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畫(一) Feature | 哈囉!你參與了嗎?╱策展想法

反思藝術消費習慣 探討與日常生活關係 訪「2018台北藝術節」策展人鄧富權

鄧富權 (李佳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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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臺北藝術節很不一樣。少了吸睛的大團、名家,多的是非典型的藝術展演,素人、藝術家、觀眾大家一起來的藝術活動。來自新加坡的策展人鄧富權刻意讓藝術節混淆過往清晰的二元定義,將界線含混,混亂致使未知,未知則帶來可能性,「作為一個外者,我希望能提供差異,去關注個體跟時間、個體跟社群的互動。我想將素人的立場與多元的性格,包容進本屆藝術節中。」

今年臺北藝術節或許讓人有些摸不著頭緒——長達五個週末,各類表演者、酷兒、噪音製造者、雜耍者、視障、業餘愛好者和藝術狂熱者聚集在一起,觀眾除了前進中山堂狂歡馬拉松、與藝術家在酒吧喝一杯、坐上談判桌玩起金錢遊戲之前,還可以一起在「Think Bar共想吧」,想藝術、想自我身分重新界定與認同,想未來。

在廿屆臺北藝術節中的首位外籍策展人鄧富權眼中,台灣有著顯著的自我定位傾向:「或許這是源於歷史文化的因素,這造成國家、市民都有自我定義的思維。」

藝術/非藝術。藝術家/觀眾。專家/素人。日常/非日常。現在/未來。他以四條主線畫出藝術節輪廓——共想吧、前進中山堂、國際共製、年度典藏計畫,刻意讓藝術節混淆過往清晰的二元定義,將界線含混,混亂致使未知,未知則帶來可能性,「作為一個外者,我希望能提供差異,去關注個體跟時間、個體跟社群的互動。我想將素人的立場與多元的性格,包容進本屆藝術節中。」

「台北好多東西,我還在摸索。」摸索了一年餘,住所從台北東區遷移至雙連,此處傳統宮廟、早市、汽機車零配件老店與時尚辦公大樓混雜而居,怪異且難以捉摸的氣候也讓他小病不斷,對鄧富權來說,這種複雜、怪異是台北不容錯認的肌理,也正是台灣政治處境的縮影。

「我來自新加坡,也是島嶼。新加坡相比台灣,不該是個國家,畢竟你們還有天然資源,我們連水都沒有。來到台灣以後,我對『未來的生存』非常好奇。比如天氣。台灣的氣候永遠怪異,溫差大、大晴大雨,我因此經常生病。很脆弱、很危險,好像風一吹就會倒——台灣的政治環境似乎一直處在這樣的狀態。」

他以外部觀點,從住家環境、地域的天氣變化,觀看台灣的國際處境,「在觀察社會、藝術實踐中,我會從地域(local)的觀點拉到國際,台灣是一個micro,世界是macro,但透過台灣,我們能認同自己在全球的處境,去看見這樣的關係。下一屆藝術節我希望能帶出這樣的關係。明年開始,藝術節將朝向『亞洲未知』的方向進行。」

他透露,明年的主題為「複眼人」,取自吳明益的同名小說,「吳明益精準地捕捉了台灣整體的心理、歷史與未來的思維。我們將會從《複眼人》出發,拉出不同的軸線、主題來討論『未來』。」(註)

Q:請談談明年藝術節為何以「未來學」為主題?

A目前我們談到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批判性設計(critical design)、環境設計(environmental design)這些呼應社會變化的概念與實踐,都在別的領域中有很進步的發展。我想的是,如何打開藝術的邊界,跟這些產業、領域產生對話。

今年初步提到社會與藝術的關係,接下來希望能跟不同領域、跟未知有些互動、參與。藝術不該存在於自己純粹的框架中,應該要跟社會有更密切的對話——這就是我所謂的未來學(Futures studies),未來肯定是有風險的,未來就是要新、要思辨(speculative)。我們得進入未知的狀況,沒有人知道前面是什麼,但希望讓跨世代、跨領域的藝術家共製,呈現出當下、具實驗性的作品。

Q:回來談談本屆臺北藝術節的群眾/素人參與。這些參與式、沉浸式作品相較於以往占了蠻大比例,請你先說說對參與式藝術的想法?

A這類型的作品,最能達到功效的,是會先去設想參與者的身分。而非說,「嘿!我是藝術家,我已經先規畫、預想好一切,你要進入我的規畫中,達到我要的效果」。最優秀的藝術家在這種實踐中,只是先給出框架,設定好互動的條件,讓觀眾依著自己的身分與想像,甚至是過去的經驗,進入作品之中,產出關係。

這是為何我們要將藝術跟日常生活產生交集。這兩者在各自的領域中已是非常有活力的,我們不應該再給它們加上框架,這可能使彼此無法產生透明、開放的互動。

比如傑宏.貝爾(Jérôme Bel)的《歡聚今宵》GALA。傑宏.貝爾是法國當代最資深的編舞家,去年巴黎舞蹈秋天藝術節規劃了他的回顧展,將他的七個作品重演,他今年才五十四歲,就已經被定位為法國最重要的當代編舞家。這個作品在規劃之初就想到民主(demorcracy),在藝術空間中考慮到參與者身分,他設計的框架是允許參與,帶出參與者的身分,與呈現自我人的價值與品質。他去談在一個共存的時間中,如何帶出大眾的活力。而不是素人在所謂的「藝術標準」之下,就不該被看見,而是everybody can,他重新打散了藝術的定義。

《放跑馬拉松》 (Bryony Jackson 攝 2018臺北藝術節 提供)

Q:回到根本問題,參與式藝術的企圖總是超越藝術之外,但卻時常無法跟社會領域中其他的類似計畫相比。那麼,你認為參與式藝術功能何在?

A藝術有自己的功能,它不只談真實(fact),而是透過想像、創意,讓「表演」這個媒體產出偶爾難辨真假的觀點、看法。這是當代藝術可以進入這些領域中,帶給他們的不同面向。在這樣的合作中,能夠重新去調整可能在其他領域中已被認定為true或fact的事物,讓關係更柔軟,而不那麼乾燥。

談到社會參與(social participation),我們應該從「社會」與「參與」兩方面來看這個詞。「參與」並不是在一個小小的範疇裡,我跟你互動就是「參與」,我們應該更延伸地去探討藝術跟日常生活的關係。我想強調共製——國際、非藝術領域的協作,「研究」與「調查」會是重要的方向,並進一步反思當前我們對於藝術的消費習慣,我不想只從票房、市場去考量節目。有一些備受歡迎的實踐、手法,大家都習慣了,但裡面沒有創意,只是不斷重複一個模型,就像在看電視配飯的東西,對我來說,這些都是老套,沒有新意,沒有深刻的發覺。

作為策展人,我是跟著藝術家,看見他們所看見的社會脈絡,才發現當前的趨勢。這是當下的條件、思維與社會的交叉,我的責任是帶出這個現象,像我最近看見一些年輕的動畫藝術家,他們非常厲害,光是畢業作品就比一些在場館中展示的作品更能抓到當下的思想與對未來的態度。在這些實驗的領域中,特別可以看見社會當下的脈動。藝術家有答案,我就是盡力跟著他們,去了解他們想說什麼。去滿足他們需要的條件,讓他們被看到,這是我的責任。

Q:你認為這類型作品能夠如何對應到台北的地域、群眾文化之中?

A回到equal space for everybody,像成立十七年的「G大調男生合唱團」與台灣第一個視障阿卡貝拉組合「蝦米視障人聲樂團」。如果我要一個專業、國際的合唱團,那非常容易。但你以為盲人唱阿卡貝拉容易嗎?不容易!我去看他們的演唱會,我感動得要命!鄧富權是很難被感動的!我看到哭了。他們每年在光復廳辦演唱會,不斷提升自己的水準,他們雖是非專業的表演者,但他們有強烈的企圖要被看見,那幾乎是他們「如何成為藝術家」的過程。《夢想發聲》This is me是邊緣對邊緣的互動,我希望藝術節不只是邊緣與主流的互動而已。

另一方面,國際共製非常重要。回到「島嶼」,你是小島,不可能在小島中做千萬個活動,但意義只停留在島內,與國際的對話、關係就不存在。很多作品是很在地(local)到無法被翻譯,藝術家要有工具去翻譯自己的想法,也要有慾望在國際平台中表達他當下的感知、意見。作為策展人,我很容易能看出藝術家的企圖與野心,我的任務是拉出那些特殊的個體,然後推著他們到另一個平台。共製是一個方法,讓藝術家身處在全球的思維中,可以有更寬廣的連結。所以,現在藝術家來找我,我問的第一個問題都是:What is your research?

Q:目前有哪些研究可以跟我們分享?

A目前有從亞當計畫中有一位藝術家正在研究食物與環境的關係,比如發酵物。這將會是跟澳洲的共製。

我也積極找台北市第二代新住民藝術家,不斷跟他們對話,如果他們要說的話有紮實的根,我們就進行。很多人以為我好像很自由,但我每天都要跟一兩個藝術家看似沒有目標的聊天,其實是去深入了解他們生活的經驗。我的責任是探索,從他們的立場進行製作,而非我有一個很炫的想法去丟給他們進行。

另一方面,很多人說我就是一位東南亞的專家,但我也是歐洲的專家呀。東南亞的線我會小心地走,絕對不是買節目而已。我想朝original creation與collaboration,我必須準備台灣藝術家,將他們帶進東南亞,讓他們走進去,找到對話的夥伴。這才有可能一起產生一個作品,這要花時間。今年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也設定了一筆經費,讓藝術家「下南洋」,給他們空間與自由,去發掘、尋找,提供計畫,我們再進一步延伸討論,或許三年後才有可能看見成果。

《歡聚今宵》2015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演出。 (Herman Sorgeloos 攝 2018臺北藝術節 提供)

Q:請推薦臺北藝術節中特別值得關注的獨立藝術家。

A南韓的音樂家具滋昰(Jaha Koo)非常棒,他是今年夏天全歐洲最紅的亞洲藝術家,行程滿檔。他跟三個不同年代會講話的電飯鍋一起做了一個音樂會《Cuckoo電子鍋》,涵括了媒體、偶、講演式演出、演唱會,以多媒體去談韓國的政治、社會、金融的問題。

一九八○年代讓韓國的青年非常壓抑,產生了很多自殺問題。Jaha談到他的朋友自殺,這個作品是獻給他的朋友,或許台灣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一代,對這個作品會有深刻的共感。Jaha從私人的經驗,去產生公眾的對話。《Cuckoo電子鍋》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明年Jaha將發表第三部曲,國際共製檔期已排滿,有十個場地投資他。我希望台灣的年輕藝術家也能如此。

另外,菲律賓編舞家Eisa Jocson是一個千金小姐,她其實可以不用進入紅燈區研究,但她進去那個空間,調查、學習菲律賓的舞男文化,才創作Macho Dancer。她的身體某個角度就如男性一般,那是透過研究、深度思考身體的政治而來,不是憑空想像的。

Q:你認為藝術家對他所處時代的社會政治問題應該關心到何種程度?

A藝術有自己的一套手法與責任,他能切入日常生活到什麼程度很難說。日常生活跟藝術的邊界不斷移動中,有些藝術家可能覺得在藝術範疇中不夠了,他得直接進入社會運動中,也有些會從社會運動參與中,回到藝術範疇中,這兩者充滿彈性,不需要清楚區隔。

像Jaha去思考自己的身分,作為藝術家,他能歌唱、演奏、演講,他去思考自己的限制與才華,就用這些方式帶出對社會的思考,將私人的經驗融合進社會的脈絡中。藝術家得了解自己的位置,釐清個人/藝術家對應社會,找出素材、方法,切入日常,才做出作品。藝術有一定的虛構成分,帶入其他領域時,就有可能產生新的觀點、可能性。

Q:當代藝術與「未來」的關係是什麼?

A回到當代藝術的責任。如果我們可以看見、定義「當代」,那就已經不是當代了,當代藝術的責任是去抓到當下的脈動。如果要嘗試新的東西,未知是要你進入充滿危險,看不見得路程。藝術家就是那些特殊的人,他們有才華、眼睛、幻想,抓得到平凡人看不見的。

當下與未來是一起跑的,只有最好的藝術家會把我們放在邊緣,突破我們想像不到,而且可能不能接受的東西。像在科學領域中,不斷搶先發現,從調查、研究,最後發表,成立發現結果。藝術應該也是這樣,為何人們期待藝術要簡單,呈現溫馨的作品?為何我們進入藝術中,卻轉換成孩子的性格呢?這是別的領域與藝術發展有不平衡對話的原因,我們必須在當代藝術中,不斷尋找這樣的空間,去實驗,去觸碰邊緣,去嘗試我們不喜歡、不接受的發掘,這才能朝向未來。

我覺得台灣是非常實驗性的,有朋友來台灣,我都要他們去麵包店,那完全可以看見台灣的實驗性格。你們嘗試了各種奇奇怪怪的口味,為什麼你們在食物上有無窮盡的好奇與野心,藝術卻不呢?當代藝術應該也要跟著前進呀。

註: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從「亞當計畫」發酵的一系列「新作探索」正在發生中。由德國導演Lukas Hemleb執導的《複眼人》將於9月1日研究呈現,詳情請見:https://adam.tpac-taipei.org/flavours.aspx?i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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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表演藝術》雜誌 ▪ 308期 / 2018年0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