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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在亞際交流的向度 從「東亞戲劇交流計畫」到《隱形城市—三城記》

今年三月在台北舉行的《隱形城市—三城記》前期會議現場。 (鍾喬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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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以「城市」為焦點展開的交流。出現了「隱形的城市」這個頗具詩的隱喻性的符碼。城市一經隱形,便不再是固定的形狀、規模或樣式,它一直處於流動的狀態下,前來探視我們和它交錯的時光、身影或經驗……可以說,每一座城市,都有自身的身世;而每一則身世,都活絡著生動的故事。我們因此更驅動自身以劇場人的身體,在亞際流動的對話間,看見那被顯影的城市,並在日光移走的城市時空中,探索與發現徘徊在光與暗間的「影」。

東亞劇場拼圖《隱形城市—三城記》

8/17~18  14:30

8/17  19:30

台北 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

INFO  02-33939888

亞際“inter-asia”,顧名思義即「亞洲之間」的意思。強調的是一種:對等交流的流動狀態。一旦固化,則失去相互以世界為中介的「對話」情境。這是亞洲交流,在「去文化殖民化」語境下的核心命題。怎麼說呢?在「解殖」、「去冷戰」、「去帝國」須三位一體對待的「亞際」交流中,民眾的異中求同是解脫官式威權與國際霸權的不二法門。這在亞洲各國家或領域幾乎是不待明言的共識。

透過「亞際」流動,讓劇場轉化為空間行動

因此,「流動」成了當代劇場自我省察時的重要關鍵,也是劇場轉化為空間行動的重要想像;當然,也找到了與其他藝術連結的可能性。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台灣差事劇團」、「韓國釜山小劇場」及「日本福岡MMST」共同為亞洲交流,合組並建構了一個以工作坊交流及演出的平台。自二○一六年起,以「東亞戲劇交流計畫」(East Asia Theatre Camp)的思維與方向,首先在釜山舉行了第一次活動後,相繼於二○一七及二○一八都展開以「城市」為主題的劇場對話。過往三年的互動經驗中,首先,我們重新審視亞際“inter-asia”劇場對話,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中,既涉入全球發生的議題,且從這些議題中,釐清東亞作為當今全球現代化的一個環節,如何尋求自身文化與社會對話的主體,其重要性,既能及於韓國,也能及於台灣及日本!

恰恰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有了三座城市劇場文化的相互激盪。並藉由差異,交換彼此在劇場上的發展,如何被相互看見或者對於遮蔽的探尋!二○一九,交流軸線轉移至台北,以國家兩廳院為平台,繼續此項深富創意與內涵的交流。現在,我們共同回顧:二○一六年以來,以「城市」為作品主題的劇場交流,其策展理念放在:反思以城市現代化為根基的文化理念,釐清藝術至上或服務於市場,作為作品創意的界線;這樣的,將競比能力視作藝術被殿堂化的考量,並生產出諸多文化商品的界線,提供我們發現:擊破諸多隱形的牆面,恰是讓劇場打破界線後,成為與民眾之間,最為日常的文化介面。

因此,二○一九,以「城市」為焦點展開的交流。出現了「隱形的城市」這個頗具詩的隱喻性的符碼。城市一經隱形,便不再是固定的形狀、規模或樣式,它一直處於流動的狀態下,前來探視我們和它交錯的時光、身影或經驗……可以說,每一座城市,都有自身的身世;而每一則身世,都活絡著生動的故事。我們因此更驅動自身以劇場人的身體,在亞際流動的對話間,看見那被顯影的城市,並在日光移走的城市時空中,探索與發現徘徊在光與暗間的「影」。這影的城市告白,便是埋葬在光鮮亮麗的現代性尖塔下,每一座隱形城市為民眾美學編寫的劇碼。

這樣的劇場在亞際間生產什麼文化震盪呢?

回想一九八九年,於南韓參加了「訓練者的訓練工作坊」(Trainers’ TrainingWorkshop),認識了當時在「韓.民族藝術總會」(英文簡稱KNAF)中扮演積極角色的金明坤等民眾戲劇工作者,以及來自菲律賓的E. Cloma、香港的莫昭如,更有其他十個亞太國家的民眾戲劇工作者,激發了我回台展開戲劇的文化實踐。一開始,九○年代初葉,我和工作夥伴,一方面運用「菲律賓教育劇場」(英文簡稱PETA)一套稱作「基本綜合性劇場藝術工作坊」(英文簡稱BITAW)的方法,在社運團體或學生之間,進行互動性的劇場教習,獲致熱切的回響。同時,亦參與了由「亞洲民眾文化協會」(英文簡稱A.C.P.C)所策劃的亞洲聯合匯演:「亞洲的吶喊」(Cry Of Asia),巡迴亞洲各大城市表演。

二○○○年前後,在深化與日本帳篷劇——櫻井大造的交流中,反思「亞洲的吶喊」中相關「東方主義異國風情」的疑慮。於是,以「差事劇團」的名義,開始較有計畫地展開具生產性的劇場創作,以及在社區中進行襲自亞洲的民眾戲劇的工作坊。對於質疑所產生的行動,必然帶著困頓的痕跡!劇場,作為文化再生產的元素,如何在扎根社會的同時,生產亞洲的連帶?身體,或說劇場美學的身體,終究要回到特定時空下,具體的歷史、社會條件中,才得以浮現存在的經緯。換言之,亞洲第三世界劇場有其低度發展社會,作為支撐的背景;時空移換,回返明治維新時期,曾以「脫亞入歐」換身現代性的日本,以及同在「獨裁下的經濟發展」躋身亞洲現代化的韓國與台灣,如何開展自身的劇場表現,進而形成得以返身並前行的劇場文化?這是存在於亞洲劇場內,最具張力的提問。

於是,從這樣的角度,想像城市隱形的戲劇表現時。劇場、民眾與亞際也提出連串的提問。首先,民眾是誰?而後,劇場知識人與民眾的對待。最後,這樣的劇場能在亞際間生產什麼文化震盪呢?

民眾是誰?基本上,可以被劃為兩種狀態。一種涉及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言的「被當代資本與國家的神經系統所征服或安撫的民眾,到底如何抵抗的問題」。那麼,自外於這控制體系下,具備階級對抗位置的稱作「諸眾」(multitude)的民眾,又如何在劇場中,尋找文化行動的抵抗呢?在東亞三城的戲劇表現中,如何微察相互的異與同呢?非常引人深思並尋思如何看見?

三月舉辦的三城導演交流工作坊中,三地導演與演員齊聚一堂,了解彼此的工作方法。 (鍾喬 提供)

既是「發生的」也是「現場的」,更是「當下的」

這將近卅多年來,相關於亞洲劇場的文化研究。最早起始於法蘭茲.法農(Franz Fanon)在《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中,對於西方以資本帝國出發,延伸的文化霸權的抵抗;並進而思考亞洲第三世界國家,文化「被殖民」或「自我殖民」的交錯現象與本質。歸根結柢,現代化的誘因與現代性的民族想像,是最終須被面對的問題本身!劇場,畢竟是生活與生命經驗的藝術表現,反應或撞擊著日常的提升之外,並在實質與象徵層面,不斷朝向共同體的方向,挑戰參與者對於共構一處有別於一般「空間」的美學「場域」的可能性。

這「場域」有人的時間感具存期間,因此顯得必非只是一個固態的空間,而是流動的對話「時空」。這當然是有意思且相當關鍵的。主要在於,除了表演作為工作成果的一項重要元素之外,過程如何被共同完成,是劇場之所以稱之為劇場,並具備共同體性質的關鍵因素,幾乎無可稍稍忽略。亞洲劇場連線在對應這個「場域」的同時,共同付出的心血,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值得提出來討論的,應該是「場域」如何與「共同體」產生辯證關聯的要點。從這樣的角度出發,交流是以表演呈現為主體,或以重視過程的互動為主體,又或兩相辯證產生的結果,才是得以被討論的課題。

因此,亞洲劇場連線是區域共同體在發生過程中,所產生的對話機制,既是「發生的」,也是「現場的」,更是「當下的」!在區域對話的身體行動過程中,超越了個別劇場藝術家的參與,更有別於以國家作為單位的競比或動員。這樣的思維底下所形成的互動關係,是以參與者相互間的互動與對話,作為考量基點。藉此達成區域共同體的彼此關照與看待。這同時,也在這前提下,針對表演與觀眾間的互動,展開對話式的交流。亦即,不僅僅展現演出成果,而且在觀眾面前,將形成演出的方法與美學並陳於公共空間,即劇場中。而後,與現場觀眾建構對話關係。

如此,論及亞際“inter-asia”劇場與民眾(觀眾)的關係時,題外的聯想更有意思。這就讓我再次想起,魯迅在「野草」一文的提辭上說: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曾經存活。

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於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還非空虛。

如果,劇場之於民眾,是一種啟蒙的關係。劇場便已經不是劇場,而是講堂。因為如此,每一次交流後的表演,都是死亡後的新生。因為,戲劇處於亞際的流動狀態中,對自身、對他者、對融入後演變為民眾的觀眾……雖說,很可能就是稍縱即逝的覺醒與變身,延續的,卻是創造對話的平台,在梳理東亞記憶中,重新繪製另類的新亞洲文化藍圖。因為,這裡勾勒的亞際,並非金字塔的權力建構,基盤遠非在於成就上對下的穩固關係。所以,每一次劇場的發生,似乎都可比喻成:

死亡,因為曾經存活而成過去;腐朽,讓我們知道並不空虛。

因此,對於死亡與腐朽皆有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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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表演藝術》雜誌 ▪ 318期 / 2019年0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