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性呈现的QA是什么样的一个现场？形式尚在实验，内容还未说完，观众无法评论，创作者也不能不予置评。特别是我们看的那场呈现，实验了各种手法去谈台湾历史，观众几乎和演员一样忙，一边阅览戏里搬演的历史人物，一边忙著寻找故事和叙事手法之间的关联。「大家有什么问题？」导演问，我和大部分的观众一样，只能在沉默里搜寻那个还不知道是什么的问题。
有个问题，我放在心里一直无解：阶段性呈现、发展中作品、实验计划，如今愈来愈多的这些展演形态，如何评论？本来事情很简单，观众进剧场看到的，和进电影院或翻开书本看到的一样，是成品；可是渐渐地，我们嫌这种观演关系太保守，仿佛艺术家在做的是产品不是作品，观众只是消费，参与不足。于是，还在实验阶段的半成品，就这样来到我们眼前了。一时间，观演关系好像更开放、更民主了，观众可以参与过程、提出建议、加入实验。唯有一件事观众做不来，就是评价好坏，因为我们还没见到结果。批评变得不再可能。
我把这个问题拿去问某策展人，刚好他策划的艺术节里，很多这类型的艺术计划。插句不客套的声明，节目大都很有看头，但重点不在于此，而是当我们的用语里没有「成功」与「失败」，评论是否一起失效了？策展人回答，从创作初始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整个策展团队的陪伴，所以，如果作品最后失败了，那么失败的不只是创作者而已。
「是整个策展团队陪他一起失败了」，他说。
从独立论述到寄生批评
策展人言下之意，批评还是可能的，只不过对象变了，从艺术家变成策展团队，从作品变成制作流程。策展人一肩扛起责任，令人佩服，可是问题好像没有解决。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当作者论的「作者」变成制作者，当演出评论变成对于制作流程的介入，那么，批评也变成生产过程的一环了。还在作者论的时期，评论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论述；进入到制作论的时代之后，评论是一种相对依附的关系，一种寄生式的批评。艺术节举办论坛、邀请驻节评论人，显然就是评论逐渐告别独立性格，进入被组织化的状态，我自己就多次涉入这个巨型的生产结构，如果不是共犯结构的话。
带著这些疑问，我在一个下雨的午后，去看了一场阶段性呈现。某个程度上，我觉得看阶段性呈现比看正式演出还难，因为作品没有给出足够的篇幅，你也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想问题。然后就QA了。
如果说，正式演出的演后座谈是一个评论的现场，观众可以针对作品提出各种不受控的问题和意见，而创作者甚至有权不解释、不回应，因为该说的作品都说了，而且经常是作品说得比作者更好，那么，阶段性呈现的QA是什么样的一个现场？形式尚在实验，内容还未说完，观众无法评论，创作者也不能不予置评。特别是我们看的那场呈现，实验了各种手法去谈台湾历史，观众几乎和演员一样忙，一边阅览戏里搬演的历史人物，一边忙著寻找故事和叙事手法之间的关联。「大家有什么问题？」导演问，我和大部分的观众一样，只能在沉默里搜寻那个还不知道是什么的问题。
评论作为生产性消费
「所以，你谈这段历史的观点到底是什么？」一位剧场前辈突然打破沉默。这问题并不是多高明，却很有现场感，因为它帮助我锚钉了这场阶段性呈现的演后座谈。我发觉，当作者来不及说完，观众做不出判断，评论就被戏剧顾问化了，演后座谈从一个评论的现场变成戏剧顾问的现场。以前辈的问题为例，他不是在评价，而是在厘清，他的角色更像是陪伴作者调整结构性问题的戏剧顾问。所有评断性的发言，也许在这个强调开放和未完成的过程里，都要成为顾问性的建言。
卡塔琳．特莲雀妮（Katalin Trencsényi）在《戏剧顾问》Dramaturgy in the Making这本实用手册里说，「戏剧顾问不是一个抽离的知识分子，安全地藏在图书馆满是灰尘的一角，和『创作的人』分开。」戏剧顾问诞生的时刻是，「当剧场实践将评论和批判回馈的行为，纳入剧场创作的过程之中」。她没说的是，如果观赏演出是一种文化消费，批评是一种无法即时回馈演出的纯粹消费，那么，戏剧顾问就是把批评转化成具有回馈效益的生产性消费。
以插话代替结语，我没觉得戏剧顾问、策展人、制作人有什么不好。我反而觉得，当批判性变成一种自动生产性，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分享的身分，无论我们做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