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看历史并可发现：现代化时期的泰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困境，在艺文实践上必须「紧紧尾随著西方的思考」，透过文体的转译找寻适应之路；而今，泰国面临无以数计的政治动荡与权力更迭，这群工作者透过传统、历史及社会现实观察，实践于剧场上，某种程度而言，他／她们也是将身体、记忆和自省种种，搭建出另一种转译及适应的必要之路。
泰皇拉玛七世（Prajadhipok）曾在纽约时受访谈到：「我们的口号是适应（adapt），而非一味接受或采纳（adopt）。暹罗人是适应能力极强的民族。」曼谷剧场生态里，适宜将如何转译、适应与调整，视作某种必要且精确的观察。
如何翻译与适应，都是政治介入的重要一环，节选自身传统或思考如何调整亦然。这些关键字不仅回荡于泰国现代剧场表现上，它们能量依然持续至今。
拉玛六世引进现代西方剧场
泰皇拉玛五世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1868-1910）在英、法国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奠定泰国现代化基础。一九一○年底拉玛五世因病过世，留学英国的长子瓦七拉兀（Vajiravudh）即位，是为六世。擅长文采的拉玛六世与英国维持良好关系，积极艺文建设，除有六十篇作品、高达一百八十出剧本生产外，也将莎士比亚、吉尔伯特（Gilbert）与苏利文（Sullivan）等人之作译成暹罗文。他建造剧院推广戏剧，引进英国剧场实验。（注1）
传统泰国表演艺术本来深受印度、中国与东南亚文化影响，在被称为「泰国现代戏剧之父」的拉玛六世执政期间（1910-1925），开始建构现代戏剧样貌，成为泰国表演艺术历史的双轴。
回观泰国或暹罗过去，其历史乃建立于西方帝国主义威胁下，藉协商与给予所牺牲的领土及资源以保国家完整性，亦可说面对殖民者高度强权，泰国的开放态度与适应能力步入严峻的考验。国家的完整与「半殖民」（semi-colonial）精神状态画上等号，泰国必须接受现代化洗礼才能度过难关。（注2）
从使用西方经典到在地作品产出
二战期间，外国电影无法入境泰国，泰国男性导演与剧作家辈出，是为全盛时期，而战后这批戏剧工作者一窝蜂地进入影艺、电视媒体圈；剧场较多为女性参与者。演员Onchuma Yuthawong甚至明言：剧场是泰国社会的软（soft）艺术，由女性扮演重要的发展基石。（注3）
一九六○年代朱拉隆功大学与法政大学相继成立戏剧学系，但必须以不影响、交叠或干扰Silapakon大学教导传统泰国艺术下的课程基础为前提。为提升西方话剧水准，戏剧学系成了外语系的分支，师生致力制作、翻译和使用西方经典；到了第二代的教师渐渐有了剧场实务基础和小剧场的实验精神，始而生产泰国本土剧本及泰国经典文学作品改编为导向。
随左右派与学生运动之争，一九七六年十月军政府与警方联合政变，废止宪法，成立反共和高压政策为纲领的「全国行政改革委员会」，一来禁止政党、学生团体集会活动，也禁止罢工，并对新闻、书籍、期刊进行审查。此时泰国观众和艺术工作者为怕卷入政治纷争，宁可选择轻松喜剧，而非严肃剧目，也影响到剧作生产的量与质。迄至一九九○年代，政府指定一九九三至九七年为「泰国文化保存年」（Pi Ronnarong Wathanatham），鼓励改编泰国经典文学以融入商业剧团、学生制作和实验剧团的戏剧制作中（戴雅雯，2012）。
然而，除了要克服「半殖民」的心态，当代泰国还得面临「半民主」体制的挑战。军人治国、宪法改革及政变动乱似乎从一九三二年后就变成泰国的政治常态。一九九二年泰皇协调动乱后，虽暂时解决政治冲突，但九七年新宪法颁布，多党组织联合政府的传统，在选举后引发塔克辛政权一党独大局势，再次引发举国动荡。
政治压力下的艺文创作焦虑
廿一世纪，支持塔克辛的「红衫军」和反对者组成的「黄衫军」两股势力在街头进行攻防战，最后由政府采高压手段才恢复暂时平静，许多人忧心的不仅仅是塔克辛的独权，也畏惧拉玛九世之后，谁将继任王位的全新挑战，这些群体心理带来的恐慌，是引发不同势力进行角逐与分裂的主要根源。
审查制度、政治分歧深化和补助机制匮缺，使得不少电影工作者往往冀求发展出对民族与王室忠诚的作品，才可能得到官方支持。剧场因制作成本低，也较有政治议题的冲撞，看似保有一定自由，不过，艺文工作者生存环境的考验仍令人焦虑。
这般焦虑反映在二○一三年《剧场工作者必须死》Nak Karn Lakorn Tong Tai上：一位年轻、失业的剧作家即便热中于政治戏剧，但最终迫于承受经济和家庭压力，牺牲了自己志业。当艺术家被迫在不可能的环境中工作时，剧中表明，将会杀死梦想的潜在之音。
探索并呈现个人「声音」与「立场」
政治生产转向情感探求，是当今泰国剧场的某种可见趋势：Sasapin Siriwanij、Nana Dakin与 Jacopo Gianninoto的《布鲁诺计划》The Giordano Bruno Project则藉十六世纪义大利哲学家故事，反映出敢于挑战信仰的人们的集体特质。戏剧评论家Amranand认为：「由于其抗议的情绪，片段感觉像属于街头，而不是在剧院内。」
或是B-Floor剧场该年制作《台风：遗迹》Typhoon: The Remains，导演Teerawat Mulvilai邀请法政大学学生共同合作下，探讨社会运动记忆，历史和当今处境下的人的政治身分和地位。
而二○一四年《时髦国王》Hipster the King意图传达给泰国观众对偶像崇拜的批判，攸关人们如何面对权力及受到挑战的情况下有所反应。演员们站在桌上，穿著成格瓦拉、翁山苏姬、贾伯斯和芙烈达等标志性人像，字幕投影在墙上，告知观众：演员们正在奋战，以防成为一个被支配的角色。他们邀请观众建议如何赎回自身。
此外，Wichaya Artamat的《她的观点：纪录剧场》In Her View: A Documentary Theatre中，十五位女演员在台上谈论自己身为表演者与女性的种种经历，透过独白和独奏，她们向虚构和现实生活中的女人传达自己的声音。这些作品皆传达「声音」、「立场」的剧场诠释。
剧场人的转译及适应之路
隔年，「跨国合作」成为泰国小剧场的显著现象，数量不在少数：如Girl X和Something Missing，而「发现卡夫卡」系列活动就有日本基金会投入泰日艺术家合作；还有德国歌德学院、法国大使馆与泰国在地制作人及演员三国共同合作的《变形记》La Métamorphose。
由于剧目及演出蓬勃，本文意图仅将身体、疆界与审查视作某种切面，从中探讨近三年曼谷小剧场如何回应艺文工作者生存、集体记忆、社会身分、性╱别认同与跨国连结等现象。至此，我们回看历史并可发现：现代化时期的泰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困境，在艺文实践上必须「紧紧尾随著西方的思考」，透过文体的转译找寻适应之路；而今，泰国面临无以数计的政治动荡与权力更迭，这群工作者透过传统、历史及社会现实观察，实践于剧场上，某种程度而言，他／她们也是将身体、记忆和自省种种，搭建出另一种转译及适应的必要之路。
注：
- 陈鸿瑜（2014），《泰国史》，页246。
- 转引自朱拉隆功大学戏剧系主任Pawit Mahasarinand于2017年4月14日在台北艺术大学戏剧 学系发表〈Lady Boy Cabaret Show or Classical Masked Dance Theatre: What Exactly are We/ You Watching in Thailand〉演讲简报内容。
- Catherine Diamond（2012）,〈Mae Naak abd Phra Ram: Keeping Company on the Contemporary Thai Stage.〉in Communities of Imagin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n Theatres, p.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