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的崩解，是出自于个人欲望无止尽的探求，但在这之中总有人固守礼法，如宣姜怨太子伋「拘束讲人伦，莫敢越礼逾法」，是「脸上写著『仁孝』二字的可怜虫」，一如文姜嘲讽鲁桓公是不知情趣的「鲁男子」。但愈是固守标举，则愈彰显礼法的失落，也嘲讽了礼法人伦的拘束性与在面对人欲时的脆弱。
台湾京昆剧团《情与欲：二子乘舟》
2018/11/11 台北 城市舞台
历史剧的编演，须根据史料的记载进行发挥，但若是全然根据史实，则会让演出失去兴味、更让观众丧失对人物与剧情的投射与共感。因此在史实的基础上，从记录当中寻找出事件的空白、揣摩人物的性格，并且强化人生在世共同存有的情感问题，以此补述史料难以记录的环节，甚或是从现代的角度加以评判，方可使久远的历史事件具备现代意义，让历史再度于现代映现，令观者能够从中看出历时久远的共同现象。
为两位春秋「孽嬖」翻案
台湾京昆剧团于二○一七年演出的《齐大非偶》即是由春秋时期齐国公主文姜破败的婚恋关系著眼，演述在个人选择之下所导致的悲剧。作为「失控的春秋」系列作，二○一八年则又继续推出《情与欲：二子乘舟》，由文姜之姐宣姜作为主角，试图剖析这段历史当中，个人婚恋对于国家政局间的关系与影响力，并探讨这对姊妹被归类为「孽嬖」的负面评价，在命运与个人抉择下的悲剧成因，以试图从人性在情欲、礼法、私我、家国等层面的冲突中为之翻案、并寄予同情。
也由于是「失控的春秋」，因此两出剧作均以《左传》为核心，辅以《史记》、《列女传》作为人物形象与史事背景的补充，再加入《诗经》的吟咏以符合民间与文人的观点，并挪借其他文学作品的情节与意象，如《齐大非偶》的「遗簪更衣」与《二子乘舟》的「婚丧同演」俱出于《红楼梦》，使两出剧作在兼顾史实的呈现、史评的针砭、文学的意象交互融会下，让人物形象与事件的开展更为立体。
在演出的形式上，虽是系列作，但《齐大非偶》是京剧、《二子乘舟》则为昆剧，一京一昆，除为平衡剧团的发展与演员的培养，也同时适应了情节本身的需要。宣姜的情感是基于命运变化与个人抉择，让她的性格在一连串的事件当中逐渐扭曲，经由昆剧悠缓的演出形态，堆叠出宣姜的爱恨与无奈。与之相对，自始即个性明快的文姜则不适用此种渐进的演出形式，为了让人物的情感保持在一定的强度，京剧的演出则较为适宜。
在两剧种演出中展现能量
两出剧作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塑造寄予同情，并从事件的发展过程试图翻案既定的负面形象，让观众能够了解个人命运的造成，同时存在著「非关人力」与「个人抉择」两种层面，即使后天的结果是命由己造，但若无前因，或许后续则有更多的可能性。此种现象在《二子乘舟》之中，更为明显，因为卫宣公的强娶、新台的营建、甚至是怀孕生子，皆非出自宣姜之愿，但前事已就，太子伋的固守礼法让她只能在选择之下将自身推至所爱与所生俱亡的结局。此外，《二子乘舟》亦维持了对于礼法的嘲弄与礼乐崩解之因。礼乐的崩解，是出自于个人欲望无止尽的探求，但在这之中总有人固守礼法，如宣姜怨太子伋「拘束讲人伦，莫敢越礼逾法」，是「脸上写著『仁孝』二字的可怜虫」，一如文姜嘲讽鲁桓公是不知情趣的「鲁男子」。但愈是固守标举，则愈彰显礼法的失落，也嘲讽了礼法人伦的拘束性与在面对人欲时的脆弱。
虽然从礼法与私情当中，可看出《二子乘舟》在家事与国事的交错影响，但如此操作则难免导致事件庞大的现象。若从此剧作引诗来看，〈二子乘舟〉是讲兄弟之情、〈新台〉则是讽刺男女之情，两诗指涉的背景重叠，建构史事的同时，也难免导致情节收整上的仓促，虽是小疵，亦无损此剧之要旨。台湾京昆剧团的「失控的春秋」系列作，无异在两种剧种的演出中展现能量，让未来的发展精采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