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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編舞家侯非胥.謝克特(許斌 攝)
藝號人物 People 以色列編舞家

侯非胥.謝克特 冒險,是拓展藝術的唯一方式

繼二○一二年首度來台演出《政治媽媽》,在歐陸備受矚目的以色列編舞家侯非胥.謝克特應兩廳院之邀,帶著二○一三年的作品SUN踏上台灣舞台。舞作的大量口白還特別以中文呈現,謝克特表示在抽象的舞作中,文字提供一種重力,他也喜歡讓原本幫助理解的文字造成困惑。創作過程中,謝克特持續不斷地嘗試實驗,他說:「你只能繼續試、犯錯、試那些你沒做過的事情……你必須冒險,這是拓展藝術的唯一方式。這對我來說很重要,我很容易無聊。」

繼二○一二年首度來台演出《政治媽媽》,在歐陸備受矚目的以色列編舞家侯非胥.謝克特應兩廳院之邀,帶著二○一三年的作品SUN踏上台灣舞台。舞作的大量口白還特別以中文呈現,謝克特表示在抽象的舞作中,文字提供一種重力,他也喜歡讓原本幫助理解的文字造成困惑。創作過程中,謝克特持續不斷地嘗試實驗,他說:「你只能繼續試、犯錯、試那些你沒做過的事情……你必須冒險,這是拓展藝術的唯一方式。這對我來說很重要,我很容易無聊。」

近年來在歐陸受到矚目、邀約不斷的編舞家侯非胥.謝克特(Hofesh Shechter),繼二○一二年首度率團來台演出《政治媽媽》後,睽違四年又再度訪台,演出二○一三年的作品SUN,藉由狼群與羊群的隱喻,表達對於殖民主義的反思,及既有政治秩序的批判。如此對社會、權力的覺察,也屢屢可在作品中看到。不但作品多產,謝克特也呈現了他的多才多藝——與皇家歌劇院、視覺藝術家一起工作,亦曾擔任布萊頓藝術節的客座藝術總監,如此豐沛的創作能量,也讓人格外好奇。

Q:距離SUN首演已有三年之久,這次演出這個作品有什麼樣的改變呢?

A從首演以來變了很多,這次到台北,我們把當中觀眾聽到的口白改成中文,並且請張建明(團裡的台灣舞者)重新錄音。為了聚焦作品中想要傳達的訊息、能量、和連貫性,它的結構也做了不少改變。即便結構有所更動,作品的核心是不變的。

Q:在作品中,你使用許多口白,不只在SUN,在《野蠻人》Barbarians(2015)中也是如此,你如何蒐集這些文字和錄音?

A在創作的過程中我當然會想很多、寫很多,有時候我覺得讓觀眾感受這些話語在四周漂浮著很有趣。有時這些文字跟舞台上正在發生的事情相互呼應,有時則故意讓讓觀眾聽到的跟看到的不同,讓不同感知造成混淆,腦袋轉不過來。我喜歡這樣,我樂於讓腦袋渾沌,試著去了解什麼是真實?如果我們擾亂感知,就不知道何謂真實。我們之所以會「知道」,是因為思考、說法的方式。我喜歡把文字放在作品中。另外,舞蹈是非常抽象的,文字有時也提供一種重力(gravitating),這都是我喜歡放進文字的原因。不過主要還是看整體的感覺,我喜歡困惑,也喜歡讓原本幫助理解的文字造成困惑。我會寫下這些話,用錄音設備來錄這些音樂與口白。

Q:你的作品中用了許多齊舞(Unison),這樣的選擇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A我的作品中常從社會性的角度出發,社會上的權力與壓迫,尤其當中明顯的族群、從眾……這些是很顯而易見的,齊舞幫助我講故事,傳達身在這強大社會中的感覺。說故事時,這「群體的吸引力」相當重要,與我們如何變成現在這樣有關。尤其人們怎麼會上戰場、相互殺戮……卻也建造美麗的地方和藝術,全都跟我們的社會生活有關。我認為單純地一起動、跳舞是具有力量又動人的,這對我的敘事有幫助。

Q:你也曾跟不少藝術家一同工作,可否談談你跟安東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共同創作《倖存者》Survivor的經驗?

A葛姆雷真的很棒,我很少跟人協作(collaborate),我為不少舞團編過作品,但那並不算協作,因此跟葛姆雷一起做事非常愉快,他很能放手讓我發揮。雖然覺得有點害羞,他真的是一位很厲害的藝術家,能跟他一起做夢、發想是很大的榮幸。最後合作的作品完全超乎我預期,也從中學習很多。通常我不怎麼與人協作,多半時候我是個控制狂。

其實《倖存者》並沒有要講故事的意思,它的發展也不是線型的。它比較像是個關於聲音、動作和燈光的實驗。某程度上來說它很簡單,我覺得我們也打破了既有的藝術形式,它不完全是個舞作、也不盡然是場音樂會,至於它是什麼?我不知道;不過它讓我們可以玩、可以實驗,對我來說,這經驗無價。若不是這樣,我可能只是繼續過我的日子,而能試試別的東西是好的。

Q:你喜歡挑戰界限嗎?

A我很享受它!你知道,我可以繼續做那些我知道自己做得很好的事情,不過我想很快地我就覺得無聊了,我的觀眾也會。我認為繼續實驗、打破界線很重要。這無關對錯,就像人生。當你進入排練室,沒人知道作品最後會很棒,你只能繼續試、犯錯、試那些你沒做過的事情。它可能很讚,也可能很糟糕,你必須冒險,這是拓展藝術的唯一方式。這對我來說很重要,我很容易無聊。

Q:你很容易覺得無聊?

A對我自己,以及很多人。(笑)

Q:那你享受獨處嗎?還是比較喜歡有人陪伴?

A都有。我絕對需要獨處,不然會發瘋。我獨自一人時比較能夠聚精會神,但這樣有時會變得沉重,也會卡住,所以也需要有人來維持生活的步調,所以兩者我都需要。

Q:請聊聊你所參與皇家歌劇院的《奧菲歐與尤莉蒂絲》這個歌劇作品。

A我很享受這計畫,而我身為導演之一能掌握得更多,也與我們舞團的舞者共同參與,尤其很高興能成為這麼大的製作、絕佳設計中的其中一員,為此我們也計畫很久,進了排練室就能馬上全速前進。尤其音樂是我所不熟悉的,這很有意思。這也是我少數的協作之一,很稀奇。儘管個性不同,我與另一位導演John Fulljames的合作很愉快。我實在太愛指揮John Eliot Gardiner了,我必須要說,他是個有話直說、意志堅強的人,跟我很合,一直以來我非常喜愛他的作品。我有很多CD,有天我忽然想:「誰是我最喜歡的音樂家?」結果發現CD中最多的是巴赫,我很驚訝,我有很多搖滾樂,我以為會是它。而當中過半數都是由John Eliot Gardiner指揮的,他對我來說就像神一樣。當我到皇家歌劇院開會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對了,指揮是John Eliot Gardiner。」我心想:「哇!真不敢相信!」廿年前我怎麼會想到自己有一天會跟他合作。

Q:過去一年你相當忙碌,還成立了Hofesh Junior子團計畫,可否談談你對這個計畫的構想?

A我想要成立子團很久了,其實我也是經由這樣的模式開始跳舞,對我而言深具意義,也深知這很重要。多半時候舞者很難直接從學校跨到職業生涯,而子團的目的在於連結這兩者。當舞者從學校畢業,已經準備好加入專業製作,他們需要機會。另一方面是我一直很想再做我之前的學徒計畫,每年收一至兩位,但應徵者總是多出好幾倍,把他們送回叢林去總讓我很難過,因此讓我想成立一個子團。同時,這也為我的舞團培養舞者。因為經常旅行,對我來說愈來愈難遇見年輕人、跟他們工作。而有一個子團能夠有機會讓年輕舞者發展、熟悉我的風格,這對大家來說是個雙贏。雖然在安排上有很多挑戰,需要的經費也很龐大,其實跟成立另一個舞團沒兩樣;子團後來還到歐洲巡演、在歌劇中演出。如果條件允許,我希望二○一九年可以再做一次,使它延續下去。

Q:有些寫作者會有寫不出來的撞牆期,身為編舞家,你有過類似的情況嗎?

A某些時刻……有的。並非總是有進了排練室,然後作品就發展得非常好的狀況;某些日子我從排練室回家,會想:「喔天哪,我希望明天狀況會更好。」這些都有。我關心的是身體、心靈、精神,有時可能作品數個月都沒什麼特別發展,卻或許在跟舞者連結之後,產生有趣的想法,只是需要堅持下去。我相信堅持,你試得愈多,就會有愈多東西跑出來。一小時、一天、一年……沒有一定,我並不期待自己總是很有創造力,但我認為堅持很重要,它也會讓我抱著希望繼續嘗試。

Q:你的舞團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舞者,身為編舞家,對於可能想加入的舞者,你會有什麼樣的建議?

A我會說重要的是多才多藝、富變化性,必須確保自己不是只會一件事,你也許對某個技巧很擅長,但最終編舞家會很希望你有全面性的發展,為自己、觀眾帶來豐富的經驗。你也許很擅長一件事,也需要會其他的。比如說會演戲、會表達情緒;我認為富變化性是表演者最寶貴的資產。作為編舞家,我相信舞者忠於自我(integrity)很重要,對我來說是這是作品的力量,最終,你看著舞者呈現作品,與其他人、他們的情緒相連結。如果舞者無法對面對自己的情緒,什麼都不會發生。舞者必須知道什麼是真實的,感知什麼是真的,就像好演員必須反映真實、與之連結,對我來說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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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檔案

◎1975年生於以色列的耶路撒冷。12歲起習舞,起初先學以色列民族舞蹈,後入耶路撒冷音樂及舞蹈學院,18歲時入伍服義務兵役,為期3年。在20歲時,侯非胥加入特拉維夫的巴希瓦現代舞團。

◎在特拉維夫時開始接觸鼓樂及打擊樂,之後到巴黎的Agostiny College of Rhythm繼續研習。

◎2002年抵達英國,加入Jasmin Vardimon Company。2004年發表首次編舞作品Fragments便受到矚目,並在2004至2006年擔任倫敦「所在」劇院(The Place)的協同藝術家。

◎因作品廣受好評、邀約不斷,在2008年成立侯非胥.謝克特舞團。

◎2015年,以前所未見的規模推出“#Hofest”,在倫敦四個演出場地、長達四週時間展演一系列謝克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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