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的舞蹈教室通常都在百老匯大道的樓上,路過的行人常常一抬頭就會看到依在把桿上的舞者正聚精會神地做伸展的姿勢,或是在星期天路過華盛頓廣場旁的教堂,也會看(聽)到群眾唱著聖歌,他們都是如此地忘我,因為表演藝術的存在,就是要你稍微轉換一下角色,換個心情,當另一個美麗的自己。
不管這些演員平常在電視上如何地「搔首弄姿」,我們這些熱情觀眾們最好別太入戲,只要冷靜地在家裡「挑肥撿瘦」也就是了。別忘了,一個「忠於表演藝術」的人,是不會輕易去參加這種連續劇的演出的,因為預算太高了。
莫札特的音樂,尤其是歌劇,都在表達人類的無奈與等待救贖的希望,像他的三大歌劇《費加洛婚禮》、《唐.喬望尼》與《女人皆如此》。莫札特完全是以他一貫的天真無邪的音符去「描繪」這些觸到人類內心(soft spot)的深刻情感。中間當然也充滿了令人讚嘆的起承轉合,然而最後莫札特總是要給人一個光明的答案。
我不滿阿信被刻畫得這麼悲情,但是,我也不喜歡復仇的阿信。所以在某一次聆聽《狄爾的惡作劇》與《皮爾金組曲》時,突然突發奇想:如果將刻畫索維格的溫柔深情聖潔感,轉變成詼諧幽默的惡搞風,像狄爾惡搞一般地惡搞皮爾金,那最後的搖籃曲,應當會變成如何?
我有一陣子不曾經就那樣活過嗎?或者每個人其實都或多或少那麼活過,像貝克特劇本裡的人,我們在等待什麼發生,但很多事卻一直沒發生,而有一天,像舞台上那個女人,有人心裡的希望火種突然熄了。
在電影《舞國英雄》中,舞蹈,成為有創意的年輕人的自我實現與自我表達,年輕人無法控制內在聲音地,渴望舞出新舞步,每一個新舞步,卻又自然而然地反抗了交際舞長年以來的既定公式與裁判霸權。
與其我們每次花下大筆經費去作觀眾開發,或許應該是回頭來想想我們在觀眾經營上,花了多少功夫?除了演出前兩個月寄發文宣品,或是票房告急時的催票電話之外,我們做了什麼?
《就像在天堂》這部電影也暗示著,音樂終究不只是台上的事、不只是音樂本身的事,聆聽過程中的美感經驗,會不自覺地轉化成為一種人生哲學,潛移默化人格特質;而集體的聆聽經驗,還可能生發社會文化轉變,甚至會促成革命。
一路走來,我深深覺得,調音師就像是「鋼琴醫生」,調音是內科,外表維護是外科,同時還要身兼心理醫生懂得不同演奏家的需求及想法,有時還要撫慰演奏家緊張心情,並針對場地及鋼琴狀況,給予中肯適切的建議。
電影《紅色小提琴》,透過一把小提琴的流浪史,企圖探討:藝術真的是自由的嗎?怎樣能得到自由呢?電影觸碰到了藝術三百年斷代史,從巴洛克到現代。導演不曾讓小提琴留在修道院或土裡,卻讓小提琴不斷流浪,以入世受苦得到真理,也意味導演評斷藝術之有價值有意義,是在於它真正懂得人間之愛。但正因著入世,唯有掙脫媚俗,方能取得自由。
面對戶外演出,你永遠只能說自己做好了70%的準備,剩下的30%就靠天公賞臉及現場應變。工作人員永遠都要抱持一個正確態度永遠學習,並且不斷回頭檢查錯誤!對週邊及自然環境保持敏銳的觀察,並善用經驗值作出適當的危機處理,才能完成一場完美的戶外演出。
藝術之昇華或宣洩,對我衝擊最大的電影,應當就是韓內克的《鋼琴教師》,起初,我無法忍受這鋼琴老師最擅長的是舒伯特。舒伯特是多麼優美、美到讓人想哭的音樂,但電影中的鋼琴教師卻無法因舒伯特被撫慰、安定,更讓我錯愕的是,她的性事,是擇取被凌虐、被屈辱的方式。直到有一天,突然醒悟,其實這鋼琴教師的性事,跟舒伯特無關,舒伯特顯然無法治癒她,她需要的是宣洩,她需要走出典雅的舒伯特,隨搖滾擺舞。
在一首變奏曲裡,通常會有快速度的變奏、慢旋律線條的變奏、大小調的變奏等,然而在樂曲的最後,還是會回到完整主題呈現。但是最難的還是「開始」,要有一個明確的主題旋律是最具挑戰性的,就像那群在卡內基廳聽柏林愛樂入門音樂會的小朋友,或是在台北某一個圖書館裡坐在第一排聽演講音樂會的小朋友,他們都不知不覺地開始了。
倫敦樂評人諾曼‧萊布列希專欄談到,柯芬園皇家歌劇院千禧年前重新開幕,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勉強穿上正式的燕尾服出席致詞。打從上個世紀唯一的一次曝光,布萊爾伉儷從此再沒有進過柯芬園。
策展人除了靠自己努力學習、開發企畫外,同行之間的情報也不可少,這就是「Gossip」的重要!通常「Gossip」會有加分效果,讓策展人在短時間內,看到自己想看的,也挑到更切合自己需求的節目。
這兩部電影,都描述了已徹底被世界邊緣化的族群,隨著鄉園中族群人數越來越少,文化也面臨著被遺忘的危機。而民謠音樂,正是文化記憶與保存的一種形式。電影中的兩位主角,隨著深入瞭解民謠,都發現他們得要進入他們的生活,他們不能旁觀採訪採集,因為這些民謠,全是跟生活緊緊結合的,也唯有跟他們一起生活,才能真正掌握民謠內在堅而不摧的生命力。
《歌劇魅影》,很有著《鐘樓怪人》的影子,勒胡自己也承認,他受《鐘樓怪人》啟迪甚深,這也意味,《歌劇魅影》是二十世紀現代主義開端之際,一陣子復古回返浪漫的風潮。這時的浪漫主義走過一百年的歲月,已從興盛到衰微,比之雨果時代的浪漫主義,多了許多近似頹廢的耽溺感傷,與脫離現實的奇情詭譎。
去年秋天《歌劇魅影》啟售,六十三場次九萬多張票迅速銷售一空,許多民眾因為《歌劇魅影》第一次走進兩廳院,生命中留下美好的藝術回憶,是我們所獲得最珍貴的禮物。
Franois-Rn Duchable這位早年經由魯賓斯坦提拔成名的鋼琴家,好似無期徒刑囚犯想逃獄一樣,嘗試逃離現代古典音樂市場的體制稱自己在台上就如孔雀一樣:「美麗而愚蠢」。
在英國的皇家美術學院裡,幾乎每晚都有「徵友」晚會,他們只要有空,就會來參與,見見這些跟他們同好的朋友,有時,他們也會帶新的朋友來。當然,他們能在特別的時間參觀展覽,參與特別為他們準備的講座與晚宴,還有他們每次來到美術館,就好像到另一個家一樣。
美術館是個奇妙的地方,不用張貼「請肅靜」的標語,你自然而然就會跟著展覽的畫作一樣,優雅地站著仔細端倪,然而在欣賞的同時,你就像在照著一面無暇的鏡子一般,反射著自己平時很少對話的內心。
數字具有相對比較的參考價值,可作為追求目標量化以及客觀評量的依據,然而數字並非是藝術團隊成功經營的唯一準則,這也是藝術團隊與以營利為目標的企業最大區別。
十八年後重返東京,有如南柯夢醒。但見新的建築以原創、細緻的美聳立在六本木和青山道;每日吞吐數十萬人次的新宿地鐵地下道的地板乾淨得好像可以拿舌頭去舔。然而,給我最大震動的卻是台北、東京兩地運將的不同談話內容。 二月底,往赴中正機場的車上,運將情緒起伏地跟我談選情。 到了日本,東京的運將跟我談的是春花:新宿御所的梅花已經盛放,櫻花只開三分,而上野公園的冬牡丹已到尾聲。 我聽話地找時間去新宿御所看梅花白雪壓頂似地燦放,也到上野東照宮為大如湯碗的牡丹驚豔。是老梅,是高齡的牡丹,每株牡丹都以稻草的「屋頂」呵護。年復一年的灌溉照料造就了每年春天的繁花,正如勤奮掃地抺地板的居家紀律維護了新宿地鐵的光潔。 沒有這些生活的基本功,沒有對家園誠摯的許諾,繁花如錦的春成為鬥爭的季節也許是一個宿命吧。
龍,不愧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圖騰,龍偷偷透過想像的神祕管道,鑽入食衣住行的生活起居各個細節裡:生要生龍子、死要埋龍穴、廟有盤龍柱、山有蟠龍臥、端午划龍舟、佳節舞龍慶,黑幫電影裡有龍頭老大,災難片裡還有會追著人跑的龍捲風,廚房浴室裡有關不緊的水龍頭,還有很多很多跟力量、豐收、變化有關的象徵和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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