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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件舊毛毯,被鋪滿地面,如同難民營。(Kurt Van der Elst 攝 FC Bergman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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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術館成為避難所

比利時FC Bergman《應許之地》

比利時創作團隊FC Bergman的《應許之地》通過場景、空間、物件的變化,高明地運用隱喻手法,從個人的微小困境到世界的巨大困境,討論藝術、生活、宗教與戰爭的關係。美術館被比喻為一艘方舟,一個紛擾世界的和平避難所。然而,藝術有用嗎?藝術能解決人的問題嗎?藝術跟生命狀態如何連結在一起?當戰爭發生時,藝術會是最後的應許之地嗎?

比利時創作團隊FC Bergman的《應許之地》通過場景、空間、物件的變化,高明地運用隱喻手法,從個人的微小困境到世界的巨大困境,討論藝術、生活、宗教與戰爭的關係。美術館被比喻為一艘方舟,一個紛擾世界的和平避難所。然而,藝術有用嗎?藝術能解決人的問題嗎?藝術跟生命狀態如何連結在一起?當戰爭發生時,藝術會是最後的應許之地嗎?

一九八○年代比利時荷語區的「法蘭德斯新浪潮」(Flemish New Wave),誕生了一批諸如楊.法布爾(Jan Fabre)、基.蓋西耶(Guy Cassiers)、尼德劇團的楊.洛華茲(Jan Lauwers)、羅莎舞團的姬爾美可(Anne Teresa De Keersmaeker)、比利時終極舞團的溫.凡德吉帕斯(Wim Vandekeybus)、比利時當代舞團的亞蘭・布拉德勒(Alain Platel)等,非科班出身,而是從視覺藝術等領域跨界劇場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對於視覺化的高度追求,為當代表演藝術帶來全新風景,也持續影響年輕創作者。來自安特衛普,成軍於二○○八年的FC Bergman,便是近十年崛起,最令人為之振奮的新鮮空氣。

 強調集體創作的一支足球隊

FC Bergman是一個集合體,由六名在一九八二年至八七年之間出生,相識於安特衛普應用大學的年輕藝術家組成。不同於上一世代,他們的作品強調集體創作,如同團名FC(Football Club),一支足球隊,每次出擊都是集體作戰。雖然年輕,FC Bergman卻膽識過人,過往演出總以場面、規模及特效之「壯觀」,挑戰劇場的極限,例如《300 el x 50 el x 30 el》(2011)在舞台上蓋了五間房子,重現了一個小村落,觀眾從房子背面的投影,觀賞屋內演出;《終結者三部曲》Terminator Trilogie(2012)直接把安特衛普港口空地當舞台,大玩特定場域的演出形式。《狐狸》Van den Vos(2013)則在成熟的視覺表現之外,加入現場音樂的聽覺實驗,完成一部被譽為創團以來形式與內容整合度最高的作品。

他們從電影、歷史、宗教故事中汲取創作靈感,去年在亞維儂藝術節演出的作品《應許之地》Het Land Nod,劇名典故即出自《聖經》中該隱殺害弟弟亞伯之後,被流放到伊甸園之東的故事。場景完全複製了比利時皇家美術館的魯本斯展間(Rubens Gallery at Antwerp’s Royal Museum of Fine Arts),該館從二○一一年因整修一直關閉至今。全劇的情境即設定在閉館的時刻,觀眾進場時,看到畫作陸續被搬運走,清潔工正用吸塵器清理地板,牆上只剩下最後一幅《基督升架》Coup de Lance的畫作,因為尺寸過大無法被移開。

從意象拼貼到連結現實世界

演出就在這幅巨大畫作的注視下,由一連串的發生、行為構成,跑進美術館躲雨的男人、脫光衣服等待身子晾乾,不時昏倒、需被人攙扶的女人,爬上長梯測量畫作尺寸、卻被吊在半空中的美術館員工,無法控制場面、只能追著人跑的警衛,拿著語音導聆機進場的觀光客,以及一個身分不明,不斷暗示著時間流逝、四季更迭的男人。

他們各自面對生命的困境,即使有些荒謬、微不足道,走進美術館,似乎在尋求藝術的庇護和慰藉,在高牆對比之下,更顯人的脆弱。沒有語言,沒有具體的角色、互動、事件,生活化的行為和狀態,讓時間緩緩流動,戲劇張力就在微小的細節堆積與日常節奏中巧妙發生。

演出若一直維持同樣的基調,就只是充滿詩意,卻斷裂破碎的意象拼貼,直到場上四名演員,開始舞蹈化的奔跑,最後穿牆而出,整件作品才開始有了破口,尖銳地指向現實。

門外的煙霧,不斷漫進室內,槍砲、炸彈聲轟隆作響,原本與世無爭的美術館,成了避難的場所。一件件舊毛毯,被鋪滿地面,如同難民營。兩名表演者在毛毯上游著泳。突然,毛毯如同海水被捲進牆面一角,一名表演者被覆蓋捲入,讓人聯想起難民逃亡死在海灘上的新聞畫面。場上最後一件毛毯被吊起,形成一個難民棲居的帳篷,兩名表演者擠進了帳篷內,躲避外界的攻擊。

想方設法要把畫作搬離的美術館員工,最後炸開了展間的門,瓦礫四散、牆壁剝落,場景如同廢墟。有人被炸死了,屍首如垃圾般丟棄。有人試圖升起火,但因房子的屋頂早已被炸開,戶外的雨滲進室內,火也被澆熄。劇末,魯本斯的《基督升架》畫作被搬離了展間,「應許之地」沒有了神的眷顧。

藝術會是最後的應許之地嗎?

FC Bergman通過景觀敘事(spectacle narration),亦即場景、空間、物件的變化,高明地運用隱喻手法,從個人的微小困境到世界的巨大困境,討論藝術、生活、宗教與戰爭的關係。美術館被比喻為一艘方舟,一個紛擾世界的和平避難所。然而,藝術有用嗎?藝術能解決人的問題嗎?藝術跟生命狀態如何連結在一起?當戰爭發生時,藝術會是最後的應許之地嗎?

如同大多數的比利時導演或編舞家,FC Bergman的作品也難以被歸類,不是舞蹈,不是戲劇,卻帶有舞蹈和戲劇的成分,自由、混種、充滿想像力,卻又直指現實。有評論形容FC Bergman的作品,帶有卡士鐵路奇(Romeo Castellucci)的神秘自然主義,克里斯多夫.瑪塔勒(Christoph Marthaler)的傷感荒謬及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舞蹈動力。而我觀看的經驗,那個撼動是來自於兩種極端的總和,簡單而深邃,輕盈又沉重、幽默和哀傷,同時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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