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民心剧场」成立于本年三月三十日，可是我直到八月十五日才第一次进到该剧场，观看《非三岔口》的演出。

这座剧场设于本市民生社区的海华大厦内，规模虽很小，最多只能容纳五十人，但剧场设备却相当完备，系属于所谓的社区剧场。它之选择在民生社区建立，是有原因的，照该剧场发表的「成立动机」所云：

民生社区是台北都市计划中最早开发成功的社区。目前民生社区的居民包含富锦里、富泰里、三民里等三里居民约有两万人，平均月收入在八万元以上者占三成，六至八万元者也有一．五成强，居民可以说是以台北各组织机关里中上层干部为主，以基层文化建设的眼光看来这实在是一个最理想也最有成长动机的社区，也就是说此一选择系建立于一定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水平上的。事实上剧场艺术和别的艺术不同，必须仰赖观众的支持，一个诗人或画家尽可以躲在象牙塔之内，可以无视别人的存在，而一个剧场艺术家脱离了群众，他自己亦将不复存在。可见它的设立是经过调查、研究和规划的。

当我看完了两个小时的演出，步出剧场，不禁感自中来。我觉得我不是只看到一次演出，我看了训练、看到了相互间的默契，看到了他们的认真与努力，更重要的我看到我国第一座社区剧场的成立。因此我想为所谓的社区剧场说几句话。

所谓社区剧场（community theatre），似乎是美国产物（见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Theatre, 3rd Edition），兴盛于本世纪五十年代。此种剧场系由各地热心人士所发起，找到一间可供演出的固定场定，大家业余性地来参与，因此与美国各地的「常驻性职业剧场」（Resident Professional Theatre）是不同的；后者不仅以此为业，且有固定的专业导演、演员和工作人员，而社区剧场则更接近教育剧场。就我所知，现今「美国社区剧场协会」（American Community Theatre Association）组织即系隶属于「美国教育剧场协会」（American Educational Theatre A-ssociation），成为它的一个分支。

由于此一性质之剧场系设于特定社区，因此必要了解该一社区的社会性质、文化背景，以及他们的喜爱与需要，才能与该一社区合作无间，水乳交融。除了在选材上所蕴含的教育意义外，它甚至把演出的本身变成一种训练，一种课程。最近读到马丁（Jacqueline Martin）有关演员训练的文章，提到所谓「社区剧场艺术证书」（The Diploma in Community Theatre Arts），其目的所强调的乃观众接触与社会意识。「民心剧场」似亦有见及此，所以他们指出：「我们除了请剧校的老师、学生来长期地参与演出之外，也精心设计了一些『儿童国剧』、『靑少年戏剧创作』等课程，希望一般的学生也能及早接触到自己文化的精华。」当然是很好的构想。

像这样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剧场，经营起来必然遭遇很大困难。它的困难不是来自「人」──因为我们正有许多有热情、有活力、有才分的年轻朋友，他们受过专业训练，有深厚的学养，只愁无用武之地；而是来自「钱」──一想到一座剧场所需的租金、设备和日常开销，即使所有工作人员不支酬劳，但总不能每天自带便当。凡此种种都不是几个读书人所能支应的，因此对他们未来的维持和发展，不禁揑一把冷汗。

说到「钱」，使我想起诺维克（Julius Novick）于一九六九，为其《百老汇外》（Beyond Broad-way）一书再版序言中的一段话：

我们国家似乎落入特殊时代。我们有钱造大砲和牛油、我们投注许多亿元到越南，和准备许多亿元来玩反飞弹的飞弹游戏，而且也似乎留下很多钱给家庭经济的私人部份。市郊遽增各色房屋，而每一中产阶级的厨房、起居室、孩子房间和游戏室塞满了装备和新玩意；大型车制造商和饲貂者都做得很好。但突然间有关于社区的、公众的、一般国民的，则似乎严重缺钱。福利计划、医院、大专、学校和图书馆，均面临短缺与减少。

这段话所指的是一九六九年的美国，那时虽然越战方酣，但是美国的经济情况仍然睥睨世界。今日的情况当然不是如此，汽车工业早被日本打垮，大公司倒闭和裁员，许多中产阶级面临失业命运，有关社会福利和文化事业资金来源的减少，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我译出这段话的目的是用来和我们今天的社会比较。我们的外汇存底冠于全球；我们拥有不少名列世界前矛的大富翁，我们有大量的金钱投资海外各地；我们准备许多兆元从事六年国建；我们许多游客到世界各地挥金如土，面不改色；我们一次选举得花费惊人数字；我们只要有一块小小土地，可以一夜之间致富；……。但是我们却没有一间专供演出舞台剧的剧场。台北市如加上周边的永和、中和、新店、板桥、三重等市镇，人口当在三百万以上，像这样的一个大都市，拥有如许多的高等学府，竟不能支持一间小小的剧场，也竟不能和美国今天的一个小镇相比。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们需要的只不过是一座可以容纳三、四百观众的小剧场。但是第一，它必须是单一目标的，只供舞台剧之用，切忌多目标；多目标的结果是无目标。第二，它必要是专业的，由剧场艺术家来经营管理，不可以由外行来领导内行。第三，纯民间的，政府最多只给予补助，不可纳入公务员系统。盖事事法规化，定时上下班，定时关灯，那就等于将演出的活动捆缚起来，动弹不得。

像这样的一座小剧场，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要辟地兴建，当然很难；但是我们的要求没有那样高，只要能找到一座废弃的仓库，或某大公司或大厦内地下室的一部份，或是一家经营困难，行将歇业的电影院，予以改建，那又似乎不太难。记得那年白先勇的《游园惊梦》在台北上演，我在这次座谈会上开了先勇一个玩笑。我说：「先勇呀，你如果出钱盖一座剧场，我们就管它叫『先勇剧场』，将来大家为了省事，不说我们去『先勇剧场』看戏，只说我们看先勇去，那时你的名字比谁都响亮。」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但是白先勇为了办《现代文学》，捐出在美国的全部教书收人。我记得有一年，我来到他圣塔芭芭拉的住所，只见四壁萧然，他无钱买家具，钱都寄回台北办《现代文学》去了。这件事我是亲眼目睹。可惜先勇不是一个有钱人，因此盖剧场之事迄今仍是一个梦想。

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座社区剧场，虽然似乎小了些，因为五十个座位即使场场客满，亦难以抵销一次演出的最低开支。然而无论如何，他们总算跨出了一步，虽是一小步，却是扎实的一步。在此，我祷告上苍，希望他们能获得更多的赞助与支持，不仅使他们能以维持，而且日益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