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畫(一) Feature | 多元多彩的活力藝景—馬來西亞/概論

囉惹主義與期待跨越的憧憬 馬來西亞表演藝術現況與困境觀察

Rhythm in bronze樂團在2017喬治市藝術節的演出。 (Beh Huai Sheng 攝 喬治市藝術節 提供)
AAA
微博 微信 複製網址

縱使戲劇及其受眾普遍以語言作為分流,但跨族裔的「囉惹」式合作總是以理想形態出現在許多演製的構想當中;這種跨族合作模式容易一不小心就在舞台上被奇觀化。「藝術無疆界」的口號一再被提及,然而並非只單純的以友族的「在場」,或是以「美學無須語言」,就能輕易迴避語言差異而帶來的文化複雜性及其美學政治性。或許在面對語言政治在馬國劇場中的挑戰時,應該要直視差異、面對差異、理解差異……

「囉惹」(Rojak)原為馬來西亞一道配合蝦醬使用的蔬果沙拉,在多種素材及氣味混合之下形成的一種地道小菜。因其「多元混搭」的形態,常被視為多重文化疊合形態具象表徵的代名詞。多年來在馬國的教科書及對外宣導的旅遊廣告等都不外乎強調自己「多元文化和睦共處」,因此「囉惹」一詞不僅象徵著多族和諧,亦有語言混雜使用的意味。然而在這種意識形態的包裝下,不僅僅是簡化了背後蘊含的文化複雜性,更大大影響了地方文化的形構及身分認同的塑造。

文化政策以降的國家文化進程

雖然馬國有著豐富多姿的文化底蘊,但文化展演活動的推廣與發展卻在這片土地上相對弱勢。縱使今天許多惡劣環境的肇因都普遍被歸咎為國族政治操弄的結果,但多年來文化事業的相對貧瘠藏於政策的暗影底下也是不無道理的。

戰後的馬來亞從建國至今,將近六十年來的政治局勢一直處於動盪不安之中,以至於國家的發展重心著眼於經濟體的建立及商務的外交與疏通,政府及人民長期普遍「重商輕文」,人文藝術的發展相對而言如同在夾縫中求生存,藝文活動(如展演、出版等)在尋求補助上更是難上加難。

早在一九五七年馬來亞聯邦成立以前,英殖民政府就已制定了保障馬來人權益的條款。這種權益失衡在爾後的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開始加深鞏固,當時首相敦.拉薩(Tun Razak)在「全國文化大會」的演說中強調多元種族的馬來西亞必須制訂一項「國家文化政策」,以配合實施中的「新經濟政策」與「國家教育政策」。政策要旨中包括國家文化必須以本地土著文化及伊斯蘭教作為文化核心;而其他種族文化中有恰當的成分則可被統整成為國家文化的一部分。到了一九九○年代,時任首相敦.馬哈迪(Tun Dr. Mahathir)雖然以「國家發展政策」取代了馬來人與土著在職務與就業上的優先權,但當年文化政策的幽靈,到今天依然攀附在已然僵化的國家官僚系統與權力結構當中。

語言、地方性與場域

倘若真要劃分馬國戲劇藝術族群,應以語言作為分野,而非膚色或族裔。馬國公民基本上在四大語言源流(華語、馬來語、英語、淡米爾語)的教育體系環境下成長,而個別語言使用者在馬國內的劇場界所占比例亦大為不同。一般主流劇場內的演出節目多以前三種語言構成,甚難望見淡米爾語表演的身影。而擁有表演藝術相關科系的大專院校屈指可數,無論是以何種語言作為教學媒介,都有其面對的困境。然而弔詭的是,知識生產與流動在不同語言源流的劇場生態中都大為迥異。不同語言在各自的文教運作上有著相異的知識體系,故在對戲劇作品題材面向的關注也各有千秋。

國內各個地區亦有不同的劇場氛圍。在檳城、吉隆坡兩地有著相對完善的場館、技術資源及人數較為可觀的觀眾群,也因此在表演藝術的發展上較為蓬勃。但近年來,南馬(如馬六甲、柔佛)、東馬(沙巴)等地亦有當地的劇團開始耕耘在地演出製作及演出空間營運,發展潛力不容忽視。

透過展演空間的地域性分布來看,就可從中看出地方性的人口密集度、教育、經濟向度和市場消費潛力的幾點端倪。國內的演出場館除了供大型展演的國家劇院「文化宮」(Istana Budaya)及雙子星內的國油演奏廳(Dewan Filharmonik Petronas),有著充足技術資源的各大劇場如吉隆坡表演藝術中心(Kuala Lumpur Performing Arts Centre)、白沙羅表演藝術中心(Damansara Performing Arts Centre)、檳城表演藝術中心(Performing Arts Centre  of Penang)等,多年來亦成為國內製作團隊的主要演出舞台。

近年來隨著藝文風起的抬頭,中小型劇場與複合型的替代空間也遞增不少。這種獨立性較高的空間創生,以接待製作預算不高的小型演出團隊為主,實驗性與自主性較高的創作也容易在諸如此類的場域中發生。此外,大專院校的校內劇場或演藝廳也成就了為數不少的演出製作。

多形態的節慶:表演藝術節

大型的國際性藝術節因應著城市形態與觀光效應,各自以自己的行銷策略在城中發酵。藉由藝術節來組織及集力,總是文化帶動與振興地方經濟的要略之一。最具規模的要數檳城喬治市藝術節(Penang Georgetown Festival)、吉隆坡Kakiseni國際藝術節,或是東馬的砂勞越的「雨林世界音樂節」(Rainforest World Music Festival)、沙巴國際民俗藝術節(Sabah International Folklore Festival)等,每年都吸引眾多國內外觀眾共襄盛舉。

各個在地性的新興藝術節也加入社區活化的行列當中。如行之有年的邦咯海島節(Pangkor Island Festival)、吉打稻地節(WARISAN PADI Kedah Festival)等,更為強調在地屬性並關注與社區居民的互動、共生關係。各大劇場也都推出自家的表演藝術節,包括邀請國內外節目或是藝術家進駐,反應不俗。此外,一些獨立藝術組織自立籌措的藝術節雖面向小眾,卻不失為一股清新的中堅力量。

但細心觀察其中會發現大多藝術節的籌辦,製作團隊與潛在觀眾似乎都指向某個特定或單一族群。雖然許多單位早已對語言及文化翻譯問題作出反思,但至今仍未出現一個真正照顧全民的藝術節——而短期內似乎也難以實現。

吉隆坡表演藝術中心夜間外觀。 (Kuala Lumpur Performing Arts Centre 提供)

經濟緊縮與人才匱乏

馬來西亞自從二○一五年四月實施消費稅政策(GST),除了指定的少數項目以外,幾乎都被徵收高達6%的稅率,影響幅度可謂擴及舉國上下。至於對表演藝術生態圈的影響,小至一張票券、大至劇場租金的調漲;在製作成本中的各種支出與開銷更是令人咋舌。

資金不足幾乎是所有表演製作的最大困境。若非公家單位的節目製作,基本上一般演出根本難以向國家文化部申請補助,而只能仰賴私人企業或商家提供贊助或撥款。

政策介入藝術發展總是在所難免;而面對資源的不均分挹注、冗長的國家行政體系等諸多惡劣條件,表演藝術賴於生存的許多軟硬體依然不足。軟體的匱乏當中,令人惋惜的包括劇場技術人才的短缺。當展演空間與節目製作隨著增多,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卻沒有因此而遞進,更遑論技術專業科系與課程的人才培力。分工問題也包括劇場工作者與劇場教育者的比例失調;表演藝術工作者仍然需要身兼多職,有的時候該身分也只是全職工作以外的業餘身分。除了少數的舞團和劇團以外,表演藝術團隊基本上較難實現全職營運。

「跨」了什麼?——族群、語言與類型分野

縱使戲劇及其受眾普遍以語言作為分流,但跨族裔的「囉惹」式合作總是以理想形態出現在許多演製的構想當中;這種跨族合作模式容易一不小心就在舞台上被奇觀化。「藝術無疆界」的口號一再被提及,然而並非只單純的以友族的「在場」,或是以「美學無須語言」,就能輕易迴避語言差異而帶來的文化複雜性及其美學政治性。這樣只不過是以美學的共通與無國籍之名,來簡化或逃避文化、語言的藩籬,及其文化翻譯困境所面對的迫切問題。或許在面對語言政治在馬國劇場中的挑戰時,應該要直視差異、面對差異、理解差異;唯有清楚邊界在哪裡,才有可能去談邊界的消融。

此外,近年來號稱多種表演媒材與類型的僭越策略也逐漸被廣泛採納。音樂、舞蹈、戲劇、視覺藝術等領域在同一個舞台上發生,往往也被高調宣揚,「囉惹主義」再度引申。從中不僅可發現,大家普遍對於「跨越」的行動存在一種想像及憧憬。尚未有足夠能力去談論及建構屬於馬來西亞在表演藝術中的身體性以前,或許就先滯留在類型學的窠臼之中。這樣一來,想進步卻又追不上國際間對於藝術試驗的腳步,想不追求進步卻又無法發展自成系統的表演與身體形態。

已看不回:評論與論述的匱乏

在一場演出結束以後,往往難以得到評論書寫的回響。雖然表演藝術評論散見於報章、網路,但卻沒有一個集中發表平台,連匿名投稿發言機制也沒有。觀眾若欲一抒己見,通常只仰賴個人的社交媒體,而專業評論人通常以平面媒體及網路為主來供稿。評論的能見度之低,讓創作者、製作團隊與觀眾之間的結構內產生的互動和碰撞極少。當然各族群間真實交流不僅有賴於轉譯問題,其中也包括了文獻與資料存檔與譯釋等,都是亟須關注的。

除了評論,任何有關演出的文字記錄、出版物亦然甚少。雖有許多團體整理自家的資料予於印刷成冊,但卻少有學術角度研究的爬梳。這不僅產生了對於文件與檔案流失的焦慮,看著一切發生過的事情卻又逐漸消逝在線性時間碾過的軌跡裡。

國外藝術家、學者或專家的到訪交流,無論是辦工作坊、研討會等,這些東西方理論的進口、所傳授的心法彷彿就只能是對於長期缺乏論述養分的環境進行一次次的「補習」。但無可厚非的是,在具備足夠能力去發展自己的在地論述以前,外部文化的移植只能是短期的解圍方式。論述的拓展與擴延,除了需要長期持續作評論和文字的生產以外,視界的開闊也攸關重要。否則,終究也只能是一盤令人水土不服的蔬果雜匯。

未竟的結語:囉惹不是粥

正如各自獨立的蔬果擁有各自的指稱與食用功效,「囉惹」的核心在於集結多種食材以後所展現出的多層次口感;而並非是一種已攪融為一體的黏糊健康粥。無論是族群合作、表演類型與媒材上,倘若欲表現一種多層次與多元文化交融的面貌,首先要先承認根本不可能出現一種「全民」的同質性理想。愈急於逃離分類、對立問題,愈陷入將自我與他者類型化的困境。

影響馬來西亞表演藝術生態結構的成因環環相扣,並非將全部究責歸因到某個政黨、族群、上層結構或假想敵就能蓋棺定論。然而值得樂觀待之的是,許多在地的表演藝術工作者仍積極發出各種討論及實踐,並且鼓勵新生代踴躍一展拳腳。只要試驗尚在持續,檢視與反省及時提出,就是繼續走在往前踏步的路上。

欲瀏覽更多內容,請購買《PAR表演藝術》 第301期 / 2018年01月號 ,洽詢專線 02-3393-9874。

《PAR表演藝術》雜誌 ▪ 301期 / 2018年0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