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大趨勢下，就這一點而言，仍然不脫諸多創作者現今對「身體的自然」的探索與重省（相似於「家」主題的常見）。安娜琪選擇的戰場是直接面對科技，創作的投影與記錄的影像反而被賦予相反的功能。而當編舞家以直接面對科技，追尋與建構 Second Body的同時，其實也慢慢地走出人類中心，逐漸步入人類與後人類之間的過渡空間。
一心製作新戲愈見求變企圖，嶄新處不只劇本，連製作團隊也是，近幾年愈加採行歌仔戲與文學、現代劇場、崑劇、京劇、流行音樂工作者「異業合作」，透過該領域名人「品牌」的號召，帶來戲曲圈外的觀眾；其外來背景又活絡劇團創作思考與促長演員技藝，都是好的刺激。只是，名人效益是否符合每齣戲的方向，以及如何鞏固劇團本身雙小生和武打見長的「品牌」，猶有嘗試空間。
這是一個朱蔚庭與長期駐地的指導對象淡水長老教會的學員一同發展的作品。從這一群婆婆媽媽與孩子的日常對話、經驗，帶出世代間的難以溝通、封閉，作為一個社區學員參與的作品，這種取樣算是沉重、serious的，但朱蔚庭卻以極親民、親切的形式呈現，於是顯現出一種特殊的嚴肅氛圍。
簡麟懿的《囚》呈現簡潔有力的肢體，將動作細膩地切入音樂旋律，頗有禪風意味。田采薇《The Man》融合歐陸劇作裡Dramaturgy思維，以非常細微的（subtle）方式表達了兩性主從又壓抑的關係。洪綵希改編自童話的《藍鬍子》則是以概念方式表現人類權力慾望的抽象作品。透過作品，舞者將國外經驗反芻呈現
刻意曝露的攝影工作人員、敞露的鏡頭軌道，即時將劇中角色們的行舉，特寫並放映至背幕，並由此時而音聲拼貼、時而影像與真實分離，調度上可將劇場空間中分處兩端的行為並置在同一畫面，擁抱成為最疏遠的距離，暴力與乖戾，卻有了最逼視內在視角的手術刀般的殘酷。
一個「制式化」的劇本已屬難得，更難得的是《我記得》裡的五位角色竟然有如此「規格化」的「樣本」人生！起心動念皆毫無懸念地走到落幕，這就是導演將舞台場景設計成「框架」的原因嗎？因為導演自始至終都沒有跳脫出困住自己「僵化」的角色「樣本」思維模式！於是他用「框架」來呈現場景，用「框架」來告訴觀看者：「對！我就是被困在了刻板角色的印象思維中！」
明華園的《散戲》以文學為底本，拓展出歌仔戲跳脫以往的框架來，這或許可看作明華園新的里程碑，也是歌仔戲在劇場裡嶄新的一頁。那本棲於百姓之家的梁上燕子，或許正如同那不斷旋轉的舞台一般，終有重回廟堂的一天！
不過值得尋思的是，《服》劇沒有耽溺在無限膨脹的性別議題裡，也沒有對政治現實和性別議題的強力批判。演員儀式性的換裝扮演，走位於四平八穩的舞台設計和布局，讓整齣戲的視覺氛圍顯現某種商業性、或說中產階級的氣質。我無意評價這種氣質的優劣是非，而是覺得這樣的製作格局值得玩味；它一方面滿足了部分觀眾對製作的期待，似乎也證明了中型製作的最高格局或能盡到最大的能力。
大部分時間被設定為舞台背景的合唱團亦有許多精緻的呈現，除了配合劇情轉身以顯示自己的存在或不存在之外，例如第一幕的飲酒場景裡，位於「台後」的合唱團員配合「台上」的主要角色紛紛拿起鋼杯互敬，打破兩個空間的界限，顯得頗為「入戲」。但是黑壓壓的眾人一手持杯一手捧譜的畫面，也有種錯置感，觀眾席間笑聲微微鵲起，整體又有「出戲」之效。
所有歌者中，能夠喚起我充分感動的，是飾唱阿弗雷多父親捷爾蒙的國內男中音巫白玉璽。他的歌唱除了共鳴充分，韻律感甚佳，還能層層進逼地去營造具有張力的戲劇性。難得的是，上述男、女主角歌唱上一些不足的地方，都成了巫白玉璽的優點：他出色、生動的獨唱、重唱，或許讓聽眾們驚覺：原來威爾第苦心經營的父親角色，不只不是配角，而是三位主角之一！
林素蓮的《福吉三街》與陳拜兒的《Dear Vuvu半個阿嬤》，兩支舞作乍看之下都是讓人會感到開心、熱鬧的舞作，無論舞者源於自身生命印記而發的作動，抑或順著舞者的記憶、情緒與感覺而組合的音樂，編舞家都更像是一位編輯，經由與舞者群體互相挖掘、回饋的過程，編輯出一份召喚記憶、編織人際交往、以差異為前提的生命敘說式舞蹈文本。
二月廿日〜三月九日期間，在香港的文化中心大廳，爲了配合碧娜在藝術節的最後一檔大製作，特別展出自一九八二年就開始只爲碧娜的舞團拍照的義大利攝影家法蘭契斯可．卡波內（Franceso Carbone）的碧娜舞作攝影展──Only You. 十六歲就開始學攝影至今，卡波內原本是從事電影攝影、後來因感覺拍電影太浪費時間，才改做報社的攝影記者。晚上爲了調和白天的工作壓力，經常躱到劇場裡看演出，並在看過碧娜的作品後，毛遂自薦地跑去烏帕塔，爲碧娜及團員們拍照。沒想到，在一個下午之內，碧娜的氣質及工作態度深深地感動了他，使卡波內決定走上舞蹈攝影這條辛苦但愉快的專業。 這次攝影展的題目：「只有你」，雖然部分原因是借用碧娜去年以美西爲主題的新舞名，但卡波內表示，更重要的，是因爲他只爲碧娜一人奉獻他的技藝。十五年下來，卡波內已經隨碧娜及舞團到世界各地記錄了他們無數場的演出。即使一九九三年時，他在巴黎歌劇院拍烏帕塔舞團演出《伊菲珍妮在陶里斯》時，摔斷了脚，如今走起路來還一跛一跛的，但他仍欣然地跟隨碧娜到全世界，自願爲她及其舞者辛勤創作出的瞬間畫面，留下永恆的回憶。 （本刊編輯 林亞婷）
三個劇本中，標題直接以「家」入味的《拼裝家族》，卻是最嚐不出「家」的況味，究竟為何？問題在於表面上最政治正確來探討「他們不是一家人，卻有著一家人的情感聯繫和底蘊」（節目單〈編劇的話〉），卻提不出那麼到底「家」是什麼？編劇服膺在外界主流價值所形塑「家」的構成元素，卻無法對於這樣的「家」提出反證，去說服觀眾往往最陌生的人，反而比自己的家人更為親近。
「三十」一向擅長戲劇性的經營、處理，這回也是：男角在台上與偶對應著，有著「三十」濃烈的戲劇感，但沒那麼「滿」。操偶師退下，男子於眾人矚目中開啟背幕的部分，是個很好的轉換。我們看到操偶人／舞者，已以西裝、衣架自懸在框架中，也成了衣／偶了！男角撥弄著懸吊的舞者／偶，如撥弄衣櫥內的衣裳、將它們排好。男穿上西裝，也試著作偶這種種旋繞著一個主題的鑽探、操弄，也是「三十」的一大特色。
騎士墜鬼馬在小說中的隱喻，跟編舞家意欲表達的「知道」，倒也不謀而合。見過死亡傷痛之人，如同見過恐怖駭人的生物，要向沒見過的人說明「它是什麼」，恐怕是難上加難。不過，對真的經歷過的人而言，恐怕也會同意，它真的「太多了」，能有一個作品來幫忙傳達與訴說，無疑是健康的。
謝月霞，一九四三年出生於台中太平，生父家姓林，四歲時被縛入彩連社歌劇團，成爲團主謝連枝的衆多養女之一。 入班後改名謝三嬌，不到半年後便開始學戲，師事班中歌仔與大陸京劇藝人，因常以哭來抗議養女命運，幾乎天天挨打。約七、八歲時內台戲正盛，團主聽從算命仙之議，爲三嬌改名月霞，期望她成角兒。十二歲時，劇團被寄生的閒雜人等吃垮，謝家搭他班，待過勝光、三眞堂、劉文和等賣藥班及基隆益世電台、台中農民電台、南門電台、草屯電台等。十三歲時，謝月霞以《安安趕雞》、《訓商輅》、《烈女養夫》、《甘羅出世》等囡仔戲的小生聞名，被養母硬配給台中流氓，十六歲時，因參加地方戲劇比賽表現不符養父要求，被不停歇地揍了三十六小時，從此對參賽心冷；後加入台中中廣歌劇團，以梢聲小生（圈內人給她取的外號，因其聲腔沙啞）走紅，並全國巡迴演出。 養父去世後，謝月霞一心想離開戲班界，遂將幼時謝連枝所敎成套的四句連本子，如：《陳三五娘》、《山伯英台》、《雪梅敎子》、《梅開二度》、《菊開二度》、《安安趕雞》、《陳杏元和番》、《三娘乞水》、《孟麗君》、《孟姜女》等悉數燒毀，如今遺憾不已。 約廿二歲時，台北新大春劇團老闆三顧茅廬，將謝月霞聘來待班擔任文武二手小生，一個半月後，古亭區戲台成爲她的天下，交了三、四十個戲迷朋友，平均一個月演三十二天戲，個人平均每日紅面（賞金）收入萬餘，四、五萬元亦屬平常，到比賽時期更有日入十幾萬賞金的記錄。八、九個月後又爲楊麗花電視歌劇團網羅爲武生，演黑白、現場播送的電視歌仔戲，後離開電視界，搭過秀枝、雪卿、民權、鴻聲、民安等班，目前鼎力協助兒子王榮裕的金枝演社，並在生新樂九甲戲團「扑破鑼」（非固定搭班，而是支援性演出）。
大駱駝艦《死者之書》 古名伸與梅卓燕雙人舞展《她們在跳舞》 組合語言舞團《「XX」的春天事件》 綠光劇團《結婚？結婚！辦桌》 國立藝術學院《記得香港》 國光劇團《釵頭鳳》 再興靑年越劇團《林投姐》
歐利維耶．畢骨子裡是如此悲觀、無望、憤世嫉俗，其心態更接近「荒謬劇場」劇作家對於生命虛無的態度，猶如尤涅斯柯所述：「荒謬就和沒有目的的存在人一旦和他宗教的、形上學的、和先驗的根源切斷關係，他就失落了。」歐利維耶．畢自己從《李爾王》看見彌賽亞降臨的預言終結，因此，在他所詮釋的《李爾王》中，讓觀眾看到人類所有的行動，均變得無意義、荒謬、無用。
「你的沉默是戰爭的機器！」我們的無聲，推波助瀾地茁壯了那些本該被髮指的罪行。正如同珂黛莉亞的沉默，餵養出她兩個姐姐無盡的慾望一般。「沉默就是贊同！」導演讓珂黛莉亞貼上的黑色膠布，其實正牢牢地貼在我們這群在台下觀看者的良心上！
座落於倫敦東南城區一所老敎堂內的格林威治靑少年劇團（以下簡稱爲GYPT，Greenwich and Lewisham Young Peoples Theatre）成軍至今已有三十年左右的歷史。在這段期間裡，深信劇場以人爲本，因而極具社敎潛質的GYPT，不僅對醞釀於英國本土的「敎習劇場（TIE, Theatre-in-Education）」（註１）之推展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同時也爲劇場與社區、劇場與公民、戲劇與社會等當代劇界關心甚切的論題提供了大量深含硏究價値的素材。 回顧昔往，GYPT的設立和其他許多創建於同一時期的TIE劇團一般，是六、七〇年代英國社會急遽變動下的革命性產物：舉凡中產勢力的勃興、義務敎育的普及，還有戲劇理念的更新，皆可說是「敎習劇場」之所以能在英倫蔚爲風潮的導因。儘管TIE的定義與功能究竟爲何學界至今仍在爭辯不休，但它大抵不脫是一個以演敎員（actor-teacher）和年輕參與者間之明確互動爲基石的戲劇體驗：透過諸如「靜象劇面（image theatre）」、「論壇（forum）」、「坐針氈（hot-seating）」和「群體角色扮演（group role-play）」等技巧，編導小組運用戲劇呈現的方式將某一社會議題（如環境保護、種族分歧）具象化，並且在設計、排演的過程中預留出可供參與者實際介入討論或表演的空間，讓參與者能夠從此一虛擬的情境裡充份地感受到問題本身的深度及難處，進而在多方思辯、溝通後做成自己的結論或決定。劇場潛能於此散發出一股龐大的橋樑力量，使得平日淨在校園內接受知識餵養的靑少年得以走出象牙塔和牆外的社會現實進行直接觸握，同時對自我存在和周遭人事間的關係脈絡做番整理與思省。而這正是GYPT這個戲劇團體向來所堅持的編演理路和創作目標。 舉九四年春該團以前南斯拉夫境內之紛爭爲憑所製作的《粉碎太平》Broken Peace爲例：藉由群體角色扮演的方式，學童們在演敎員的帶領下以商業考察團的身份前往一個戰火初歇的虛構城邦做訪問。途中他們邂逅了生意人伊佛、咖啡店老闆和他的女兒娜達，以及隻身在亂世中顚沛班離的偶劇師父佐蘭（GYPT的道具師特別以回收的垃圾黏製出兩尊可用木棍操縱的玩偶來增添敍事的魅力）等人，並且從這些角色的口中聽聞了許多有關戰爭、國族、親情、愛情、偏見與仇恨的故
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爲了籌劃蔡瑞月舞蹈館及整理史料，移居澳洲多年的台灣舞蹈前輩蔡瑞月，於這一天返台。 下午四點 蕭靜文、蕭渥廷及她的兩個兒子，和舞蹈劇場的團員，蔡瑞月的學生包括：方淑華、李淸漢、廖末喜、游好彥等人，以及各個媒體單位的記者，一起搭上遊覽車前往桃園中正國際機場，爲蔡瑞月接機。 五點四十五分 飛機預定於四點五十分到達，但衆人在出境大廳一直等到五點五十分，才終於見到蔡瑞月和她的兒子雷大鵬。 蔡瑞月一出現，媒體的記者蜂湧而上。受到如此熱烈的接待，蔡瑞月的眼中隱隱泛著淚光。稍後，游好彥就在機場大廳對著蔡瑞月獻舞《頌》，接著在蔡瑞月的傳記紀錄片中飾演蔡瑞月的徐紫櫻，也上前獻上她的新作《愛與和平》。蔡瑞月唸國小的孫子──雷攝吹了一首直笛曲，迎接她的祖母。 這項活動引來一旁接機的民衆的觀望，好奇地問說：「在迎接誰啊！這幾個是日本人嗎？」 舞畢，蔡瑞月在機場說了幾句話：「夢想已經實現了，我和大鵬非常感謝大家這麼熱情地來接我。非常感動。由於政府對（蔡瑞月）舞蹈館的肯定，我想舞蹈館對台灣多元文化的發展會很有幫助。」 十二月十三日 下午一點二十分 中華舞蹈社巷子裡幾個看板，佈置了蔡瑞月早年演出的照片。台北市市長陳水扁抵達現場，陪伴著蔡瑞月一家人，一起看著這些過往的照片。 兩點 記者會 陳水扁一再強調市政府改建舞蹈館的決定不會改變，未來，中山北路將從士林市府官邸到中正紀念堂連成一條都市文化帶。 對於陳水扁的保證，蔡瑞月爲了表達她的感動，站起來給陳水扁一個熱情的擁抱。 三點三十分「蔡瑞月的舞蹈世界」座談會 座談會由蔡瑞月資深的學生胡渝生主持。許多舊時學生皆到場，話敍當年。一些年輕的舞者也在會場，希望能借由這場座談多了解當時台灣舞蹈界的一些狀況。 六點三十分
馬勒在刪除第三槌的同時，亦削弱了該高潮點的管絃樂強度與厚度，這自是為了降低該處的戲劇性，為隨後內斂沉重的低音銅管悲鳴建立更合適的情緒背景。然而，當晚的大槌音色頗為響亮，即便擊樂家已明顯地用輕於前兩槌的力道擊打，卻仍顯得突兀，更別提上下台階的動作在視覺上多麼戲劇化了。曾造就神奇時刻的眩目震耳，就這麼在終點前，打亂了前九十分鐘積累的深沉凝重，功虧一簣，實在可惜。
台灣正面臨著劇烈的交替，面對著過去與在地，有著雖然分裂但共同的情感記憶；反而是面對未來與國際時，難以化解自身的主體性危機。當我們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面對他者是一種痛苦的相遇，因為找不到表達的基礎、對話的理由，更別說，欣賞他者的存在。靈體與肉體，永遠是人命的掙扎；在看似無解的困境中，如何正面迎向集體潛意識，找到肉體的自在與靈命的歸依，是台灣無法逃避的挑戰。
在第二樂章接第三樂章之間的短暫裝飾奏，穆特竟然依舊運用滑音帶過，突然間，似乎克萊斯勒與過去被公認演奏貝多芬最佳名盤的那些名小提琴大師們，全部被刮了一巴掌！
陳士爭說：「廿四歲之前，我還在中國，與自己的文化太過貼近，看不淸許多事。來到美國，經過這些年經歷，有了距離重新看待中國戲曲，覺得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做戲。傳統不是一成不變，傳統要靠創新力量來推進、保持她的活力；《牡丹亭》是我對中國戲曲的一種詮釋，是領悟後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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