺得自己沒有鑑賞作品的能力。為了要推廣表演藝術,劇院必須提供給民眾充滿感官效果的體驗,建立他們的信心,並讓他們了解劇場是具現身體、聲音和存在力量的藝術,與影視截然不同。因此,要使他們接觸到當代創作,最重要的就是實務。為此,我們也會在演出前安排「觀眾暖身」(échauffements de spectateurs)。開演前一小時,觀眾可以身穿便服來劇院參加工作坊。藝術家會在卅分鐘內向他們介紹自己的工作方法。這完全會改變觀眾之後欣賞演出的觀感。我理想中的劇院其實就像健身房一樣。來到劇院之後,觀眾可以先跟藝術家做卅分鐘的暖身運動,之後再去欣賞演出。我認為來劇場看演出可以是一種「自我紀律」(discipline de soi),如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註6)所言。如同瑜珈、冥想一樣,它們的目的都是為了使人活躍起來。我認為每一個文化機構都應該用劇場實務激起觀眾投入藝術創作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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