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守著傳統的劇場觀看關係，到了第八、九場戲，當演員直陳與自身生活經驗相關的情節時，《美》劇便已脫離不了陷入「自我」矛盾——在戲劇敘事中直陳現實自我的虛無和無力，而《美》便走在成立不成立的界限之間；我們被如此提醒著這些演員的真實，便對照出方才所見的一切，是在多嚴謹而獨裁的體制下呈現執行；巧的是，本劇批判的不也是某種一面倒的箝制或權力？
再拒劇團《美國夢工廠》
5/21～30 台北 牯嶺街小劇場
無論從社會、政治、經濟或文化批判等各種角度來評析《美國夢工廠》，論者當能從中獲得豐富多重的反應、衍伸與回饋。換成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語言來講，《美》劇的創作意圖，幾乎等同「弒父」；每一段落旁徵博引的偶像象徵與文化符號，明白顯示創作者對所謂「敵人」的了解，甚至曾有過的「執戀」。「弒父」動作背後潛現的覺醒意志與情感，著實令人動容；然而，劇場表現本是《美》劇美學表達的語言和工具，若從劇場為主體的角度來評價，《美》劇卻暴露了孱弱與不成熟。
後設批判味濃 「第四面牆」卻嫌老套
我不願藉由政經階級、文化批判或世代差異的說法來為《美》劇的創作喝采──坦白說，從我這個中產階級的位置來看，這樣的喝采動作，撇不了「詛咒乎別人死」的嫌疑——而寧可選擇較為苛刻的質疑。《美》劇劇作概念批判性強，也具社會與文化意識，（幸好）台灣劇場產業的不發達，反而能讓像《美》劇這樣深具創作理想的製作，得有一席（可貴的）發聲之地。
自九○年代末期至今，台灣劇場不乏許多透過劇場語言傳達後設概念的作品，諸如《莎士比亞簡餐─瘋狂場景》（魏瑛娟編導）和1/2Q劇場《掘夢人》等，或是順由戲劇形式與敘事情節的脈絡，卻直指「主體」（如主角人物和故事情節）的虛無，像是無獨有偶劇團的《最美的時刻》和莎妹劇團《膚色的時光》等。這類所謂「虛無劇場」（Theatre of Void）的出現，似乎很難與百老匯般商業性的產業環境「妥協」；我們很難想像在機關巧思和佈景華麗的視效之後被告知，所見、所感均為虛無，而被迫尋求形而上的、哲學辯證般的救贖。畢竟，產業的發達多少能證明表演藝術存在的娛樂價值，因此，我常尋思，這樣的「虛無」批判對劇場創作而言，相當危險（有可能毫無意義，當然也可能因為觀念對比而有推翻的革命性）──儘管透露著創作者對劇場藝術的深情與執著。
前述文字絮叨的目的，在於凸顯《美》劇概念執行可能可以「逃過」這種虛無的危險；創作者選擇在劇場裡「毀滅」的象徵──劇終之際，一把電吉他從舞台上方「墜毀」──象徵創作者自絕對音樂的熱愛，劇場語言似乎仍然有效。不過劇終時，該劇的投影畫面諧仿好萊塢電影產業的慣例──片尾打出工作人員名單，代之以莫名其妙的火星文，足證全劇畫面、符號或概念的詮釋，相當倚賴觀眾聯想現實的積極性與能力，不在於透過傳統戲劇敘事、情節、形式與創作手法（或說專業性）。若創作者不在意專業的（或說傳統的）戲劇元素，那麼，這齣戲又何須執著以傳統劇場形式表達？這麼堅持要那座「第四面牆」？劇場淪為此劇的媒介工具、觀眾被迫保持被動，對我來說，《美》劇的創作手法，稍嫌老套。
劇本結構龐然 每一場都「重新開始」
可是，《美》劇所展現「大夢初醒」的心情，猶如決志奉獻。
所以，《美》劇選擇了四位實力均等的演員卡司，將劇本龐然的結構企圖，建立在表演意志與執行之上；演員表演的生趣，被「掐死」在導演概念的「祭台」上。全劇近十二場片段，每一段的節奏，幾乎都是從頭開始起拍，前一場費盡堆疊的情節，在燈暗換場後，幾乎無助於下一場的開始。觀眾必須自行尋找聯想座標的對應。
例如，我認為這齣戲的開頭即是結局，而結局也是開始。
開場的「告別式」，註定了這齣戲的「悲觀」意念，而儀式化的戲劇節奏，認命地執行導演「一廂情願」的鋪排與概念，從此營造本劇壓迫性的氛圍。導演駐足於表面的刻板印象，可惜了這一場利用「SM性愛」的呈現；除非觀眾能從這樣的儀式去聯想所謂「美國夢」等背後認知生成的關係。
如果說這齣戲猶如一篇不甚連貫的批判論文（創作者以唱片選曲的概念冠題），但段落之中，也有相當犀利──可惜僅有短刃之鋒──的觀點。例如，第三場等以看似天真無辜的麥當勞叔叔為角色，諧仿（parody）迪士尼卡通的表演，或是翻轉“We are the world”的英文原意，以模仿抓娃娃機的畫面對比；又或是以「借屍還魂」的手法模仿生活裡超商售貨員的用語，鞭打資本主義體制對個人生活的麻醉與催眠。第七場的〈強迫性重複〉多少展現了演員姚淳耀的表演精準，使得這麼一場諷刺認知制約與權力操控的呈現，在幕後呈現（包括音樂與聲音）的搭配下，特別具有言外之意的戲劇性，甚至是一段獨具特色的「丑戲」。
點醒你的夢，未來又能如何？
儘管守著傳統的劇場觀看關係，到了第八、九場戲，當演員直陳與自身生活經驗相關的情節時，《美》劇便已脫離不了陷入「自我」矛盾——在戲劇敘事中直陳現實自我的虛無和無力，而《美》便走在成立不成立的界限之間；我們被如此提醒著這些演員的真實，便對照出方才所見的一切，是在多嚴謹而獨裁的體制下呈現執行；巧的是，本劇批判的不也是某種一面倒的箝制或權力？！這讓《美》劇賴以存在的劇場，變得相當微不足道。當觀眾被喚醒（或說渲染情緒後）從而點頭稱是的那一剎那開始，「劇場」便成了創作者用以對抗敵人的工具，觀眾知道「對抗」，能不能區隔敵我二分的危險？觀眾理解夢的破滅，但如何從此尋找其他實踐自我的機會呢？我不敢低估「劇場」作為政治性工具的危險，但也不會低估「劇場」作為政治性思考的可能。
不做「美國夢」，那麼，未來又該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