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導演米羅．勞認為，現今人們每天接受新聞傳播「刺激—反應」的制約，終致麻木，劇場創作者的工作就是要喚醒我們的感官，強化道德與智性的敏感神經。他的演出除了內容取材真實事件，所挑選合作的演員也和所要表達議題相關，如《五篇簡易小品》找來七個小孩演繹震驚比利時社會的連環殺童案，靈感來自帕索里尼電影的《索多瑪一百廿天》更與身心障礙的演員合作，將驚世駭俗的情色電影搬上舞台。
什麼是禁忌？現代社會還有禁忌嗎？禁忌以何種方式存在？瑞士導演米羅．勞（Milo Rau）說，真正的禁忌總是隱而不顯卻又無所不在，禁忌在我們面前如此巨大，但我們總是表現得似乎它不存在（註1）。放眼當代歐陸劇場，米羅．勞的確是一個敢於公開討論禁忌話題，作品屢屢引發爭議，同時也獲獎無數的導演。他與他所成立的「國際政治謀殺機構」（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olitical Murder），透過劇場、電影、出版、展覽等多重媒介，探討重大的歷史、社會與政治議題，比如早期作品《西奧塞古最後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s Ceausescu（2009）講述羅馬尼亞總統的革命、審判與處決，《仇恨電台》Hate Radio（2011）處理盧安達種族屠殺主題。
挖掘人們不願意看到的 強化道德與智性的敏感神經
二○一三年開始，米羅．勞展開了全新形式的創作，在《蘇黎世審判》The Zurich Trials、《莫斯科審判》The Moscow Trials中，他模擬法庭審議的形式，找來當時的目擊者、參與者、專家、法官與辯護律師，花三天的時間重審近十年涉及藝術自由與審查制度的案件，其中包含了二○一二年，暴動小貓樂團（Pussy Riot）在莫斯科東正教教堂前，因抗議普丁與教會而被捕入獄的社會事件。之後，更進行「歐洲三部曲」計畫，涵蓋《內戰》The Civil Wars、《黑暗年代》The Dark Ages、《帝國》Empire三部作品。
米羅．勞認為，身處一個媒體氾濫的社會，人們每天接受新聞傳播「刺激—反應」的制約，終致麻木。劇場創作者的工作，就像這個時代的考古學家，挖掘出人們不願意看到的，做人們出其不意的事，喚醒我們的感官，強化道德與智性的敏感神經（註2）。他的演出常被歸類於「紀錄劇場」討論，除了內容取材真實事件，他所挑選合作的演員，也和所要表達議題切身相關。首演於二○一六年，入圍今年柏林戲劇盛會的作品《五篇簡易小品》Five Easy Pieces，便找來七個小孩演繹震驚比利時社會的馬克．杜特斯（Marc Dutroux）連環殺童案。今年新作，靈感來自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電影的《索多瑪一百廿天》Die 120 Tage von Sodom，更與身心障礙的演員合作，將驚世駭俗的情色電影搬上舞台。
七個小孩演出 一則殖民地和工業強國衰落的寓言
《五首簡易小品》是米羅．勞受比利時Campo藝術中心委託的創作，該中心曾邀來提姆．艾切爾斯（Tim Etchells）、菲利浦．肯恩（Philippe Quesne）等知名導演，與八到十三歲的小孩合作，演出給大人看的戲。其中，米羅．勞選擇的題材不僅是最怪的，也是最危險的，因為杜特斯被視為罪惡的象徵，邪惡的代名詞，在比利時向來是個禁忌話題，更何況要小孩來演戀童癖的故事。
比利時是個多元文化、種族、語言的國家，當米羅．勞表為《內戰》到布魯塞爾進行研究時，他發現因為缺乏認同基礎，「比利時人」這個概念幾乎不存在，「杜特斯事件」是他們少數的集體記憶與精神創傷，因為杜特斯，他們首度團結在一起，走上街頭發動抗議。如果深入細究杜特斯的成長背景，出生於比利時的殖民地剛果，在沙勒羅瓦（Charleroi）的廢礦開採區犯罪，正是一則西方殖民地和工業強國衰落的寓言。
米羅．勞從兩百多個小孩中選出七位演員，與一名成人演員共同演出。對大部分小孩來說，「杜特斯事件」就像一個傳說、一則遙遠的故事。長達六個月的排練過程中，小孩在成人演員、家長與兒童心理學專家的陪同下，一起排練，理解角色、發展台詞，訪問犯罪現場、葬禮、杜特斯的父親生活中的每一天。另一方面，劇情也展現了比利時歷史的全景，從剛果宣言獨立到「白色三月」的群眾示威。
重點不在重現 在重新對事件提出思考與討論
演出由一場甄選與五段仿紀錄片形式的現場訪談構成。開場由成人演員扮演導演，引導七個小孩演員分別介紹自己，展現才藝，挑選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同時提問問題，從小孩的眼光思考扮演、善惡、生死：表演是什麼？你願意在舞台上親吻別人嗎？你殺害過任何東西嗎？你希望怎麼死去？在接下來的五個段落中，小孩分別飾演杜特斯的父親、受害者、受害者的家屬、調查案件的警察、比利時國王和協助剛果獨立建國的非洲政治家。
米羅．勞意圖不在重現這個故事，而是模糊扮演與真實的界線，重新對這個社會案件提出思考和討論。例如，第三段故事中，飾演受害者的小女孩不願意把衣服脫掉，導演從好言勸說到怒氣命令，我們彷彿看到了杜特斯與受害少女的脅迫關係，與成人和兒童、導演和演員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產生連結，米羅．勞藉此提出反思，在現實社會中，我們每個人都可能不經意地站上了加害者的位置。
《五首簡易小品》劇名來自斯特拉溫斯基寫給小朋友的鋼琴練習曲，是一套音樂教材，在此暗示著小孩在成長過程，他們的感受、行為、價值如何形塑而成，他們如何理解敘事、同情、失落、傷害、老年、失望或反叛的真正意義；當成人觀眾看到他們演出暴力、情愛場面時，我們如何反應？透過小孩扮演的這面鏡子，又如何反射出我們自身的恐懼，希望和禁忌？
重新詮釋帕索里尼電影 挑戰觀眾道德尺度
相較於《五首簡易小品》，《索多瑪一百廿天》更直接衝擊感官，挑戰觀眾的道德尺度。帕索里尼根據作家薩德（Marquis de Sade）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情節描述四名法西斯主義者，綁架十多位年輕男女，將之關在城堡之中，施行一連串的殘虐儀式，青少年受到性虐、羞辱、酷刑和屠殺，最終在暴力狂歡中致死。故事結構引用但丁的《神曲》，分為〈地獄之門〉、〈變態地獄〉、〈糞尿地獄〉和〈血的地獄〉，內容充斥各種性愛場面和變態行徑，至今看來仍十分聳動大膽。
米羅．勞拆解並重新詮釋了帕索里尼的電影，將時空背景移植到現代，由蘇黎世劇院的演員飾演四位法西斯主義者，並由十一位來自赫拉劇院（Theater Hola）的身心障礙演員，扮演被囚禁、施虐的青少年。赫拉劇院是瑞士推動身心障礙劇場的代表團體，近年作品如法國編舞家傑宏．貝爾（Jérôme Bel）與之合作的Disabled Theater。
米羅．勞將身心障礙人士與遭受法西斯政權迫害的人對比。在醫療技術進步的今日，胎兒若在產前診斷出有先天的缺陷，十個案例中有九例會通過人工流產的方式死亡。這群平均年齡廿歲的演員，其實是最後一代的身心障礙人士。「怪異」的人消失了，這是否也是一種正常人的法西斯主義，然而，誰能真正代替他們決定生命？
身心障礙演員重現變態場景 耶穌受難意象貫穿始末
舞台上，一邊布置著電影中的紅色天鵝絨房間，另一邊則是「最後的晚餐」的長桌、食物、燭台，中央矗立一個巨大的十字架。開場，身心障礙演員分食麵包，並用對嘴的方式說出：「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接著又傳杯子飲用，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結尾，經歷各種虐殺極刑後，倖存的最後一名身心障礙演員被釘在十字架上，耶穌受難的意象貫穿始末，呼應「最後一人」的觀點。
演出再現電影中各種各種病態、骯髒、殘忍的橋段，像是屁股選美比賽，身心障礙演員集體脫下褲子露出屁股，被選中的女演員光著屁股，對著觀眾扭腰擺臀。一對熱戀中的身心障礙男女，全裸上演親吻、做愛的情慾戲碼。一個正常的男演員和一名身心障礙男演員裸裎相見，互相愛撫。喝尿、吃糞便、狗爬式交配、乃至切手指、割舌、剃頭皮等酷刑。
揭露種種殘酷 劇場如此接近真實人生
全劇宛如走在鋼索上，一方面展演大量奇觀痲痹感官，剝除觀眾看待身心障礙人士的同情、異樣眼光，正視他們的身體與慾望，另一方面不斷探觸底限，教人思索藝術的禁忌尺度——是否以藝術為名，就可免除道德檢視與批判？藝術是否被濫用了？
各種尖銳的問題，毫不留餘地被拋出，像是「你看起來不像身心障礙人士，為何會加入赫拉劇團？」「你想生小孩嗎？你擔心生出來的小孩跟你一樣嗎？」然而其中，也有令人動容的時刻，劇中一名男演員，傾訴自己的真實故事，他的妻子懷胎時，產檢得知肚子裡的小孩產下會智能不足，掙扎著該不該生下來，後來他痛苦決定用人工墮胎方式，讓孩子死去。
米羅．勞曾在受訪時稱自己的工作方法為「殘酷劇場」（Theater of Cruelty），殘酷，意味著揭露現實表面，勇於面對禁忌，或許，就才是劇場接近真實人生的時刻，也是這個時代，為何我們仍需要劇場的緣故。
註
- 引自米羅．勞接受《新蘇黎世報》Neue Zürcher Zeitung採訪。
- 同註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