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在德语地区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及莎士比亚热，身在这样的热潮中，贝多芬也被莎剧描述的丰富世界与人性情感所吸引，除了自身拥有多版本的莎剧全集德文译本，还数次想送莎翁全集给心仪对象，可见他也是铁粉之一。而他也常以莎剧场景或角色编织入乐，《科里奥兰》、《罗密欧与茱丽叶》、《哈姆雷特》、《马克白》、《暴风雨》等，都能在其经典中觅得踪迹……
艺术绝不是单一存在的，它是一个时代中，各种生活与文化及创作型态的融合。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在德语地区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及莎士比亚热，多少感染了贝多芬的音乐作品。贝多芬儿时在波昂，当时王子费德利希（Maximilian Friedrichh von Königsegg-Rothenfels，1708-1784）设立的剧院中，长驻剧团经常演出莎士比亚剧目，例如《哈姆雷特》Hamlet、《李尔王》King Lear、《马克白》Macbeth、《理查三世》Richard III、《温莎的风流妇人》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等等，这些戏剧对年幼的贝多芬一定产生了巨大影响。
莎翁全集作为定情礼 乐圣就是铁杆莎粉
贝多芬曾经拥有多种版本的全套莎士比亚德文译本，例如全部十二册一七七○ 年代出版的Johann Joachim Eschenburg译本，还有之前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译本，还有一七八九年出版的August Wilhelm Schlegel译本——此翻译直到今天仍然是大家所采用的版本。
贝多芬在一八一○年曾写信给他当时爱慕的对象，医生Johann Malfatti的十七岁姪女Therese Malfatti，要寄全套的Schlegel莎士比亚译本给她，但最后她仍然拒绝了贝多芬。还有另外一位女士Fanny Gianattasio del Rio在一八一六年也曾经写道，贝多芬要寄给他们家全套的Schlegel莎士比亚译本。
资料显示一八○九年维也纳围城时，有位法国军官de Tremont男爵曾经拜访贝多芬，之后他回忆与贝多芬谈话内容是有关「哲学，宗教，政治，特别是他（贝多芬）的偶像——莎士比亚。」在一八一二年到一八一八年之间的日记中，也经常出现莎士比亚的字句，这一切都足以证明莎士比亚对贝多芬之重要。
贝多芬乐曲为素材 创作音乐缤纷
文字 吴毓庭
李斯特曾改编贝多芬全本交响曲、艺术歌曲（〈阿德莱德〉、《致远方的爱人》）及室内乐（七重奏Op.20）给钢琴独奏，也分别在一八四五年与一八七○完成《为贝多芬波昂纪念碑落成所作之清唱剧》Cantate zur Inauguration des Beethoven-Monuments与《贝多芬的世俗庆典》Zur Säkularfeier Beethovens清唱剧——两者皆引用了贝多芬钢琴三重奏《大公》慢板乐章片段。
舒曼早期也有直接取材贝多芬的作品。一八三一年他先完成了十一首《以贝多芬主题变奏的练习曲》Etudes basées sur un thème de Beethoven（WoO 31），后来又写下不少类似作品，但几乎都未出版，仅其中使用贝多芬第七号交响曲第二乐章的创作，后来成为钢琴曲集《册叶》Albumblätter（Op. 124）里的第三首〈伤心的感受Leides Ahnung〉。
一九○四年德国作曲家雷格（Max Reger，1873-1916）以自己钟爱（据说他在公开场合演出不下一百卅次）的贝多芬短曲（Bagatelle）Op.119 No.11为主题，写下双钢琴曲《贝多芬主题赋格与变奏》Variations and Fugue on a theme of Beethoven。雷格晚年希望自己能再多产出过去缺乏的管弦乐创作，在一九一五年又将此曲改编给乐团，可惜还未首演便逝世。
不过若要论廿世纪最著名的贝多芬相关创作，应该是理查．史特劳斯给廿三把弦乐合奏的《变形》Metamorphosen。创作于二战尾声，导因作曲家对德勒斯登、柏林等众歌剧院遭受轰炸深感痛心，他写道：「两千年来的文化发展已遭遇死亡，无可取代的建筑和艺术品被毁去。」他在曲末以贝多芬第三号交响曲《英雄》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和第五号交响曲《命运》的「短短短长」动机，哀悼整个时代的不幸。
进入廿一世纪，运用贝多芬元素的手法仍方兴未艾。二○○八年德国作曲家魏德曼（J. Widmann，1973-）揉合贝多芬第七、第八号交响曲性格写成音乐会序曲《充满活力》Con brio，特写贝多芬乐曲中的「愤怒和节奏感十足的坚持」（fury and rhythmic insistence）。另外，美国作曲家亚当斯（J. Adams，1735-）在二○一一年创作给弦乐四重奏与乐团的《绝对玩笑》Absolute Jest，取材前辈弦四作品，包括Op.131、Op.135与《大赋格》，重现贝多芬狂喜、精力充沛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