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藝術大學鍾明德院長譽為「戲劇女神」的歐丁劇場女演員蘿貝塔．卡芮，她的傳奇神話其實得來一點也不僥倖。一九五三年生於義大利米蘭的卡芮，於一九七四年加入歐丁劇場，從只會說義大利語，忍受艱苦訓練，到能融入這個充滿能量與國際性的劇場大家庭，並且成為歐丁劇場的創作與表演主力演員。藉此專訪，讓我們瞭解她的劇場經歷與生涯體會。
Q：作為歐丁劇場的演員，最開心的是什麼？
A：身為演員，最開心的就是我可以經由表演不斷超越自己。八歲的時候，我的音樂老師說我唱歌老是走調，叫我在合唱時只動嘴唇，不要發出聲音。從那一天開始我就不再唱歌了。十幾歲時，我很關心政治，去參加抗議遊行時，我覺得走不走調並不重要。我和別人一起大聲唱歌，第一次感到自己是群體的一部分。這個經驗改變了我。我加入歐丁劇場時剛好二十歲。我們每天都接受肢體和聲音訓練。尤金諾．芭芭要求我在海邊對著海唱歌。那是我第一次聽到自己的獨唱——清楚大聲。我覺得自己飛了起來。後來開始練習合唱時，我得很仔細地聽別人的聲音，讓我自己的聲音融入大家的聲音，就好像細小河流匯集成大河，我們的聲音匯集成一股洪流。對我而言，演戲就像跳舞。我的夥伴可能是台詞，可能是音樂，也可能是其他演員的動作，演單人劇的時候則可能是OS錄音。我在舞台上的動作是導演從我的提議中挑選組合而成的。但每次上台，「如何」做出這些動作，全靠我自己。在歐丁劇場的演出中，動作和台詞都被導演規定好了，但說也奇怪，這反而給了我極大的自由，因為我只需要專注在台詞和動作的能量流動上。
我在歐丁劇場街頭表演的角色叫作吉若尼摩（Geronimo）。我特別喜歡演這個角色。我只要一穿上這套戲服，就變得很頑皮、很開放。吉若尼摩擅長和觀眾直接互動。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角色，有著赤子之心。吉若尼摩於一九七六年誕生在丹麥，是街頭和舞台表演的一部分。他的聲音是用鴉鳴器發出來的，走遍世界各地，人們都能夠了解。
Q：在你的專業生涯裡，最困難的時刻是什麼時候？
A：最困難的無疑就是一九七四到七六年，一開始的時候。我從爸媽家直接搬到了歐丁劇場。芭芭用義大利語指導我，但是劇場裡只用丹麥語和挪威語。這兩種語言我都不會說。別人說了笑話，大家笑成一堆的時候，我完全聽不懂，不知道該怎麼辦。在歐丁劇場，演員訓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頭兩年，我每天都得跑步、作很困難的肢體訓練，還要跳高跳遠，我的身體根本做不到。我整天都是全身酸痛。這些訓練成為每天的挑戰，我必須測試自己的意志極限，以及自己想要成為團體一分子的決心。我離開了我出生的家鄉、家人、朋友、同志和男朋友。一切都得重新來過，我得再次學習如何說話、行動、唱歌。我必須在一群陌生人中建立新的身分，我跟這些人完全沒有交集，除了我們共同的夢想——和尤金諾．芭芭一起工作。我花了好多年解構我的「米蘭身分」。然後，就像浴火鳳凰般的，我從灰燼中重生了。從一九七六年底開始，訓練變成我心目中最具創造力的一部分。我稱之為「演員的私人花園」。在這裡，我可以探索並培育我有興趣、導演卻不一定有興趣的種種想法。正是經由訓練，我創造了我的兩齣獨角戲。
Q：在你演過的角色中，哪一個角色最具挑戰性？為什麼？
A：很多角色都很有挑戰性，年輕的印地安人、吉若尼摩、波莉．皮區（Polly Peachum）、厭倦戰爭的依薇特．波特爾（Yvette Pottier）、茱蒂絲（Judith）、尋找死去孩子的母親、卡珊卓（Cassandra）、尋找逝去愛人的女人、男爵、葛楚德（Gertrud）。我為這些角色創造服裝和肢體語言特質。最後，他們都變得很熟悉，因為他們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歐丁劇場，我們不期待角色必須是哪個樣子。我的卡珊卓和所有其他人詮釋的卡珊卓完全不同，她說的話也和別的卡珊卓說的話不同。許多角色只存在於我們的演出裡。這個自由同時也是負擔，因為我們必須從頭開始創造，並且要作很多冒險的選擇。新角色的誕生需要經過很複雜的過程，永遠都是一個大挑戰。
Q：當你演出《鹽》的時候，對這個角色是否有情緒上的投射？何種情緒投射？
A：《鹽》的誕生來自一個感覺：懷舊的感覺。這個感覺來自一九九六年我和楊．佛斯列夫（Jan Ferslev）所作的工作坊示範——關於戲劇和舞蹈的關係。接下來五年，我們在訓練中探索有關的繪畫、音樂和文本。歐丁劇場巡迴演出其他戲劇時，我們收集樂器（楊學著用這些樂器演奏）和物品（我用來創造戲劇橋段）。二○○一年，安東尼奧．塔布奇（Antonio Tabucchi）將他的書《越來越晚》寄給芭芭。芭芭決定用書中最後一封信作為楊和我正在創作的懷舊文本。故事是說一個女人在愛琴海的島嶼和島嶼之間旅行，尋找她失去的愛人。音樂、台詞和動作都充滿了思念和懷舊的情緒。因此，我一定不能陷在自憐中，否則就演過頭了。我的工作主要是要感動觀眾。因此，精準度變得異常重要：這個演出就是演員和樂師之間的雙人舞。我們彼此配合的時間點創造了演出的流動感，正是這種流動感讓觀眾在椅子裡跳起舞來。
Q：同時身為家庭主婦及母親，你如何平衡你的個人生活和事業？
A：十六歲的時候，我決定要一個「完整」的人生。我的意思是，我要一個專業生活和個人生活可以結合為一的人生。加入歐丁劇場不多久之後，我就在團體裡找到一位夥伴，從此之後，我總是和另一位演員一起生活。和另一個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真是太棒了，但是長久下來，在我們的伴侶關係上會造成很大的壓力。把工作上的衝突帶回家的危機太大了。但是，能夠分享所有的美妙時刻實在是很棒。我們的生活形式包括很多的旅行和很長的工作時數。生養小孩似乎不太切實際。一九八○年，我非常渴望生小孩。我的身體渴望成為母親。我必須做這件事。一九八一年，我跟大家說我懷孕了，芭芭微笑著恭喜我，但是我看得出來他感到不安。他花了那麼多年才讓我成為歐丁劇場的演員，他擔心我會為了當媽媽成為家庭主婦。他害怕我對私人生活的忠誠會犧牲掉我的工作。但事實並非如此。我一直工作到懷孕六個月陣痛開始那一天。陣痛讓我不得不躺在醫院病床上接受觀察，無法下床，直到一九八一年八月艾莉斯誕生。下一個月，我們同時開始排演兩齣戲：《布雷希特的灰燼》Brecht’s Ashes和《百萬》The Million。我在《百萬》中還需要加進一個新的舞蹈。
我先生和我住在離劇場兩公里的地方。我們沒有車。我們每天早上四點半醒來：餵艾莉斯、換尿布、幫她穿好衣服。我們必須盥洗、吃早飯，然後推著娃娃車去劇場，我把搖籃放在歐丁劇場的秘書旁邊。然後我們迅速換上排練服裝，進入劇場。排練七點準時開始。到了晚上，我們非常疲倦，艾莉斯哭鬧得很兇，我們得不到多少睡眠。我們每週工作六天，星期六只工作半天。還有巡迴演出。怎麼辦？我沒有前人經驗作參考。我只能打帶跑地邊走邊看。人生就是這樣的即興。有時候我覺得我花太多時間在工作上了，對不起艾莉斯。良心不安對職業婦女來說，大概不陌生。現在已經是二○一○年了，我又遇到另一個難題。我的丈夫，也是歐丁創始人之一，托蓋爾．維索（Torgeir Wethal）得了癌症。他正在接受化療，無法和我們一起作春季巡迴演出。我們用整個二月重新調整演出內容，以便在沒有他的狀況下演出。這對我是很困難的，我必須用我全部的專業態度防止我的眼淚奪眶而出。我的工作總是能夠幫助我度過難關。和一個心愛的人共度一生是很幸運的事情。看到我的女兒強壯獨立更是無上的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