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真：創作的時候，經常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誠實」與否。我是覺得它的確蠻重要的，主要是你真的無法藏，儘管再怎麼想偽裝，你的人生哲學或是此時此刻對世界的看法，都很容易在細節裡被逮到。舉個例子，今天如果要我讚美台灣國會議員⋯⋯嗯，不要說寫不寫得出來，我連一點落筆動機都沒有。 謙：表演也是啊。從角色的角度來說，我們創造角色的靈魂經常還是得從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取樣。不過這樣講好像又太功利了，可能讓人誤會表演者、創作者生活的每一步都是在為藝術做準備。其實不是如此，你說今天看到一個角色之後、才在生活中尋找連結，這通常是來不及的。我所謂的「情感取樣」比較像是真心投入在當下的時間狀態。比方說，現在我跟小孩相處就會拚命提醒自己不要用手機，當下的情感交流是最純粹的、讓自己誠實地去感受生活的片刻，可是他會帶給你什麼答案，或是以後你會怎麼使用這個東西？當下不可而知。這麼說來，無論是身為演員或單純作為一個人誠實地面對當下的狀態，都是一種提醒。 真：可是從另一個面向來說，生活也是一種表演。 謙：這我同意。表演、偽裝、謊言，這些詞有時候好像常常踩在統一個範疇裡面。今天知道這個人在說謊，但我要不要去戳破他呢？通常我會選擇笑著帶過。比方說，今天早餐店阿姨無差別地叫每個人「帥哥、美女」，那也是一種謊言啊。（笑） 拐彎抹角的謊，維持今日的和平 真：所以聊起謊言，我真不知道從哪一刻開始說起。我到現在還很怕你媽媽跟小野的太太通電話我們家是這樣的，工作上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我不太會說，無論她問我什麼，我都說不錯啊、蠻好的啊，可是小野跟我完全不一樣，發生什麼事情都鉅細靡遺地說。有時候我們工作重疊的部分，兩家的太太彼此交換一下情報就知道自己漏聽了什麼。可是你說這是謊言嗎？我只是不想把今天受過的氣、經歷過的挫折再重複一遍。 謙：真要這樣說的話，我們的人生大概都是謊言吧。（笑）不過長愈大好像愈知道，多數的謊言都不需要戳破。雖然大家都說比

YC， 年前回老家雙溪大年，老媽和大姐因年後要搬去吉隆坡居住，大掃除之際，該丟的丟、要留的留、能送的送，辛勞地奔波著、困難地抉擇著。2004年8月我出國留學時，就留了一大批書籍、物件和資料在姐姐家，想說過年過節回來時就清理，結果一擱就10來年，每次都跟自己說，再等一年吧，如果真的沒有再使用，就會放掉，如此自我說服了這些年。現在終於無法迴避長年堆積的舊物，要把眼下10來箱整理成兩箱帶走。於是第一步要把捨不得的書籍送走，恰好剛認識了一位在當地經營二手書的朋友，心想也太巧，偏偏在這時刻，就意味著書找到了主人，我得聆聽書的決定。再來就是一些工作資料，抉擇的方式簡單而蠻橫，捧在手上，有畫面的就保留，想不起的就丟棄，然後默默提醒自己，不喜不悲不嗔不怨，乍看以為在修行。最後就是一大堆剪報，最久遠的至少20餘年，油墨味沾黏在塵埃中，有些紙質幾近脆化，新聞或已不新，事件未必就此過去。該怎麼辦呢？我打了幾個噴嚏，偷偷撿拾了一些放進箱子，其餘的，一併回收。捫心瞭然，回收的，不只是舊物。 幾個小時後，心裡鬱悶得很，就往家附近走走。不遠處傳來咚咚鏜鏜的鑼鼓聲響，尋聲而至，來在關帝爺廟口前，果然有潮州戲在上演。還記得我跟你提過嗎？小時候，電視還不普及，潮州戲就是民間最要緊的娛樂。每逢節慶，黃昏5點就有許多人搬著凳子來占位，凳子一擺下，你就可以離開忙別的事，等7點開演再回來。大家頗有默契，都懂看戲倫理，你的凳子放著，沒有人會去挪動。那時候我就是負責幫婆婆和媽媽搬凳子的小傢伙。7點開演前人潮就聚集了，許多流動攤販也忙著招呼人客，炒粿條、雲吞麵、叻沙、紅豆冰、煎蕊、冰淇淋等，小小的我心底一樂，天底下有什麼比邊看邊吃、邊吃邊看，更逍遙的事？！ 潮州戲，又稱潮劇，是用潮州方言載歌載舞的地方戲曲，流行於廣東、福建一帶。早期華人移民到馬來西亞時，通常會根據原籍地或自身方言來群聚或結社，甚至決定了所從事的行業。過去有「華社三寶」之稱，指的是中文教育、華文報章和華人社團。後者，就是按照地緣籍貫成立的會館，通常會運用廟宇、祠堂等公共空間來舉辦活動，聯繫鄉情也同時凝聚族群認同。我爸媽小小年紀就從廣東潮陽過來，一別就是五六十載。潮州戲敲鑼打鼓，口音薈萃了一個群體的精神樣貌，相信也慰藉了台下不少看倌

剛開始創作的時候，並不會有「戲長應該要多久」的思考，只能從一次次課堂作業的時間要求，漸漸累積對戲長的掌握，隨著同時作為觀眾與創作者的經驗逐漸累積，理解到情感與核心還是得仰賴技術的輔助才能呈現，而思考「長度」的同時，也同時引領思考整體的架構布局。 都是先去做了，才去看技巧類的專書，編劇也好導演也好剪接也好，做中學，畢竟沒有自己走過一遭，光看技術書難以理解具體的流程，看完也可整體出符合自己習慣的方法，按照書上的方法不一定能做出成品，但得經歷了一定的實務經驗，才整理得出方法。 去年拍了短片，找了信任又仰賴的徐漢強導演擔任剪接，剪接時我還無法決定最終時長，在監製宗翰跟漢強的指引下，了解了國際影展上，最嚴格的短片長度要求不超過15分鐘（含演職人員表），金馬影展往年都是60分鐘，今年改成40分鐘。15分鐘是一個神奇的單位，《超棒影集這樣寫》提到，在20世紀初期，電影放映師每過 15 分鐘，便必須起身更換一盤膠卷。某些編劇理論學家則根據過去此一做法，將電影詮釋為8個 15 分鐘的片段。有線電視時代，每一段戲有很明確的分隔，那就是廣告破口，像是舞台劇分4幕，影集也有，依循著每13到15分鐘由廣告破口，將1集分為4幕，有時到5幕，或者4幕加上序場，劇本最重要的就是結構，時間如何被分配影響著結構。 與翠貝卡、日舞影展等美國指標性大影展有合作的「The Film Fund」電影發展基金，其網站簡介了短片的時長，以及須包含的：一、先簡單決定一個可以努力實現的預設短片長度，約為10分鐘，10分鐘剛好足以讓觀眾了解角色個性、角色發展、故事情節。二、創作劇本時要了解電影最後透過剪接來呈現，原本計畫的10分鐘可能變成5分鐘或15分鐘，當下唯一要專注的是寫出精采的故事。三、1頁劇本1分鐘（指的是美式劇本格式）。四、刪減不必要的對話，短片篇幅有限，與核心無關的對話都得刪除，如果自己做不到，請客觀的第三方來協助你。五、比起對話，短片更不能容納一些缺乏明確目的、沒有辦法推動情節的場次，1場大約1到3分鐘，是以短片不要超過15場。六、短片可以以一個神秘性或戲劇性的結尾結束。 帶著實際操作過的體感，回看之前的短片劇本，總共寫了13場，在範圍內，剪接時因對話與龐雜資訊較多，拿掉了一場，對話也經過裁剪拿掉重複資訊；不必要的場次不只後製，拍攝期也

他抹好浪子膏，才剛要出門，從門縫裡望見母親和繼父對坐客廳，手裡不停，做著幾塊錢一個家庭代工。明晃晃的日光燈下，他見母親脂粉未擦，一張臉滿是風霜，終於老成他快認不得的模樣。飆車少年說，他站在那未開燈的房間裡，隔著門縫，淚流不止，覺得媽媽怎麼會突然老成這樣。就在那幾秒鐘的片刻，飆車少年感覺時光飛逝，一下子長大許多

前陣子聽了個座談，由5位女性講者討論女性創作者在藝術圈的發展與被看見。問答環節，一位男性觀眾的發問把當日活動推到高潮。他說會去參考一些欣賞的藝術家，想像自己藝術生涯脈絡的藍圖。大意就是會效仿某些前輩，而那些前輩都是男性。他不清楚女性創作者是否也會朝向標的發展自己的藝術脈絡，假若女性標的也是女性，那過去優秀的女性藝術家若創作脈絡都傾向迂迴曖昧，是否會失去能提供後世仿效的效應。 他一問完，前排就有一位女性大喊：「陽具崇拜！」大家瞬間都笑開了（我坐太前面，無法看到發問者的表情）。其中一位講者回應說，我們女性志不在建立階級與典範。她分享在國外上過一個女教授的課，每次上完都有一種舒服的感覺。她回饋給教授，教授說，這就是我們女性可以提供的。 這句話微微敲中了我。我懂她口中的舒服經驗，但那跟女性有關嗎？當天剛好有一位參與過我的工作坊的朋友在場，會後還特別跑來說，上完我的課也都莫名覺得好舒服呢。我有些錯愕，因為當時腦中正在檢討自己的課程設計似乎離舒適有一段距離。仔細思考，「讓人感到舒服」從不被我視為一種正向追求的給予價值，在教學場域搞不好更傾向營造壓力與紀律。譬如我曾極度抗拒表演教學上各種暖身好玩的團康遊戲，任何遊戲除非有跟理論、技術連結，否則好像都是在浪費時間。我總是試圖傳遞具體、結構性的論述或方法，就算是分享感受，也企圖在迷霧團塊裡指出一束光。 但隨著教學經驗慢慢累積，心態有些轉變。過去那種一板一眼的「打底」方式，不過是自己學習慣用的手段，可能更多是為自己非專業背景的補償效果。我的學生也幾乎都是非科班，能相遇也是對表演有點興趣，嚇跑他們絕非我的目的。我常說，課程是讓學員培養屬於自己的觀賞品味，讓他們在漫漫人生中懂得如何用創作陪伴自己。「舒服」的關鍵不是在於工作、學習的相對量體厚度，而是場域中人與人關係的柔軟張力。只要說到人際關係，陰性能量確實比陽性溫柔有效。陰性是向內的力量，所以聚集、連結；陽性是向外覆蓋、取代的能量，產生順序與階級。 最近看了有章藝術博物館的展覽「陳美玲」，再次呼應這種舒服。我在悶熱的午後昏沈地抵達現場，隨著作品眼前漸漸清朗，儘管性別與創作的關係並非絕對，但「陳美玲」就是我認為只有女性策得出來的展。「陳美玲」是女性的虛構集體（fictional collective category），最初

是年薪百萬、是進入夢幻名校、是登上國際舞台？這些答案我們都耳熟能詳，也在成長過程中曾無比嚮往，但那真的就是所謂的「成功」嗎？還是，只是社會寫給我們的劇本？有時候我會想，若成功只是活成別人期待的樣子，那最終到底是為了誰？那些我們努力追求的榮耀與讚嘆，是否也在無意間，把自己的人生交給了旁人的眼光？ 對我來說，能夠成功地完成一件事，並因為它讓世界多一點美好，就已經是人生極大的喜樂。或許，這件事安靜得很，不吵不鬧，卻深刻得難以動搖。這份「美好」，可能是舞台上的片刻光芒，也可能是課堂裡學生的微笑，甚至是自己內心的平靜。 在歐美生活多年後回到可愛的台灣，除了愈來愈珍惜在台灣的點點滴滴，同時也漸漸意識到：相較於歐洲，這裡的人似乎更容易被旁人眼光影響。誰家的孩子考上台大醫科、誰手上多了一個新款愛馬仕，誰新買了一台保時捷這些「比較」看似無害，卻一再讓父母將孩子當作自己價值的延伸。孩子的成就，不再是夢想的實踐，而是父母驕傲的投射。 我們太渴望「被看見」，卻忘了「我們想讓人看見什麼？」從旁人稱羨的千萬年薪，到盲目鎖定特定職業的夢想，多數家長終究抱著那心中難題：孩子學音樂能養活自己嗎？這問題乍聽之下很務實，但在AI猖獗、變動劇烈的下一個世代，孩子的夢想與人生，真能靠現在的價值觀來預判嗎？音樂產業裡的確有許多無法被輕易量化的價值，但也別忘了：頂尖的演奏家，一場演出酬勞可能超過上班族一年的薪水；數位串流上的創作者，也可靠點閱量獲利；更不用提錄音師、配樂家、音樂治療師、教育家、製作人、策展人與經紀人等音樂人，決非AI所能輕易取代。 每過一陣子，總會出現少子化影響音樂人口、大學術科聯考報考人數驟減的報導。學界、業界總是人心惶惶，思考應對之策，是否把考試內容設置更為簡單。但這樣的邏輯，就像是在說：既然現在讀書的人變少了，我們是不是應該把書都寫得簡單一點？或者說，博物館參觀的人次減少了，我們應該將《清明上河圖》改為易懂的漫畫展出？少子化既然是事實，那麼事實上就是會有班級員額需要減少，或學校需要退場或減班減學生的機制。我常常覺得教學現場就像划龍舟一般。若只是為了維持量的表現，而多出了很多不願意努力向前划的同伴，結果反而拖慢了真正努力前行者的節奏，失去了整體進步的可能。 但這可比喻之處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