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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一景。(AFP 提供)
特别企画 Feature 瘟疫中的日常生活:心灵纾困(可能)提案 提案3:阅读吧! 瘟疫蔓延时,找寻给未来的启示

肺炎与吹水

#支撑现实 #非虚构写作

《武汉封城日记》就像一场在酒吧里的吹水大会,它很沉重,伴随死亡如沼泽般往下的引力,但它的形式及其被审查过的经验,使它的阅读经验变得飘浮而失重,像个气球朝向一个疑真似假的阴天飞去。如果真假并不重要,我唯一能在意的就只能是我在阅读时接收了什么,我该如何作出反应。

《武汉封城日记》就像一场在酒吧里的吹水大会,它很沉重,伴随死亡如沼泽般往下的引力,但它的形式及其被审查过的经验,使它的阅读经验变得飘浮而失重,像个气球朝向一个疑真似假的阴天飞去。如果真假并不重要,我唯一能在意的就只能是我在阅读时接收了什么,我该如何作出反应。

广东话里有个词叫「吹水」,意思有点像唬烂,但又没那么负面。我去问一个人事情,他胡说八道夸夸而谈,我可以骂他吹水;但一群人围在一起不著边际的闲聊,随便发表点意见,那我们也是在吹水。总括而言,吹水通常是贬义与中性的用词,很少用于褒义。「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这句话不太能翻译成「真理是吹水出来」的,大概就是这样。

防疫时期是吹水的好时节,当然不是讲面对面的交谈,因为吹水其中一个解释是把口水吹得到处都是,这样会群聚感染。我们躲在手机电脑后面,每天乱七八糟地讲些废话。最常出现的第一句话是好想去KTV,其次是好想去旅行,或者就讲最近发生了什么鸟事,大概所有人都差不多。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去的日子里,故事成为我们的社交货币,交换又交换,换到无水可吹为止。

为何她有这个再现机会?

在这段困倦的日子里,有些故事对我来说是比较吸引的,说吸引这个词好像有其积极性,但它其实是场悲剧,前所未有的悲剧。我讲的是《武汉封城日记》,一本今年三月出版的书,作者郭晶是在武汉封城后被困的其中一人。我不能说这种经历吸引我,但我可以说,我想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先前拿到书时,我马上读完还写了书评,那时写了些正面评价,因为全书反复强调的用词是「联结、愤怒、匮乏与自由」,好像武汉即将揭竿起义那样,看起来就像是个好征兆。

但这本日记没有处理的事情,抑或说,我的书评没有处理过的事情,其实是再现问题。如今我们固然知道,再现与真实之间隔著一道巨大的鸿沟,无论作者写什么都难以再现真实,而且只能局限于作者本人的观点。再现的逻辑是这样的,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写道,「再现秩序就是知识和行为的关系顺序」,作者把所知的转化为所写的,并理清其中的原因逻辑关系,而郭晶就将其所知的,按她的逻辑书写出版了。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对于「非虚构写作」体裁非常尖刻的质问,《武汉封城日记》这部著作,为何她有这个再现机会?

在序言部分,她写「我无法忽视自己所在的社会,写的时候已然带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审查。但尽管如此,我的日记还是受到了审查,发在微博上的篇章被限制了流量。在微信上,我也偶尔会遇到文章发不出去的情况,就连把文字转成图片都没法解决。」问题的征结全在此处:为什么我们这些繁体中文的读者可以看到这本书?后来这本书好像还占据了台湾畅销书榜好一段时间,因为包括我在内的大家都很想知道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能否轻易地肯定,这是因为「自由」突破了「极权」封锁而找到了她,而非「极权」通过这部日记向「自由」释放一个讯息——我们这里其实很自由,还有反抗者存在吗?

在收到这本日记的时候,刚好是武汉解封前一天,四月八日,我必须在最快速度解决掉这个案子,所以读得太快忽略了以上的东西。后来过了一个月,跟朋友吹水时,他说很久没看到来自中国的消息了。我说,靠,真的耶。于是我google了一下,五月十日吉林舒兰封城,这段新闻好像就没有被大幅传播了,我问了一下朋友,好像也没人留意到。它连水都吹不起来,就淹没在讯息汪洋之中。该等候一本《吉林封城日记》吗?还是这次因为没人关注,就不需要再现给外面的人了?

《武汉封城日记》不是一本工具书,尽管郭晶在里头分享了被困著时如何处理生理与心理的方法,但如果它所再现出来的知识与秩序是被整形过的,我认为没什么可以参考。它可以是吹水的谈资,比如说武汉市民的交易系统不是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那里吹水的无政府主义系统,只是中央集权,社区负责人直接与党联系,向中央购买粮食与日用品。但换转头来,我又想,应不应该把这部日记当成「虚构文学」来看?毕竟,我连作者是谁,郭晶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全不了解。

一场在酒吧里的吹水大会

这部日记,就像一场在酒吧里的吹水大会,它很沉重,伴随死亡如沼泽般往下的引力,但它的形式及其被审查过的经验,使它的阅读经验变得飘浮而失重,像个气球朝向一个疑真似假的阴天飞去。如果真假并不重要,我唯一能在意的就只能是我在阅读时接收了什么,我该如何作出反应。所有的意义归我所有,作者已死或不死已经全不重要——非虚构文学到了这种地步,我可以提出的已经不是关于文类本身的思考了——只能引用一句老掉牙的伊格顿(Terry Eagleton):「所有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所有中共底下如今的非虚构写作,我连批评都不想/无法批评。

在谈再现时,我提到了洪席耶,如今再把他搬出来一次。他在分析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时,说了这样的一句狠话:「佛洛伊德感兴趣的原则就是震惊。」基于这种原则,佛洛伊德会忽略许多细节,只为重建一个再现秩序的逻辑,把文本里没说的东西拉出来重构成他想要支撑的论点。文本下有潜文本,这个逻辑如今套用到一部被塑形过的《武汉封城日记》,它具备了令人震惊的要素,当中有人自杀、有人饿死、有人排不到队看医生,也有李文亮医师,然而,被审查的部分究竟是哪些?我们可以通过那些被压抑的潜文本重新塑造出审查者的面貌吗——不可能,也不需要。因此这就是我所说的,这本日记的所有意义只归读者所有,除此无他。

在肺炎爆发前,我最常做的休闲活动是跑到酒吧或KTV去跟朋友吹一大轮水,酒喝到一定程度过后,语言就会散开,像烟灰在水里毫无逻辑地逸散。其时,所有人都不著边际地胡言乱语起来,那时我会认为,这些语言是真的,只需要经过重建,大概可以还原说话者内心的所思所想。很经典的精神分析手法,对于谈话或访问也是个很好的技巧,只要大家都掌握到这技巧,人就可以无穷无尽一千零一夜地聊下去直到体力耗尽为止。

但如果讲话时有个摄影机在旁边呢——准确一点来说,如果谈话时旁边有部中共设置的摄影机呢?《武汉封城日记》里所吹的水就有这样的危机,它能成为畅销书无可厚非,我们都很想知道里头发生的事,无论是社会批判或家常便饭我都很感兴趣。然而,这种控制过的非虚构写作,那些被压抑过的文本内面可能可以解码出来的意义,跟读者所产生的关系,最终的最终只指向一件一千多年前的逸事。南唐词人冯延巳写了一首〈谒金门〉词:「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芳径里,手挼红杏蕊。」后来,南唐中主李璟问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文字|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生,来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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