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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市场考验 剧场中生代的大舞台挑战

台湾剧场界「世代断层」警报解除了吗?持续在中小型剧场耕耘的剧场中生代编导如王荣裕、吕柏伸、符宏征、王嘉明,今年纷纷将作品推上大剧场。虽然对他们而言,从小剧场到大剧场不是唯一选项,也不是截然二分的优劣分类。但当表演艺术只是娱乐市场的选项之一,面对商业行销越来越致密的手段,市场考量与创作理想的天秤如何平衡,或许是这群中生代导演的剧场之路,所面临更大的挑战。

台湾剧场界「世代断层」警报解除了吗?持续在中小型剧场耕耘的剧场中生代编导如王荣裕、吕柏伸、符宏征、王嘉明,今年纷纷将作品推上大剧场。虽然对他们而言,从小剧场到大剧场不是唯一选项,也不是截然二分的优劣分类。但当表演艺术只是娱乐市场的选项之一,面对商业行销越来越致密的手段,市场考量与创作理想的天秤如何平衡,或许是这群中生代导演的剧场之路,所面临更大的挑战。

台湾剧场「世代断层」的警报解除了吗?在市场导向与创作理想的拉锯之间,量化的经济价值战胜了吗?在文创产业口号漫天价响之际,观众人数的多寡真的是衡量成果的唯一标准吗?面对制作成本高涨,补助资源稀薄的现况,「大舞台、大剧场」真的是存活的唯一出路?不约而同地,持续在中小型剧场耕耘活跃的剧场中生代编导如金枝演社的王荣裕、台南人剧团的吕柏伸、动见体剧团的符宏征、莎妹剧团的王嘉明,今年纷纷将作品推上大剧场;然而不同于在一九八○年代前后窜起、目前在国内表演艺术市场被观众认知的剧团品牌与创作者,如表演工作坊的赖声川、屏风表演班的李国修、果陀剧场的梁志民,他们没有成为「大师」的接棒企图,从小剧场到大剧场不是唯一选项,也不是截然二分的优劣分类,表演艺术产业的「产值」更不代表著绝对价值。

从小剧场到大剧场  依旧实验依旧玩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选择将作品推上大舞台?对今年甫以《肤色的时光》获「台新艺术奖」首奖的王嘉明来说,「大、小剧场」并不影响他在创作上戏谑嬉耍的「顽童」性格,剧场空间的大小决定的是游戏的方式、作品的质地,因为「空间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实验」。一如被台新艺术奖评审形容为「兼具艺术与市场魅力」的《肤色的时光》,即使面对在中型剧场连演十八场的票房压力,王嘉明硬是不要传统的单面舞台,而是以一堵墙隔开双面观众,呼应了全剧的推理形式,让习惯商业剧场的观众看见不一样的剧场玩法,同时在作品美学与市场考量上达到双赢。

二○○八年即以《阉鸡》登上国家剧院演出的吕柏伸也表示,大剧场的「第四面墙」并没有减低他的玩性。大剧场对他而言,跟小剧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一样可以找到新的元素去玩。在历练多次大剧场的经验后,面对普罗大众的看戏口味,吕柏伸以自然心看待,「大剧场的作品,的确选择了比较通俗的题材和热闹一点的表演方式呈现,让更多观众可以接受,这是必然的。」他强调,台湾的剧场不应该认为从小做到大才叫做成功,「如果有两千个观众喜欢看我的戏,那也没有非要追求到八千个观众的必要。」

从户外走演《台湾女侠白小兰》到奠定观众基础的《浮浪贡开花》系列,以「台客美学」打响名号的王荣裕说,从小剧场到大剧场,这是创作者必经的阶段,仿佛水到渠成,「顺水推舟、顺势而为。」走进艺术殿堂,王荣裕仍要让观众感受,台下台下气息相通,紧密交流、亲近互动的野台看戏氛围。「我希望让观众觉得看戏不一定要正经八百,可以很轻松,不要搞得那么紧张。」虽然国家剧院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将是一大考验,但王荣裕强调:「镜框式舞台一定会绑手绑脚的,但有限制才会有自由,如果在这个框框里面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才是真正的创作。」

更在意导演「专业」  期待更多「空间」可能性

表演空间和作品意义的连结,是符宏征创作首要的考量。「做比较通俗的作品,一样会去想,我过去哪些比较实验性的创作,放进大剧场,会变成什么样子?会不会更好?这对于空间感的掌握,或作品未来的发展,势必都有帮助。」不管是大剧场还是小剧场,符宏征更在意的是,如何让「导演」这门专业如何被正视,「我们这一代要以专业导演的身分生存,不容易。还是有太多不信任我们的眼光。虽然也正常,但如何扭转?要在极有限的环境下,创造更多能力!甚至变成艺术制造业,或当我是一个『工匠』都很好。因为工匠有专业能力,可以生存。」

大剧场未必只能承载通俗性的内容,也能兼容实验的空间,是他们一致的结论。然而,对照国外许多知名导演选择演出空间的多元可能,就硬体条件而言,台湾不缺大剧场,也不缺小型的实验剧场,独缺三百到五百人之间的的中型剧场,空间的匮乏,影响了不同世代创作者的发展可能,或许也是这群剧场中生代编导被迫「转大人」的现实因素。符宏征说:「如果有更多像北艺大戏剧厅这样的场地:座位席次适中,提供比一般黑盒子更完备的硬体设施──叙事的可能性,也会更多元。但我们没有这种机会,因为没有中间的剧场,让观众可以参考、看见。」

这几年,中生代导演们在这几年不断被市场需求,例如王荣裕担任共有两百多位淡水人参与的大型演出《西仔反传说》的导演,王嘉明接下高雄世运及台北花博开幕的导演工作,符宏征、吕柏伸的跨界与商业剧场邀约不断,但台湾编导所面临的制作条件,以及背后的制作资源,其实落差很大。吕柏伸坦言,不同于两厅院委托制作的《阉鸡》,从《K24》到今年的《Q&A》必须面对现实的票房压力,以及更大众的市场口味。「商业剧场因应预算控管和时间压力下的制作行程,在开排前就已经确定了舞台、服装,所以我可以花比较少的时间在排练上,但相对的,我也少了很多在排练场上和演员互相撞击出新火花的机会。」

平衡市场考量与创作理想  导演的未来挑战

因此,即使这群中生代编导都乐观以对,可能令人忧虑的问题是,当表演艺术只是娱乐市场的选项之一,消费过剩使群众习于精致操作的娱乐口味,面对商业行销越来越致密的手段,创作者不是选择向市场靠拢,就是回到严苛的小剧场制作条件。创作者必须严肃自问:如果不想走向商业化,那想让自己成为什么?如果将剧场视为一种消费行为,那么更突出的内容设计和行销手法是甚么?市场考量与创作理想的天秤如何平衡,或许是这群中生代导演的剧场之路,所面临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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