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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輕狂的舒曼也曾經歷過一段荒唐無知的青春歲月。(本刊資料室 提供)
大師.經典 Maestro and Master piece

每個藝文青年心中,都藏著一個舒曼

舒曼自己曾說:「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自己並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位詩人(沒有人能變成詩人),命運總有一天會決定。」或許在那個狂飆運動的年代,浪漫有餘卻缺乏鋼鐵意志,才氣縱橫卻缺乏自我紀律的舒曼,是生不逢時的。但以今日的目光來看,那個優柔寡斷,愛好藝術,興趣多樣,同時更才華洋溢的舒曼,活脫是個文藝青年的教科書!

舒曼自己曾說:「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自己並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位詩人(沒有人能變成詩人),命運總有一天會決定。」或許在那個狂飆運動的年代,浪漫有餘卻缺乏鋼鐵意志,才氣縱橫卻缺乏自我紀律的舒曼,是生不逢時的。但以今日的目光來看,那個優柔寡斷,愛好藝術,興趣多樣,同時更才華洋溢的舒曼,活脫是個文藝青年的教科書!

「我的住所,右邊是精神病院,左邊是天主教堂,我不知道一個人是要變成瘋子或是聖徒……」

當一八二九年舒曼(Robert Alexander Schumann)寫下這段文字時,包括寫信的自己以及收信的母親,都不知道彼時弱冠的羅伯,已為他自己四十六年的人生蓋棺論定!

一位生不逢時的詩人

面對舒曼的一生,總是讓人無法準確校定比例尺與座標。不論是書商之子、重量級樂評人、雜誌社長兼總編輯兼總主筆、還是眾所皆知的作曲家與精神病患。更複雜的是,他的身分在交叉評比時,評分表上的分數又是觀之在前忽焉在後:在世時他是個一流的作曲家、二流的鋼琴家與三流的指揮家、還兼一流的鋼琴家之夫;在作曲的分類上他有特A級的鋼琴曲、B~C級之間的交響曲以及,可有可無的歌劇(是的,他創作過歌劇)……。

舒曼自己曾說:「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自己並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位詩人(沒有人能變成詩人),命運總有一天會決定。」今天幾乎沒有人會否認,舒曼是一位音樂詩人。但這樣詩意的生命情懷,除了造就舒曼今日的特殊地位,卻也讓眾人在面對舒曼的作品時,始終無法確立一個最大公約數的定位點。或許在那個狂飆運動的年代,浪漫有餘卻缺乏鋼鐵意志,才氣縱橫卻缺乏自我紀律的舒曼,是生不逢時的。但以今日的目光來看,那個優柔寡斷,愛好藝術,興趣多樣,同時更才華洋溢的舒曼,活脫是個文藝青年的教科書!

那段年少無知的荒唐歲月

文青不輕狂,枉稱到世上。年少輕狂的舒曼也曾經歷過一段荒唐無知的青春歲月。作為一個到萊比錫念法律的大學生,舒曼的大學歲月簡直令人瞠目結舌:終日泡酒吧、雪茄不離手、跟同性的友人搞曖昧、四處觀賞藝文活動並且拜會各類文人、不定期希望出門旅遊(甚至去海德堡遊學)……。不用懷疑這些「康樂經費」的來源,此仁兄阮囊羞澀時,便老實不客氣寫信回家跟老媽要錢。而他那一心希望么兒出人頭地的母親,也總是一再屈服於舒曼的殷切哀求之下。

這些貌似今日文藝青年的種種舉動,其實只是因為他無法面對自己內心深處的矛盾。自小浸淫在文學與音樂環境中的舒曼,進入萊比錫大學唸法律是迫於家庭與經濟的壓力。如果上大學的話,父親過世之後遺留給他龐大的遺產每年還可以多配給他各種零用金。其次,當時萊比錫大學與其他大學一樣提供三種學位:神學、法律與醫學。神學士給窮人唸的,舒曼家境富裕必不考慮;醫學又沒興趣,因此法律似乎是唯一選擇。但是枯燥的法律雖是日後謀生之計,卻與他的生命完全沒有交互作用。舒曼的童年時期,作為書商的父親定期從家中的數千冊藏書中提供孩子課外讀物,而且一直很鼓勵他自小在音樂上展現的創意與才華。因此在十六歲父親過世後,舒曼立定了要當作家的志向,同時養成每天寫日記的習慣。這樣的立志一方面可以視為對身為出版人兼作家的父親,一個克紹箕裘的自我認同,再者由於自己生性害羞,投身文學創作可以轉移自己面對群眾的焦慮。要這樣一個徹頭徹尾的文藝靈魂,妄求安身立命在法律條文中已是緣木求魚。

一個填錯志願的大學生

為何舒曼遲遲不敢跟家裡坦白自己「填錯志願」呢,除了怕一向反對自己成為音樂家的母親傷心之外,最重要更是怕母親萬一惱羞成怒切斷自己的經濟來源!果然舒曼向家中坦白想轉系念音樂之後,母親以淚洗面也只好勉強同意。幸好歷史證明,成全兒子夢想的舒曼夫人,造就了音樂史上最富詩意的作曲家。更耐人尋味的是這樣類似的事件即將再度上演,而且舒曼夫人直到去世前都不會知道,她對么兒的再次溺愛,竟然造就了一個偉大的文青俱樂部,以及一本偉大音樂雜誌的誕生。

話說一八三三年的五、六月間,舒曼就已經暗示母親計畫出版一份音樂刊物(不外乎又是伸手要錢……)。四個月後,舒曼的三哥及與舒曼最談得來的嫂嫂相繼去世。從童年時的大姐自殺、青春期的父親病故、直到現在兄嫂的死訊紛至,加上自己當時也身患瘧疾,死亡的陰影讓舒曼簡直徹底崩潰,不僅沒有回家奔喪,更幾度意圖在半夜從五樓的住家窗戶往下跳樓自殺,還被嚇呆的朋友們逼著搬到一樓。

在同儕友情的支持下,舒曼雖然漸漸好轉,但也選擇了每逢精神狀態瀕臨崩潰時所採取的對策:逃避社交、不履行自我義務、投身於大量的創作領域。他開始積極地將自己以往的詩、小說、戲劇、自傳,以及最重要的音樂評論彙集整理,並且寫信給繼承父業的二哥卡爾(Carl),詳細請託如何編輯這份即將震古鑠今的偉大刊物。當然,我們可以想見卡爾收信時的心情:家人的後事還沒料理完,么弟沒回家幫忙也就罷了,還忝不知恥寫信要錢只為了滿足自己的精神療癒,因此一家人雖然幾乎都沒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還是多少協助了這個「前途堪虞」的小弟一把。

一個偉大的聯盟與一本偉大的雜誌

人在萊比錫的舒曼,此時正跟他的文青好友們闡述一個概念:他從廿一歲起就因為受到尚.保羅(Jean Paul)的作品影響,幻想自己具有雙重人格,進而創造出了兩個虛構的人物:當希望展現陽剛與積極的男子氣概時,革命家「佛羅倫斯坦(Florestan)」便會代替舒曼發言;需要謹慎、保守與沉思時,夢想家「艾瑟比烏斯(Eusebius)」就成為自己的代言人。在舒曼的理想中,這兩位虛擬的人物將與自己及萊比錫的眾家文藝青年,未來還要包括蕭邦、帕格尼尼、孟德爾頌等音樂家,當然還有詩人海涅(Christian Johann Heinrich Heine)以及尚.保羅,共同組成一個從莫札特、貝多芬就已經組成的兄弟會,名為:「大衛同盟(Davidsbundler)」!這個同盟將匯集所有真正愛好與熟稔的的先進藝術家,反對那些把藝術視為手工藝與消遣品,不僅不學無術而且陳年迂腐的保守派。

這種近乎今日同人誌團體的「文青俱樂部」其實並非歷史先例,但舒曼卻進一步將這個同盟用雜誌來貫徹理念。在萊比錫的小屠夫街三號咖啡堡(Kaffeebaun)餐廳,這群文藝青年每週固定開會,宛若黨外時期在紫藤廬的神祕聚會,竟然催生了一本全新的音樂刊物:《新音樂雜誌》。事實上早在一八三一年,舒曼就以一篇刊登在萊比錫的《大眾音樂雜誌》上,透過佛羅倫斯坦與艾瑟比烏斯對話寫成的樂評文章震撼了全歐陸,此文就是著名的舒曼讚美蕭邦的評論文。文中那句:「先生們,請脫帽致敬吧,他真是曠世奇才。」成為震古鑠今的名言。不僅提升蕭邦在德國的知名度,同時也讓舒曼以此文成為當代樂評的祭酒。此時以總編輯兼總主筆的身分創立《新音樂雜誌》,似乎也具有歷史的必然性。誰能想到這個厚著臉皮向家裡要錢,終日糜爛清談高談闊論的害羞文青,竟然可以創造出一本偉大的音樂雜誌,而且在近一百八十年的今天,這本刊物依然健在,砥柱中流一如活化石!

盟主的隕落與臨別的秋波

但也就有如所有文青俱樂部的不了了之,十年雜誌辦下來,或許是舒曼作曲家的身分已經漸漸被世人所認可,也對《新音樂雜誌》的經營感到厭煩了。為了專心走向創作之路,舒曼竟然拒絕了其他雜誌社的併購,轉而將《新音樂雜誌》賤價脫手,破釜沉舟之心還頗似今日辭去高薪工作轉拍電影或寫小說之義(異?)舉。事實證明這是一項不智的決策,舒曼因此失去了穩定的收入,也讓自己在創作之餘的空檔時間遊手好閒——這對於健康狀況日益惡化的舒曼是一項致命的打擊,失去舞台與發聲的管道,舒曼的憂鬱症一發不可收拾。

儘管晚年的舒曼一度因為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的出現而意欲提劍再起,甚至希望重啟大衛同盟,為布拉姆斯、姚阿幸(Joseph Joachim)等人再戰江湖,但健康與精神雙雙衰退的他,畢竟已時不我與。而一八五五年那篇為布拉姆斯開啟光明之道的〈新路New Paths〉,雖然與一八三一年那篇奠定現代樂評圭臬的處女作,互為舒曼音樂評論中的兩大經典,也已是強弩之末了。

《六月的夜晚與七月的白天》,這是舒曼青少年時期的作品,熱愛文學的他終其一生卻始終未能完成這部小說,卻用一篇篇的音樂評論,造就了無數的音樂巨人。不論是佛羅倫斯坦、艾瑟比烏斯、拉羅(Raro)還是舒曼自己,這種近乎「24個比利」的行徑,在今日會被視為典型人格分裂的瘋狂特質,卻用一篇篇的樂評造就了無數的音樂巨人,也用一部部的作品感動了許多的讀者與聽友。作為音樂謬司的使徒,這不也正應驗了他廿歲所說的「聖徒vs.瘋子」辯證嗎!

他打開了你我心中深藏的秘密

也許舒曼的多重人格與精神分裂不是什麼嚴重的病,他只是打開了我們每個人心中深藏的那些秘密。也或許像舒曼這樣的文藝青年不是什麼罕見的人種,比方說,今天每個在咖啡館、小酒館、部落格及PTT上面的每個文青,不論你想要完成的是一首詩、一本小說、一部電影、一張唱片抑或是一本雜誌。在你心中,或許都藏了一個舒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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