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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贝塔.卡芮:创造新角色,永远都是大挑战

台北艺术大学钟明德院长誉为「戏剧女神」的欧丁剧场女演员萝贝塔.卡芮,她的传奇神话其实得来一点也不侥幸。一九五三年生于义大利米兰的卡芮,于一九七四年加入欧丁剧场,从只会说义大利语,忍受艰苦训练,到能融入这个充满能量与国际性的剧场大家庭,并且成为欧丁剧场的创作与表演主力演员。借此专访,让我们了解她的剧场经历与生涯体会。

文字|采访 彭雅玲 欢喜扮戏团团长 翻译 丁凡
第207期 / 2010年03月号

台北艺术大学钟明德院长誉为「戏剧女神」的欧丁剧场女演员萝贝塔.卡芮,她的传奇神话其实得来一点也不侥幸。一九五三年生于义大利米兰的卡芮,于一九七四年加入欧丁剧场,从只会说义大利语,忍受艰苦训练,到能融入这个充满能量与国际性的剧场大家庭,并且成为欧丁剧场的创作与表演主力演员。借此专访,让我们了解她的剧场经历与生涯体会。

Q:作为欧丁剧场的演员,最开心的是什么?

A:身为演员,最开心的就是我可以经由表演不断超越自己。八岁的时候,我的音乐老师说我唱歌老是走调,叫我在合唱时只动嘴唇,不要发出声音。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再唱歌了。十几岁时,我很关心政治,去参加抗议游行时,我觉得走不走调并不重要。我和别人一起大声唱歌,第一次感到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经验改变了我。我加入欧丁剧场时刚好二十岁。我们每天都接受肢体和声音训练。尤金诺.芭芭要求我在海边对著海唱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独唱——清楚大声。我觉得自己飞了起来。后来开始练习合唱时,我得很仔细地听别人的声音,让我自己的声音融入大家的声音,就好像细小河流汇集成大河,我们的声音汇集成一股洪流。对我而言,演戏就像跳舞。我的伙伴可能是台词,可能是音乐,也可能是其他演员的动作,演单人剧的时候则可能是OS录音。我在舞台上的动作是导演从我的提议中挑选组合而成的。但每次上台,「如何」做出这些动作,全靠我自己。在欧丁剧场的演出中,动作和台词都被导演规定好了,但说也奇怪,这反而给了我极大的自由,因为我只需要专注在台词和动作的能量流动上。

我在欧丁剧场街头表演的角色叫作吉若尼摩(Geronimo)。我特别喜欢演这个角色。我只要一穿上这套戏服,就变得很顽皮、很开放。吉若尼摩擅长和观众直接互动。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角色,有著赤子之心。吉若尼摩于一九七六年诞生在丹麦,是街头和舞台表演的一部分。他的声音是用鸦鸣器发出来的,走遍世界各地,人们都能够了解。

 

Q:在你的专业生涯里,最困难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A:最困难的无疑就是一九七四到七六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从爸妈家直接搬到了欧丁剧场。芭芭用义大利语指导我,但是剧场里只用丹麦语和挪威语。这两种语言我都不会说。别人说了笑话,大家笑成一堆的时候,我完全听不懂,不知道该怎么办。在欧丁剧场,演员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头两年,我每天都得跑步、作很困难的肢体训练,还要跳高跳远,我的身体根本做不到。我整天都是全身酸痛。这些训练成为每天的挑战,我必须测试自己的意志极限,以及自己想要成为团体一分子的决心。我离开了我出生的家乡、家人、朋友、同志和男朋友。一切都得重新来过,我得再次学习如何说话、行动、唱歌。我必须在一群陌生人中建立新的身分,我跟这些人完全没有交集,除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和尤金诺.芭芭一起工作。我花了好多年解构我的「米兰身分」。然后,就像浴火凤凰般的,我从灰烬中重生了。从一九七六年底开始,训练变成我心目中最具创造力的一部分。我称之为「演员的私人花园」。在这里,我可以探索并培育我有兴趣、导演却不一定有兴趣的种种想法。正是经由训练,我创造了我的两出独角戏。

 

Q:在你演过的角色中,哪一个角色最具挑战性?为什么?

A:很多角色都很有挑战性,年轻的印地安人、吉若尼摩、波莉.皮区(Polly Peachum)、厌倦战争的依薇特.波特尔(Yvette Pottier)、茱蒂丝(Judith)、寻找死去孩子的母亲、卡珊卓(Cassandra)、寻找逝去爱人的女人、男爵、葛楚德(Gertrud)。我为这些角色创造服装和肢体语言特质。最后,他们都变得很熟悉,因为他们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欧丁剧场,我们不期待角色必须是哪个样子。我的卡珊卓和所有其他人诠释的卡珊卓完全不同,她说的话也和别的卡珊卓说的话不同。许多角色只存在于我们的演出里。这个自由同时也是负担,因为我们必须从头开始创造,并且要作很多冒险的选择。新角色的诞生需要经过很复杂的过程,永远都是一个大挑战。

 

Q:当你演出《盐》的时候,对这个角色是否有情绪上的投射?何种情绪投射?

A:《盐》的诞生来自一个感觉:怀旧的感觉。这个感觉来自一九九六年我和杨.佛斯列夫(Jan Ferslev)所作的工作坊示范——关於戏剧和舞蹈的关系。接下来五年,我们在训练中探索有关的绘画、音乐和文本。欧丁剧场巡回演出其他戏剧时,我们收集乐器(杨学著用这些乐器演奏)和物品(我用来创造戏剧桥段)。二○○一年,安东尼奥.塔布奇(Antonio Tabucchi)将他的书《越来越晚》寄给芭芭。芭芭决定用书中最后一封信作为杨和我正在创作的怀旧文本。故事是说一个女人在爱琴海的岛屿和岛屿之间旅行,寻找她失去的爱人。音乐、台词和动作都充满了思念和怀旧的情绪。因此,我一定不能陷在自怜中,否则就演过头了。我的工作主要是要感动观众。因此,精准度变得异常重要:这个演出就是演员和乐师之间的双人舞。我们彼此配合的时间点创造了演出的流动感,正是这种流动感让观众在椅子里跳起舞来。

 

Q:同时身为家庭主妇及母亲,你如何平衡你的个人生活和事业?

A:十六岁的时候,我决定要一个「完整」的人生。我的意思是,我要一个专业生活和个人生活可以结合为一的人生。加入欧丁剧场不多久之后,我就在团体里找到一位伙伴,从此之后,我总是和另一位演员一起生活。和另一个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真是太棒了,但是长久下来,在我们的伴侣关系上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把工作上的冲突带回家的危机太大了。但是,能够分享所有的美妙时刻实在是很棒。我们的生活形式包括很多的旅行和很长的工作时数。生养小孩似乎不太切实际。一九八○年,我非常渴望生小孩。我的身体渴望成为母亲。我必须做这件事。一九八一年,我跟大家说我怀孕了,芭芭微笑著恭喜我,但是我看得出来他感到不安。他花了那么多年才让我成为欧丁剧场的演员,他担心我会为了当妈妈成为家庭主妇。他害怕我对私人生活的忠诚会牺牲掉我的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一直工作到怀孕六个月阵痛开始那一天。阵痛让我不得不躺在医院病床上接受观察,无法下床,直到一九八一年八月艾莉斯诞生。下一个月,我们同时开始排演两出戏:《布雷希特的灰烬》Brecht’s Ashes和《百万》The Million。我在《百万》中还需要加进一个新的舞蹈。

我先生和我住在离剧场两公里的地方。我们没有车。我们每天早上四点半醒来:喂艾莉斯、换尿布、帮她穿好衣服。我们必须盥洗、吃早饭,然后推著娃娃车去剧场,我把摇篮放在欧丁剧场的秘书旁边。然后我们迅速换上排练服装,进入剧场。排练七点准时开始。到了晚上,我们非常疲倦,艾莉斯哭闹得很凶,我们得不到多少睡眠。我们每周工作六天,星期六只工作半天。还有巡回演出。怎么办?我没有前人经验作参考。我只能打带跑地边走边看。人生就是这样的即兴。有时候我觉得我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了,对不起艾莉斯。良心不安对职业妇女来说,大概不陌生。现在已经是二○一○年了,我又遇到另一个难题。我的丈夫,也是欧丁创始人之一,托盖尔.维索(Torgeir Wethal)得了癌症。他正在接受化疗,无法和我们一起作春季巡回演出。我们用整个二月重新调整演出内容,以便在没有他的状况下演出。这对我是很困难的,我必须用我全部的专业态度防止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的工作总是能够帮助我度过难关。和一个心爱的人共度一生是很幸运的事情。看到我的女儿强壮独立更是无上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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