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關懷是一種人生經驗,在學習藝術之前與之後都會發生。而學習期間正是他們反省與體味人生的時機。這個時候,他們所需要的是沉思、默想,去消化一切,產生作品。藝術家的一生是不斷的學習與蛻變,離開學校後去結合生活與創造也許是更有收穫的。
追求純粹戲劇的演出效果自然無可厚非,但立意拋棄供人閱讀的價値,怕只會使戲劇越來越遠離了文學的一切可貴質素。
一場音樂會,祇能直接地對參與的觀衆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然而一篇「樂評」,除了對曾經在場的觀衆產生影響以外,也同時對不在場的觀衆發生影響。因爲這樣,如何能做到「中肯」是「樂評家」的一個難題,也是「樂評家」所必須具備的一種「良知」。
除了金錢之外,政治威權的擴延,國家也幾乎壟斷了藝術評論、藝術鑑賞等各個領域。它是一組「文化霸權」,國家統合了贊助的分配工作,在分配中進行籠絡與收編,當然也就有了懷疑與歧視,這也是台灣文化藝術的領域裡,充滿了悲憤與不滿的關鍵。
重視本土語言(台語)只是發展當代劇場衆多方法之一,是讓不諳國語的民衆有接觸劇場、欣賞戲劇的機會,間接地也爲國語劇場培養觀衆。劇場增加台語,不但擴大觀衆層面,確切掌握社會文化脈動與庶民大衆的生命態度,更增加劇場藝術內涵與文化張力。
雲門得到國內外廣泛支持的一大原因,正是林懷民努力以現代的技巧,表現了中國傳統的精神。雲門表演之成敗已有定論,我非專家,不敢置啄。但是我此次看到他們在舞台上那麼自然而自由的結合了現代西方與傳統中國的語彙,就感到欣慕不已,我相信外國的觀衆也會因此而感動吧!
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做爲創造主體的人可以成爲另一個創造主體的媒體:那就是保有了自身創造的空間和體現自我的藝術。
文化下鄕,官員最好避開擴音機的麥克風和攝影機的鏡頭,媒體也最好在文字上採取中央和地方分權的策略。否則,官員前去開鑼很難留下餘音,他們不是去點燃文化的火種,而是去放一串鞭炮讓當地人士來淸掃。至於媒體的採訪也只是壯了官員的行色,無助於地方文化根基的厚實。
我們的「職業」交響樂團團員與音樂敎師們,在我們爲自己的利益爭論不休之時,是否能先想想,在我們的社會中到底是否有足夠支持音樂(古典音樂)活動與支持展演古典音樂團體的群衆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否定的「原因」會是什麼呢?
戲劇演出的票價比電影貴至少一半,所以,如果一場演出開始,你沒有發現電影、電視中看不到的表演或敍事或生活中聽不到的語言,請你毫不猶豫地起身離去,強烈表示你的不滿,並在還沒有錯過太多之前,趕回家看《阿信》。
兒童演劇娛樂成人,代表的是成人視兒童爲財產;成人演劇娛樂兒童,卻代表了現代人平等的思想。兒童劇的出現,在人類文明的進展上跨躍了重要的一步。
藝術敎育的普及化之難,難在審美能力是一種修養,修養並不能用簡單的課堂授課方式去解決。
〈禮運大同篇〉描述的社會,是中國古人的夢想,推行社區文化多少要抱著同樣的胸懷才成。
實驗劇,有時使看戲的人知道他們實驗的是什麼,有時不知道,因爲製作人多半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點似乎看戲的人和製作者都領略到,就是企圖打破旣有的戲劇形式和成規的居心。這種只破不立的實驗劇應該叫做否定的實驗劇。
這一波經貿的南向,如果持之有恆,一定也會帶動文化的雙向交流。
其實,所有開新端的作品,也並非完全抛棄傳統,毋寧是在旣有的成績上針對某一方面予以創建、革新。要想集大成,首先必須對過去的傳統有所把握才成。我們也有一個不薄的傳統,除了將近百年的現代戲劇之外,還有數百年的傳統戲曲及生命力依然旺盛的地方戲曲在那裡,再加上我國現代戲劇所繼承的那一個久遠的西方傳統,這一切加在一起,遠遠超過了西方的當代新潮。
沒有人敢說所有的前衛藝術都是有價値的,但是人人都明瞭如無前衛藝術,所有藝術的創作將成一潭死水。所謂鼓勵云者,恐怕在技術上也只能鼓勵產生前衛藝術的環境,而無法對某一項所謂的前衛藝術做直接的補助。
國人對藝術尙沒有足夠的體會,當然談不上宗敎式的狂熱,即使是雲門這樣家喩戶曉的藝術團體,也沒法激發大家奉獻的精神。
世人對戲劇的注意力逐漸集中在表演藝術一端,而忽略了戲劇所蘊有的豐厚人文內涵。國內的劇場也受到這種風氣的習染,由導演領導一切
一方面,自中產階級家庭中每年產生相當數量的音樂兒童投入音樂的領域,另方面這個社會根本沒有音樂的市場,其結果,大部分學音樂的孩子們學成後回國,靠在家敎音樂爲生。然後造就更多的沒有事業前途的音樂兒童。這樣的社會,埋沒了很多音樂的天才。
小劇場的定義爲何?從六〇年代的李曼瑰起,「小劇場」這個名詞就一直被延用至今,但它的意義卻不斷地處於飄忽不定的狀態。如果說「小劇場」的定義是反傳統、反中產階級、反主流文化、反資本主義(這是套用西方的定義,同時也是個人比較傾向的說法)。那麼,台灣眞正的小劇場要一直到解嚴前幾年才發生。
香港人想必生活在一個得和別人共享生存空間的世界。被別人(不管是英國或中共)統治是什麽感覺?被別人當財產一樣租來還去是什麼感覺?.......台灣和香港一樣是人間孤兒,卻可以嘴上講的、心裏想的、雙脚走的,全是不同的方向;這種歧異分裂,讓我們還擁有一點模糊的希望。可惜的是,至今沒有出現一則能體現這種分裂體質的台灣寓言,不管是在電影、漫畫、文學或劇場。
莫里哀的《僞君子》當中有一項著名的技巧:全劇的樞紐人物塔圖弗,直到戲演了一半才出現,這位衆人議論焦點的現身遂顯得雷霆萬鈞。人性本即如此:對缺席者倍加懸念。否則上帝爲何格外眷顧那隻走失的羔羊?
美國的國家藝術基金之所以失去社會的信任也有部分原因起於政策溝通的缺失。在爭議事件發生之際,國家藝術基金沒有適時處理危機,並對獎助對象的創作動機和方式提出說明,事後又迫於社會壓力,轉向藝術家個人或機構要求退讓,再度引起藝術界更大的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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