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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社」行政總監李慧娜(Yi Ching Juan 攝)
專題 藝術行政 這樣過日子 「創作社」行政總監

李慧娜 溫柔的走索者

在創作社演出的外場,常常可以看到李慧娜忙裡忙外的身影,但無論多忙,她也鮮少露出焦慮神色,總是露出親切的微笑。很難想像,她不時在為製作的資金缺口傷腦筋,就這麼扛著劇團、走著鋼索,一路過來廿一年,「做我們這行,都捨不得錯過好玩的事,即使過程中很煩躁、很繁瑣,但每次大家彼此激盪創意,真的很有樂趣。但,好玩之外怎麼存活?問題總是這樣來來去去。」李慧娜依然笑著說……

在創作社演出的外場,常常可以看到李慧娜忙裡忙外的身影,但無論多忙,她也鮮少露出焦慮神色,總是露出親切的微笑。很難想像,她不時在為製作的資金缺口傷腦筋,就這麼扛著劇團、走著鋼索,一路過來廿一年,「做我們這行,都捨不得錯過好玩的事,即使過程中很煩躁、很繁瑣,但每次大家彼此激盪創意,真的很有樂趣。但,好玩之外怎麼存活?問題總是這樣來來去去。」李慧娜依然笑著說……

原本只是幫忙朋友劇團,時光的聚光燈開關開關,轉眼廿年。

李慧娜讀輔大大眾傳播系時就加入話劇社,從社團呈現到系上的年度劇展,她無役不與,當時和她一起做戲的包括紀蔚然、王孟超等人,幾乎就是「創作社」的預備班。她畢業後第二年開始在《新象藝訊週刊》上班,擔任戲劇、電影及建築版採訪編輯;一九八二年,新象為了製作《遊園驚夢》將辦公室改組、編整出一班製作團隊,她成為製作人秘書,初登場便是規模恢弘的大型製作。新象是台灣首個大規模舉辦綜合型國際藝術節的單位,剛離校就被推入前線,李慧娜彷彿直攻百岳的登山初心者。一九八六年她去義大利念了藝術行政再回新象復職,而後出國回國轉職又兼職直到創作社成立。

創作社今年搬家,從靠河邊的中華路搬到靠市區的中華路,原址新址頂多一公里距離,背後卻是無中生有的考驗與該去該留的掙扎。原本辦公室位於政府資助的藝響空間「圓場」,不須煩惱租金的駐地讓劇團有往前衝的本錢,現在卻須面對一年多出三四十萬的房租。她原本心想趁這時機退休,但終究如過去一樣,她又發現劇場好玩的事,和辦公室夥伴咬牙挺住硬是把創作社拖了一公里遠。路程雖短,並不輕鬆。李慧娜笑說辦公室一切尚未安頓好,地板髒不用脫鞋,但,地板看起來其實比平常人家還要整齊,會客桌上各式零食暖點有條不紊地擺放,採訪時正逢寒流,才進門李慧娜就把暖爐搬來共享。她始終希望在身邊的人都能因她而溫暖。

她參加的教會有個年過六十才能參加的松年小組,她總和妹妹說,組裡都是阿姨伯伯那些長輩。去年某天上教會,妹妹驚呼說:「姊,妳可以參加松年耶!」好險,高齡化,小組也把年限提高到六十五歲,但也只剩五年。創作社還能在她手上多久?假設平穩健康地活到八十歲,廿年要分多少給創作社?離去有時,她開始想怎麼分享與傳承。先不想創作社未來怎樣,先把眼前的家搬好。對「創作社」來說,有李慧娜的地方就是家,至少眼前還有好幾個有趣計畫等著她去實行,也許轉眼又廿年。

Q:進入藝術行政這行多久了?

A我畢業後第二年到新象上班,直接被拉到與世界接軌的高度看表演,原來藝術節可以這樣辦。當時大家對藝術行政這工作很陌生,甚至不知道怎麼跟親戚描述我的工作名目,只說「我們是在辦表演活動」,親戚還以為是歌廳秀。以前政策沒有特別照顧表藝圈,賣票還要課蠻重的娛樂稅,推票比現在更難。當時場館缺乏,除了國父紀念館、中山堂就是南京東路的體育館,直到兩廳院完工才有比較多選擇。當時也沒有完善的售票系統,比如在國父紀念館演出六千張票,通通都要手工劃位再親自去票口派票,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打電話去問售票狀況做票務的平衡流通,作業相當繁複。

一九八六年,我去義大利念藝術行政,回國後再去新象上班。九一年,我到牛耳經紀公司參與規劃國際兒童藝術節,做了六年,中間還去英國念藝術評論。九七年,創作社成立,廿年間曾經有七年我沒拿薪水,除了其中兩年同時在《PAR表演藝術》雜誌工作有薪資收入,這期間主要靠翻譯寫稿維持生計。扣掉出國念書,我總共做了卅四年的藝術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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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行事曆時,李慧娜為了單調不飽和的行事曆有些擔心,怕我們素材不夠。然而,舊曆年剛結束,除了大型藝術節,劇團多還在養精蓄銳,為接下來三季頻仍的製作累積能量。正常上下班的作息,以及自製餐點共享的悠閒午後,在進入製作期就成為不可多得的奢求。在遷入不到三個月的新辦公室裡,李慧娜和同事常憶起不遠處的劇團舊址「圓場」,雖然老舊、塵埃霉斑、時常漏水,忙到徹夜加班時,李慧娜也毫不猶豫住過幾回。她回味晨起一片靜謐,到附近散步買菜,回到辦公室也還有大段時光,語氣中滿是懷念,身為藝術行政必須面對的瑣碎忙亂,比起路上偶然眷顧的植栽花樹,竟也如同微小塵埃。(鄒欣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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