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許多國際演出與跨文化製作經驗的王景生，對家鄉新加坡的表演藝術發展，有著愛深責切的情感。不諱言在政治與社會環境的限制下，新加坡藝術家面對嚴峻的挑戰，而在多種族的國度，他認為：「創作的關鍵不再是族群、語言，而是公民意識。一旦我們具備相同理念的公民意識，我們就有了共通的語言。」他表示，現今藝術創作代表了「抵抗」的精神，「要是政府對我們的控制逐漸緊縮，藝術家就能產生更強烈的抵抗，絕境逢生。非得如此不可。」
藉著來台評審台新藝術獎的機會，本刊訪問到今年即將卸任的新加坡藝術節（SIFA）總監王景生，聽他分享他眼中的新加坡表演藝術。雖然談話中王景生不斷開玩笑地感嘆：「我會不會太悲觀。」但在殘酷的現實處境中，依然展現屬於藝術的強韌信念，更持續探問了藝術與社會的關係。
Q：是否可請你回想一下，二○一三年從紐約返回新加坡接掌藝術節時，新加坡的表演藝術發展是什麼樣貌？這幾年又有什麼變化？
A：新加坡的表演藝術一直處在前進又後退、不斷起伏的狀態中。這幾年對我而言，算是一種退步。讓我回溯一下，自一九八○年代後期到二○○○年初期，表演藝術在新加坡是很蓬勃發展的，充滿活力衝勁，許多跨文化、跨領域合作都在這時期發生，劇場也自寫實表演走向肢體意象。但到了二○○五年左右，先前的實驗衝撞又反彈回寫實表演、以文本為主的走向，再度向主流劇場靠攏。
我想，這大概是當時社會瀰漫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影響，經濟掛帥，也讓劇場變成商業、娛樂取向。觀眾同時也期望劇場能像電視產業一樣，帶進影視明星、演出容易理解的通俗劇等。當然也有些藝術家（註1）持續探索新的創作形式，但他們像是單打獨鬥的個案，整體的狀況其實是持續僵化的。我這兩年也不斷感嘆當年那些充滿衝勁的表演形式，怎麼到了現在又只剩下過度產業化的主流劇場。
Q：我們提到新加坡表演藝術時，第一印象都是依附著政府補助的審查制度，是否可請你解釋一下新加坡的補助、審查制度是怎麼運作的？這也讓我想到你剛提到的「產業化」，言下之意似乎覺得產業化造成負面影響，但在台灣不少人認為產業化能讓表演藝術不致過度倚賴政府補助。回到新加坡的例子，產業化發展難道不能為創作者提供一條避開審查制度的路嗎？
A：的確，新加坡的藝術補助來自新加坡藝術理事會（Singapore Arts Council），儘管沒有明文寫下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藝術家自己卻也開始自我審查。在這裡，藝術家相當擅長「中庸之道」（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沒人敢去挑戰極限。即便前陣子文化預算刪減，藝術家態度也是：「不樂見，但也只能接受。」想想這蠻荒謬的，不滿就說出來啊！不高興又默默接受，才是最大的問題。但藝術家就接受了這樣不成文的規定，只要你拿了國家贊助，就不能批判任何和政府有關的單位，包括醫療系統、公立醫院等。這樣藝術家還能批判什麼？大概只能批判美國了。
新加坡太小了，網絡緊密，控制容易。不像北京，中央權力再大，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依然可以躲藏。在這裡，藝術家連臉書都被監控，藝術理事會一旦發現有人批評政府，就會要他們退回補助款，自然造成了人人自我審查的緊張氛圍。有人說要有創作自由，藝術家就不要拿政府的錢，但我認為話不能這樣說，這不是政府的錢，這是納稅人的錢，理應用在公共事務上，以藝術創作進行公眾討論，再合理不過。一方面，我認為政府在藝術補助上應該要更透明，開放大眾檢閱；另一方面，新加坡藝術家卻也像是被馴養的寵物，就算門開了也無法在外面世界生存。
至於我剛提到的產業化，其實我也不是說產業化全然不好，只是我們期待的劇場功能是什麼呢？觀眾同樣也需要有批判思考，否則一昧從政府補助轉到市場機制，怕會造成像川普那樣的民粹反效果。要改變，不只在政府政策面，藝術家、觀眾自己的態度也很重要（註2）。
Q：在這樣高度仰賴政府補助的情況下，國家文化政策是否也主導了整體藝術創作的走向呢？
A：沒錯，像這幾年政府一直在推動藝術和社區的關係，不管是劇場、舞蹈、音樂，都要能吸引一般大眾興趣，鼓勵民眾參與，於是不能太前衛、太抽象、太有批判性（萬萬不能鼓勵民眾批判思考）。我會認為政府目的是要打造一個沒有個體性、拒絕思考的社會。他們把藝術當作討好社群的工具，卻不願意讓藝術激發個體獨立。
同樣，自社群發起的審查是很可怕的，有時候政府不需要自己監控，只要幾個觀眾申訴，作品就會被檢舉。就算只是單一個案的「檢舉」，創作者也會因為恐懼而自動退讓。這樣的審查制度，讓「藝術」變成營造表象和諧的美化工具。我們現在一直鼓勵觀眾要站出來，如果你對單一個案的申訴檢舉不認同的話，那就要大聲說出來，保持沉默只是拱手讓出自己的公共話語權。我有時也覺得或許因為新加坡太小了，物價又太高了，生存不易，藝術家只能倚靠政府，反而讓政府有機可乘，讓藝術被政治利用。
Q：我們都知道新加坡是個多元族群的國家，你自己也一直從事跨文化劇場創作，讓我好奇的是，在新加坡的表演藝術是否也促進了族群融合？藉由藝術消弭差異？還是不同類型的創作依然吸引固定背景的觀眾？
A：我並不這樣認為，即使現在愈來愈多演出會利用字幕，但族群間似乎還是各有喜好。在新加坡，各族群還是各自聚集，並不會真正混居，對於彼此文化的認識即使不算膚淺，也不會太深入。另外，我也認為現今創作的關鍵不再是族群、語言，而是公民意識。一旦我們具備相同理念的公民意識，我們就有了共通的語言。
相較於音樂或舞蹈，劇場的確在這方面走得比較遠，更勇敢一點。而與主流的英語劇場相比，華語劇場更保有某種小眾的自由度，或許因為非主流，更能實驗點什麼。（問：那馬來語劇場呢？）馬來語劇場的話又更複雜點，雖然它比華語劇場又更邊緣，看似能避風頭，擁有更多創作自由，但同時還得面對來自政治（華人掌權）、宗教（伊斯蘭教）的限制。
Q：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如果我們都同意藝術創作反映了某種時代精神的話，你會用什麼關鍵字來形容近十年的新加坡表演藝術呢？
A：現在藝術創作家在新加坡常被視為「麻煩製造者」，但我認為新加坡表演藝術反映了某種「抵抗」的時代精神，像是不願再被牽著鼻子走的水牛，開始抵抗韁繩的控制，但還無法完全掙脫韁繩。所以很多政治人物都說藝術家是「麻煩製造者」，像傳染病一樣，他們希望藝術家閉上嘴巴，不要有這些批判思維。
我認為，現今藝術創作代表了「抵抗」的精神，但還不到「賦權（empowerment）」。對我而言，之後五年更為關鍵，要是政府對我們的控制逐漸緊縮，藝術家就能產生更強烈的抵抗，絕境逢生。非得如此不可。
註：
- 在此王景生總監提到以英語、馬來語寫作的劇作家Alfian Satt，見下文介紹。
- 在王景生任新加坡藝術節總監期間，曾不只一次接受訪談時提到觀眾對於劇場的責任，特別是觀眾不應把劇場當作免費的、理所當然的，認為藝術發展完全是政府的責任，這樣反而會讓政府更輕易地控制藝術創作。因篇幅關係，無法於本篇訪談詳述此論點，可參考〈Outgoing SIFA Director Ong Keng Sen On Why the Public Should Be Paying For The Arts〉（sg.asia-city.com/events/news/outgoing-sifa-director-ong-keng-sen-why-public-should-be-paying-arts）與〈Ong Keng Sen 'Embarrassed' Talking about Singapore in Front of International Artist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ong-keng-sen-embarrassed-talking-about-singapore-in-front-of-int-8237640）
王景生推薦List
亞菲言（Alfian Satt）
一九七七年生，以英語、馬來語寫作的新生代新加坡詩人、劇作家，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同受矚目，作品多探討新加坡社會之種族與族群議題，也曾翻譯多部郭寶崑作品為馬來語演出。劇中對於雙語的掌握，令人想起郭寶崑當年在劇場的實驗，也為新加坡的劇本文本發展提出了新的可能。十九歲時發表首部劇作，知名作品包括《亞洲男孩》Asian Boys三部曲、The Optic Trilogy、Cook a Pot of Curry等。長期與關注華人主流社會中少數族群處境的馬來劇團 Teater Ekamatra合作，現為 W!LD RICE 劇團藝術總監。
郭奕麟（Daniel Kok）
舞者與獨立編舞家，出生於新加坡，現居柏林，二○○八年新加坡年輕藝術家獎（Singapore Young Artist Award）得主，曾巡迴亞洲、歐洲、澳洲、西非、美國等地演出。知名作品包括Q&A （2009）, Planet Romeo （2011）、Cheerleader of Europe （2014）、ALPHA （2014）、PIIGS （2015）與 Bunny （2016） ，以多重形式表現表演藝術之觀看政治。
新加坡藝術節（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the O.P.E.N.）
提到自二○一四年起擔任總監的新加坡藝術節，王景生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表示：「在這裡，有獨立思考、有想法的藝術家大部分都出國，不回來了，政府也樂見他們留在國外，於是身為藝術節總監，我努力集結國內外不甘於『中庸之道』的創作者們，讓觀眾知道『藝術還能是什麼』。」作為藝術節前導性質的the O.P.E.N.則由多年夥伴Noorlinah Mohamed擔任總監，除了大膽實驗各種形式、展演方式，挑戰觀眾對於藝術之既定印象外，也刻意和政府領導的文化政策唱反調，例如在藝術節推出的O.P.E.N. Kitchen節目，以烹飪營造小團體親密感，以反駁政府消費藝術、推動大規模社區參與的數字思維。
人物小檔案
- 1963年生於新加坡，紐約大學狄徐藝術學院（Tisch Schools）表演研究碩士（跨文化表演），傅爾布萊特學者。
- 擔任劇場與電影導演，1985年創立英語劇場「劇藝工作坊」（TheatreWorks），致力於跨文化製作。
- 首位國家藝術理事會青年藝術家獎（1992）及文化獎章（2003）的雙重得主，其2010年的亞洲當代展演，讓他獲得享負盛名的福岡亞洲文化獎。
- 創作曾於全球各地演出且廣獲好評，包含紐約林肯表演藝術中心、巴黎戲劇院、愛丁堡國際藝術節、柏林世界文化中心（1999）、丹麥哈姆雷特城堡莎士比亞戲劇節、維也納舞蹈中心、鹿特丹劇院、羅馬歐陸藝術節、東京繭劇院、伊斯坦堡當代舞蹈表演國際藝術節、里約熱內盧全景國際藝術節和澳洲阿得萊德藝術節。
- 擔任2014至2017年四屆新加坡國際藝術節（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SIFA）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