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從獨立個體到大眾社群，從藝術為藝術的自由到社會的道德責任，參與式藝術的概念自一九五○年代由導演、作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與偶發藝術（Happening art）與激浪派藝術家（Fluxus）等的提倡以來，一直豎立著左派的大旗——解放觀者在消費社會裡被動、麻木的觀看位置，並藉由各式行動，重建實在的社會聯繫（the social bond），給予觀者看穿表象的能力。然而，在諸多種族、性別、移民，與工人權利等社會議題的戰場上，「生態環境」儘管也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下的犧牲者，卻甚少獲得應有的重視，或是對於重建生態連結的努力。

本次藉由訪問長年關心藝術創作與生態聯繫的藝術家暨策展人吳瑪悧的機會，帶領讀者重新思考「參與式藝術」如何在社會轉向之上，活絡「人—社會文化—自然生態」的關係，並點明三者間相互連動，彼此依存的網絡；檢視參與式藝術如何擺脫藝術家的個人中心，成為一個需要集體合作、長期耕耘，動手動腳啟動五感的跨領域行動，與干擾美術館呈現方式，挑戰藝術品定義的集體創作。

Q：請您說說對參與式藝術的想法？理想上對參與式藝術的定義是？

A：參與式藝術應是一種social engagement的概念。我們很容易被中文局限想像，通常在英文裡socially engaged，, engage這個字在中文裡其實很難被翻譯；如果從中文來看參與的話，很快就被理解成社區或是團康活動，尤其在台灣，大部分的藝術活動都是由政府來支持，政府又特別強調參與的人數，像是KPI，常常是以簡單的量化處理方式，但文化藝術，重要的在質的本身，而不是量。

因此，首先我想強調，在台灣談參與式藝術，很容易被窄化為是社區活動，我本身主要是被美國socially engaged art 這個脈絡影響，從字面來看，首要是社會性，engagement則是「投入」，socially engaged 指的因此是投入社會中。所以，在中文我們有時會稱作「社會參與式藝術」，比「參與式藝術」來得更為精準，第一個條件是創作本身需要涉及社會性的議題，具有公共性，並召喚民眾一起協作。

第二個可以來談，社會性的關懷從何而來？我覺得對藝術家來說，這來自前衛藝術的傳統，這方面當然可以追溯到廿世紀初的達達主義，這歷史的前衛，對後繼藝術發展的深遠影響，在於藝術成為一個批判社會的反思和媒介工具。（我本身是在上述的這個脈絡下）而隨著前衛藝術的發展，其局限也漸趨明顯，特別是在藝術家進行社會批判的時候，經常最後走入純粹的批判，而忽略了社會實踐的層面，像是作為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但台灣的狀態不太一樣，我創作成長的時間跨越了戒嚴與解嚴時代，解嚴的過程也同時開通了批判，對我們來說，解嚴之後最大的挑戰可能不只是反思批判，而是在實踐的層次上，但藝術家的訓練上從不需要討論現實，我們多半討論藝術史上的問題，將藝術當成一個知識的媒介工具，而甚少思考到藝術和社會政治的關聯性。因此，對我來說，如果將藝術家局限在美術館裡，或是只為了美術館或畫廊等機構創作，是完全背離了前衛的精神。

以我自己的例子來看，因緣際會參與了社會運動，也認識了蠻多從事婦女、環境運動的朋友，都是九○年代除了農民、勞工之外，引起大眾關注的議題，也是因當時跟婦女新知一起做了工作坊，讓我進一步地思考觀眾是誰， 又可以帶來什麼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