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一世紀的台灣國樂界，如同觸底反彈般，逐步展現無窮的生命力，無論是公辦樂團還是民間單位，包括臺灣國樂團、臺北市立國樂團、采風樂坊、小巨人絲竹樂團等皆投入新作品的委託、演出和製作，相關民族音樂創作比賽。綜觀過去十五年，國樂曲目新創的作品數量已經累積到一定的水準，有了量之後，下一階段便是質的挑戰。
創作者、演奏者、指揮，如同有機的循環系統，尤以在當下台灣國樂發展的路途上，這三種角色彼此激盪，迸發出國樂的萬種可能，勾勒出新時代的豐富面貌。
這三者的循環在於，新創作提升演奏者的表現能力與技巧，開創樂器潛在的可能；演奏技法和樂器使用的可能性擴展，刺激創作者進行更大膽的嘗試；新樂曲的出現和演奏能力的提高，促使指揮探索多面向的詮釋；指揮對於作品更全面的解析，產生突破既有框架的聲響效果等。如此環環相扣創造的可能，並非什麼博大精深的學問，重點在於作品質量和演出數量，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和頻率，從中才有機會產生影響並體現變化。
從邊陲到復甦 廿一世紀的觸底反彈
相較於西方古典音樂數百年具系統性的發展，單就全世界最古老交響樂團之一，德國的萊比錫布商大廈管絃樂團，成立至今超過兩百卅年。典範型的古典管絃曲目，貝多芬、布拉姆斯、馬勒、布魯克納等人的作品歷經時間長流的試煉。反觀國樂團近代的編制雛型，一九五○年代才由中國大陸指揮彭修文等樹立，被視為國樂團典範的樂曲更是屈指可數。原本國樂團的成形是效法西方管絃樂團的產物，但諷刺的是，在西風東漸的廿世紀，為國樂團或為國樂器編創樂曲，在台灣絕非主流之事，如此一來，國樂創作難見多元性，演奏的曲目多所局限，與時代前進的軌跡愈顯脫離，逐漸呈現邊陲狀態。
國樂的邊陲如何破除，面對存亡之際，廿一世紀的台灣國樂界，如同觸底反彈般，逐步展現無窮的生命力，無論是公辦樂團還是民間單位，包括臺灣國樂團、臺北市立國樂團、采風樂坊、小巨人絲竹樂團等皆投入新作品的委託、演出和製作，相關民族音樂創作比賽，諸如文建會民族音樂創作比賽、采風樂坊國際絲竹樂作曲比賽，以及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舉辦的絲竹音樂創作營等，間接鼓勵新生代的作曲者勇於進入國樂的創作領域。值得一提的是，各大樂團和團隊，委託的對象不限於華人，還包含歐美作曲家，文化交流之餘，也拓展現代國樂在國際舞台的能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