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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洛.劳(Phile Deprez 摄 NT Gent 提供)
特别企画 Feature 重建剧场的三个 W╱WHAT--事件vs.米洛.劳╱人物专访 瑞士剧场导演

米洛.劳 剧场里有意义的事,在于倾听与同理

年轻时曾说过自己的人生志愿是:社会学家、艺术家、战地记者,现在身为剧场导演的米洛.劳,透过剧场工作,他与人一起创作、观察社会现象,还到战地研究调查,似乎可说是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了。剧场对他而言,有意义的事情在于倾听、存在、理解、同理、在那一刻升起的情感、带著反思的观看,「在过程中,或许是排练或许是演出,如果有那么一个短暂片刻让任何一个人感动,让任何一个人了解一些什么,或许仅仅只是走进剧场的意义,那对我来说一切就值得了。」

年轻时曾说过自己的人生志愿是:社会学家、艺术家、战地记者,现在身为剧场导演的米洛.劳,透过剧场工作,他与人一起创作、观察社会现象,还到战地研究调查,似乎可说是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了。剧场对他而言,有意义的事情在于倾听、存在、理解、同理、在那一刻升起的情感、带著反思的观看,「在过程中,或许是排练或许是演出,如果有那么一个短暂片刻让任何一个人感动,让任何一个人了解一些什么,或许仅仅只是走进剧场的意义,那对我来说一切就值得了。」

Q:你从十三就对历史上的政治暴力事件有兴趣,十九就去墨西哥北部的丛林访谈叛军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你的所有剧场作品都是政治相关议题,这种强烈的政治参与感是从何而来的?

A这要从我外公开始谈起。我爸爸那边的谱系是从德国来的,所以我的姓Rau(劳)是德国姓氏,我的祖父和犹太裔的祖母在三○年代因纳粹兴起的关系移居瑞士避难。而另一边,我妈妈那边的谱系是义大利来的,我外公拉雷塞(Dino Larese)也在三○年代移居瑞士,就这样在瑞士待了下来。我的外公是个作家,翻译、写传记、青年文学、剧本、寓言故事集等等,他和当时许多作家是好朋友,例如汤玛斯.曼(Thomas Mann)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有年夏天我是在外公家度过的,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文学、剧本和人文思想,遇到很多外公的朋友们,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尤涅斯柯(Eugène Ionesco),那些回忆是我童年的启蒙。另一个对我影响重大的人是我继父,他是个托洛斯基主义者,他跟我说了很多托洛斯基、列宁和马克思的极左派社会学思想。我想,这两个人就是让我对政治产生热情的起点。后来,也很直接影响我去巴黎和苏黎世主修社会学,和继续选择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去做剧场。

Q:你说过年轻时有三个人生志愿:社会学家、艺术家、战地记者,而你现在的工作刚好可以一次满足三种兴趣,是这样的吗?

A这么说吧,如果我在汉堡戏剧院做契诃夫,那当然不会是这三种兴趣的组合。但举例来说,我现在正在做一出戏《摩苏尔的奥瑞斯特》Orestes In Mosul,我们去伊拉克北部,进到IS(伊斯兰国)占领后已成为半废墟的摩苏尔做田野调查,我们邀请伊拉克的演员一起参与制作,我从田野调查的经验开始写剧本。所以在这样的制作里,这三种愿望可以一次被满足。当然如果身为一个作家或电影导演,也一样可以轻易地满足这三种愿望,但我相较之下更喜欢剧场的原因,是因为剧场是一种社会工作,总是和一群人一起工作、一起做出什么。

Q:如果你对政治有这么强烈的热情,想要积极影响政治方面的真实情况,怎么会想在剧场里工作呢?

A首先,我们尽量让每个制作到处巡演,尽可能去十几、廿几个国家、演出超过上百场、连续巡演好几年等等。我们尽可能帮每个制作写书、拍纪录片,在不同的媒介上流传,尽可能地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例如在我们说话的这个当下,比利时的某电视频道正在播《重述:街角的凶杀案》的影像版本。再来,对我来说,让作品有政治上的影响力,不仅是限于在政府机构握有权力,而是在象征的层面上。例如借由放映《刚果裁决》,两个刚果的部会首长因此而下台。虽然《刚果裁决》仅只于呈现廿几年来刚果东部内战几千个屠杀案例里的三个案例,但在那一刻,我们因此而明白让屠杀案例进行重新审判是有实际可能的!当然在某个时间点,公民社会和政府、司法机构必须接手这项任务,让所谓的象征影响力变成实质上的影响力,让象征法庭变成实际法庭。我们能做的事情是加速这个过程,在后面推它一把。在这个过程需要的不只是影片作品本身,还有媒体,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网路媒体,让不同国家的人们知道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

Q:在《刚果裁决》和《莫斯科审判》公开上映后,除了刚果两位部长下台之外,在这两个国家有什么其他实质的政治影响吗?

A没有。但这就是我所说的「象征影响力」。其实我不认为带有政治性质的艺术作品可以做到「展现可能性」以外的事。例如在《莫斯科审判》,我们呈现的是,如果二○一○年审判「暴动小猫」的法庭重来一次,人们怎么讨论这件事?她们有没有可能在不同的可能性里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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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档案

◎ 1977年生于瑞士伯恩,学术背景为德国文学与社会学,曾师事于托多洛夫和布迪厄。

◎ 1997年,随友人前往墨西哥展开关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Zapatista)的调查,也是首次踏上田野调查的旅途。2000年起成为《新苏黎世报》记者之一;2003年起开始与德国、瑞士、比利时等地剧院合作,成为剧场导演与作家。

◎ 2007年成立「国际政治谋杀学院」,用以创作剧场作品、制作纪录片、组织社会行动,并将之引介与国际社会。2018年5月接手比利时根特剧院艺术总监,并发表「根特宣言」。

◎ 历年重要作品与形式包括:《仇恨电台》演出、电视电影、书籍、广播剧本(2011/14);《莫斯科审判》演出、纪录片、书籍(2013);《苏黎世审判》演出、电视电影、书籍(2013);欧洲三部曲之《内战》演出、影像装置、书籍(2014);欧洲三部曲之《黑暗时代》演出、广播剧本、影像装置、书籍(2015);《刚果裁决》演出、电影、书籍(2015/17);欧洲三部曲之《帝国》演出、影像装置、书籍 (2016);《五篇简易小品》演出 (2016);《列宁》演出、书籍 (2017);《重述:街角的凶杀案》演出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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