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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宜瑾《春泥》(陳堯 攝 壞鞋子舞蹈劇場 提供)
特別企畫 Feature 2016表演藝術回顧/現象觀察 打破「美」的框架 尋索如何成為「人」

現象8:邀請素人跳舞,編舞家在想什麼?

美國六○年代的後現代舞蹈家,曾推動業餘者跳舞,藉此提出對於舞蹈走向形式僵化與機制的質疑;而這兩年推出素人跳舞作品的台灣編舞家——林素蓮、劉冠詳與林宜瑾,又是在怎樣的思考下進行這樣的創作?出身科班的他們,他們的叩問指向「台灣專業舞者的反思」:何以專業舞蹈訓練出來的舞者們,會忘了為何而動?會難有人性的展現?以及難以反映台灣在地性的動?

美國六○年代的後現代舞蹈家,曾推動業餘者跳舞,藉此提出對於舞蹈走向形式僵化與機制的質疑;而這兩年推出素人跳舞作品的台灣編舞家——林素蓮、劉冠詳與林宜瑾,又是在怎樣的思考下進行這樣的創作?出身科班的他們,他們的叩問指向「台灣專業舞者的反思」:何以專業舞蹈訓練出來的舞者們,會忘了為何而動?會難有人性的展現?以及難以反映台灣在地性的動?

「素人」成為幾個台灣年輕一代編舞家作品中關注的對象,不過是這兩年的事。將焦點集中在廿一世紀初台灣編舞家前,讓我們先將眼光稍稍放遠到廿世紀六○年代的後現代舞蹈家,其實業餘者早已是當時舞蹈家合作或共同實踐的對象。伊凡.瑞娜(Yvonne Rainer)的Trio A,同一套動作在不同時空下分別給不同背景的人執行,挑戰舞蹈界線,跳舞不只屬於專業舞者。又,史提夫.派克斯頓(Steve Paxton)當初創發接觸即興也強調人人都可跳舞,他隱居後也幾乎都與身心障礙者接觸即興,也就是以個人身體(無論專業與否)作為依歸。無論是Trio A或接觸即興的身體實踐,該時期的藝術家,皆有一股撼動舞蹈專業化、精緻化與階層化的衝勁,也就是對於舞蹈走向形式僵化與機制的質疑。

找素人跳舞背後的扣問

回頭來到當代台灣,曾推出與「素人」合作的三位年輕編舞家:林素蓮首先在「下一個編舞計畫」的《邊緣人物》中,與非專業的素人合作,從素人身上找尋邊緣的故事,二○一五年的臺北藝穗節,她持續「邊緣人物計畫」創作《業餘人生》。同年底,劉冠詳延續他在中央大學與素人合作的經驗,《野外》中持續探索在素人身上發現的驚訝,強調「根本就沒有所謂的素人,只有忘記怎麼動的人」。二○一六年的新點子舞展,林素蓮帶著她對「邊緣人物計畫」的好奇,再次與素人合作《福吉三街》,提到「舞者的動作執行完美與否,彷彿有著另外一個對立面是人性展現的缺席。」「一步步與素人表演者的合作,到賦予其舞蹈課程訓練的動作觀察,並在最後將觀察與實驗重新運用回專業舞者身上,使其不成為執行動作的機器,激發出更多舞者人性上的展現。」同年九月,以找尋台灣人身體為創作核心的林宜瑾,提出「在地舞蹈劇場雙計畫」(註),計畫之一即是將觸角伸向素人,徵選了九位卅五歲以上的男女演出《春泥》。

三位年輕創作者雖也以素人作為方法,叩問舞者專業化,卻有著不太一樣的企圖,甚至極有可能與美國六○年代後現代舞蹈家相反。無妨,有趣的還在於這背後反映了什麼?

相較於後現代舞蹈家非舞蹈訓練體制出身,來自視覺與體育背景,欲撼動當時美國現代舞已進入穩定機制與形式化的狀態,林素蓮、林宜瑾與劉冠詳均為舞蹈科班出身,一路專業訓練上來,他們的叩問指向「台灣專業舞者的反思」。何以專業舞蹈訓練出來的舞者們,會忘了為何而動?會難有人性的展現?以及難以反映台灣在地性的動?也就是說,專業舞者為何難以有滋味、有主體性地跳舞?

從素人身上找到有機的表演美學

但若僅僅是為了回應表演美學上的問題,以「素人」作為方法也許只是過渡階段,作為編舞者的靈感來源。好比林素蓮覺得素人跳舞就是好好看,但為什麼?因為他們不那麼美、不那麼順,他們就是卡卡,卻坦然接受自己的卡。接受自己就是上了年紀,要完整跳一段舞還真不容易(《福吉三街》)。

幾經實驗後,相信編舞家們也多少意識到素人作為方法的過渡性質。所以,林素蓮開始察覺到問題不僅單向地存在於舞者或編舞者,甚至劉冠詳的《野外》雖只意圖探索素人與專業舞者這兩種不同的生物,卻也間接回答了:如果專業舞者如簡晶瀅能夠以如此怪異又驚人的身體感強烈存在著,撼動觀者,那麼何須以素人作為方法,辯證只有忘了怎麼動的人?於是可以說,不同於六○年代後現代舞蹈家企圖翻攪僵化的形式與機制,三位台灣當代的年輕舞蹈家,叩問專業化,背後更重要的還在於建立另一套「有機的」表演美學與身體訓練方法作為創作基底。

相較於林素蓮以素人作為方法傾向於表演美學上的探索,以及劉冠詳並置兩種極端素材(素人與專業舞者)作為創作方法上的練習,林宜瑾則稍有不同。

雖也以素人作為方法,也像高中很乖、認真學舞的林素蓮一樣,在專業舞蹈訓練養成中,曾對於鏡中理想肢體的追求感到遲疑或焦慮。不過,林宜瑾似乎更意識到,台灣舞者在接收各種身體訓練過程中的「打架」。於是,緊扣從二○一四年《泥土的故事》即開始強調的「台灣人身體」,她帶著作品全台跑透透,只不過,她這次觀察的其實是在地觀眾對於作品的反應與表情,似乎有一種壓抑的情感。而《春泥》也是她透過與素人工作,接收非專業舞者在感受與表達上的幽微,可以說是她為台灣人身體持續進行的一份觀察紀錄。

「舞者」如何成為「人」

無論素人作為方法是否為表演美學探索上過渡階段的選擇,我想,編舞家們在創作策略上共同的趨向,其背後所反映的命題,也就是「台灣舞者的教育與訓練體制」,當然與台灣社會某些集體價值有牢不可破的關係,不過那又是更大的一題了。

若將焦點集中舞者教育體制(先不論民間舞蹈教育機構),以國小、國中、高中舞蹈班,甚至大學舞蹈系、研究所等,培養舞蹈專業人才的體系而言。一連串的機構,雖有其穩固與建立舞蹈專業領域的良善立意。但或許對於現代舞體系、現代主義、現代化體制,甚至後現代舞蹈概念接收得突然,導致身體形式與技巧直接成為訓練完美舞者的方法,形式背後的發展脈絡,未獲得有效消化。可以看見,以前進為導向是時代的必然。台灣訓練了頂尖的舞者,享譽全球,卻是否未經意這一路是怎麼走來?「一路」,除了是身體養成上的各種權力拉扯與交纏的隱喻,也是對於舞蹈以外的世界如何運轉,舞者以外身分如何可能的隱喻。

於是,回到以「素人作為方法」的初衷,以及對於有機、具存在感與主體性的身體之渴求,也許就不是素不素人的問題,而是,如何成為「人」的問題。

也就是指向了對於舞蹈以外的世界、舞者以外身分的關懷、作為一個「人」如何養成、如何意識自我與世界?舞蹈訓練體系的完備固然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但也隱隱埋伏了專業舞者在成為人以前,已經是「舞者」的限制。於是,無論以素人或像布拉以生活作為方法,其實都指向如何成為一個「人」,或者專業訓練與身分之外的各種可能,即便那只是滋潤在舞台上存在的一秒都好。

註:雙計畫之另一計畫為《看見看不見的—依地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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