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評論 Review | 戲曲

文本的共塑,標籤的裝卸

看似過於繁複、層疊的「加法式」形式美學,既負荷也消解《鞍馬天狗》過於沉重的命題。 (莊馥如 攝 奇巧劇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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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奇巧劇團對創作的分類,包含胡撇仔、瘋言等,是否有準確指涉?或有預設模式?我認為,更多的是劇團自黏的標籤。於是,《鞍馬天狗》到底是對胡撇仔的驗明正身?創造新局?還是自圓其說?甚至,是向詮釋者提供的論述路徑——這是開放,抑或限制?

奇巧劇團《鞍馬天狗》

2019/12/15 台北 臺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

以一首童音唱和的兒歌為序曲,也是暗藏的謎腳;這齣取材日本大佛次郎同名小說的《鞍馬天狗》由此探問「天狗是什麼?」與「天狗在哪裡?」,指向故事發散以及敘事核心。然後,在上、下半場的情節對照與對話答辯間,編導劉建幗寫下終場——此時,反抗軍與鞍馬天狗/宗房(李佩穎飾)抵擋不住新玄組,迷濛黑暗中「似乎」看見神妖天狗(劉建華飾)從天而降;但,在劇情裡已步步揭曉的謎團,讓神妖天狗的存在被質疑──於是,失敗與否、能否得救,只給了若有似無的答案,回應得似假還真。同時,看似完結的劇情旋即開啟後段的歌舞秀,回應其表演形式與戲劇文學的結構。

兩重解讀的「失敗」

《鞍馬天狗》並不是個情節完備與精緻的劇本。像是時空背景的設計凌亂,多採取相對「理所當然」的模糊地帶,世界觀建構並不完整,拼貼痕跡明顯。同時,劇情發展單線,多半順著人物出場;而人物設定上,除宗房有較複雜的背景描繪,其他人物多半缺乏動機。

乍看「失敗」的設計,主要在上半場;而說書人/僧人(韋以丞飾)漸漸明朗的身分與作用、看似「失敗」的悲劇結局,則分別出下半場的脈絡,既細究上半場的未言,也翻轉全劇。我認為,結局處理是《鞍馬天狗》的絕妙之處。其觸動觀眾的情感連結,從個人經驗到集體記憶──關乎希望的渴求,與失敗的恐懼。更重要的是,無需再苛求語境設定,意有所指著現當代處境(我隱隱連結香港現況),如劉建幗在節目冊首頁直言:「這齣戲,獻給每一個曾經面對無可撼動的困境曾經絕望,曾在悲傷中迷失的每一個人。」

無論積極或消極解釋,「失敗」將會自成意義。

自成文本的表演

與劇情共業拼貼結構的還有表演形式、語言、音樂與服裝造型。以音樂來說,除感受到文本改編源頭的濃濃日本味,由尺八、三味線等樂器表現,亦融合現代電子樂器與傳統國樂、擊樂。在通俗情節與華麗詮釋下的隱憂,是「譁眾取寵」。但,我寧可成為「眾」的一員。

看似過於繁複、層疊的「加法式」形式美學,既負荷也消解《鞍馬天狗》過於沉重的命題——不管是前述的「失敗」,或是遙指「日治以降的台灣命運」,如劇中反抗軍首領桂初陽(孫詩雯飾)所言「奪走了我們的劍,奪走了我們的姓名」。我們雖會被最後的憂傷壟罩,也會在過程裡感受到「爽快」而忘卻時間——這便是其表演文本所完成的。

這種激情,最相近的是偶像明星的演唱會,不管是豐富的曲目、肢體動作與演唱的配合,或是極為精緻的視覺效果(源於舞台與服裝設計);甚至,觀眾所追尋的並非劇中角色,也不完全是表演精湛與否(因為瑕疵甚多),而是演員自身散發的魅力,與過往的人氣累積——特別是加上最後一段、壓根跳脫脈絡的歌舞秀。同時,我更相信是《鞍馬天狗》的預期操作。

可否裝卸的標籤?

我迴避談的,其實是創作者刻意設計與過往評論者最常觸及的「胡撇仔戲」與「寶塚」。很明顯,演出形式的混搭、拼貼質性,與情節發展的日系、通俗樣貌,再加上最後約莫廿分鐘,融合殺陣、歌舞、光影的歌舞秀,更是對寶塚的直接模仿——但我不認同這段最可以被討論的表演,在於現場操作的不夠精準,包含音樂與動作的不合拍等。

只是,回歸奇巧劇團對創作的分類,包含胡撇仔、瘋言等,是否有準確指涉?或有預設模式?我認為,更多的是劇團自黏的標籤。於是,《鞍馬天狗》到底是對胡撇仔的驗明正身?創造新局?還是自圓其說?甚至,是向詮釋者提供的論述路徑——這是開放,抑或限制?

裝設與拆卸標籤的前後,是否影響我對《鞍馬天狗》的理解?是我唯一的疑問。便如我們對開放式結局的描繪,到底是希望,還是幻滅,在戲劇與表演文本塑造與述說後,端看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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