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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氛圍凝視死亡 殘酷影像述說反戰 台英跨國共製 重新詮釋《戰爭安魂曲》

《戰爭安魂曲》舞台設計簡潔,反響板式的大型布幕,為歌者和合唱團打造出一個舒適的演唱空間。 (Richard Hubert Smith 攝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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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國作曲家布瑞頓創作、一九六二年在英國考文垂大教堂世界首演的《戰爭安魂曲》,透過傳統安魂彌撒曲中的拉丁文歌詞與詩人歐文的反戰詩,傳達對戰爭的省思。二○一八年適逢一戰結束一百周年,英國國家歌劇院特別推出《戰爭安魂曲》的新製作,由英國國家歌劇院藝術總監丹尼爾.克萊默執導,結合了攝影、服裝、反戰文學等的多樣元素,讓布瑞頓《戰爭安魂曲》的音樂更為逼真與深刻。

衛武營X英國國家歌劇院 布瑞頓《戰爭安魂曲》

2/28  19:30

3/1  14:30

高雄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歌劇院

INFO  07-2626666

即將在衛武營上演的布瑞頓《戰爭安魂曲》,是一齣由台灣和英國共同合作的跨國製作。此次,並非以大家熟悉的音樂會模式演出,而是改以劇場的形式呈現。這部製作由英國國家歌劇院藝術總監丹尼爾.克萊默(Daniel Krame)親自執導、知名攝影師沃夫岡.提爾曼斯(Wolfgang Tillmans)操刀舞台布景,並請來時裝設計師納希爾.馬札爾(Nasir Mazhar)製作戲服,再加上陣容堅強的音樂團隊,為布瑞頓這部沉重的反戰作品,增加不少亮點。

《戰爭安魂曲》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卅日在英國考文垂大教堂(Coventry Cathedral)舉行世界首演,以慶祝這座在二戰期間遭德軍轟炸摧毀的教堂舊址新建落成。布瑞頓的創作,除了使用傳統安魂彌撒曲中的拉丁文歌詞外,還引用了詩人歐文(Wilfred Owen)的反戰詩。這位年輕的英國詩人,不幸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戰死沙場。他詩作中所吐露的「反戰」思想,成為對殘酷戰爭的極大諷刺:「我的主題是戰爭,和對戰爭的悲憫。整個詩文沉浸在悲憫中。身為一位詩人我今天所能做的也只有警告。」二○一八年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百周年,英國國家歌劇院特別推出這齣《戰爭安魂曲》的新製作,重申反戰的信念。

這個製作結合了劇場、攝影、服裝、反戰文學等多樣元素,讓布瑞頓《戰爭安魂曲》的音樂更為逼真與深刻。 (Richard Hubert Smith 攝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提供)

打造攝影劇場  以投影傳達「反戰」思想

這部製作的舞台設計相當簡潔,反響板式的大型布幕,為歌者和合唱團打造出一個舒適的演唱空間。導演克萊默主要以投影的方式來傳達「反戰」的中心思想。而舞台設計提爾曼斯也發揮他的專長,為整個舞台空間打造出一個攝影劇場。在這部製作中,引用了一些讓人震撼的視覺影像,比如和平主義者弗里德里希(Ernst Friedrich)的《反戰之戰》War against war書中,那些戰場上橫屍遍野的黑白照片、受傷士兵殘缺不全的猙獰面孔,並藉由弗里德里希的文字對戰爭提出批判:「這所謂的『英雄主義』只是一個謊言,真正的真相是殘忍恐怖。」另外,藉由一九九五年波士尼亞種族滅絕大屠殺倖存者的自述,呈現戰爭的殘忍與後遺症:「男人們被屠殺,他們的死亡是一瞬間。而我們女人……我們也被摧毀,但卻是慢慢地死。生無可戀的人生,根本不叫人生。」

舞台上影像與燈光的變化,進一步烘托出布瑞頓《戰爭安魂曲》音樂中陰森的氛圍。當序幕一拉開,舞台上便投影出大大的《反戰之戰》封面,同時,隱身在昏暗中的合唱團唱出了安魂曲開頭的歌詞〈永恆的安息Requiem aeternam〉。樂團中響起了鐘聲,伴隨著背景那一張張觸目驚心的黑白照片,讓整個樂曲籠罩在一片死亡陰影中。當合唱團演唱〈震怒之日Dies irae〉時,背後的布幕則浮現出遭炸毀的考文垂大教堂遺跡,亦讓人想起聖經中所預言的世界毀滅。

多樣元素輔助  讓音樂更深刻

在《戰爭安魂曲》中,除了合唱團外,布瑞頓還安排了三位獨唱家,其中男高音獨唱和男中音獨唱負責演唱歐文的英文詩詞,他們各自代表著英國士兵和德國士兵。女高音獨唱則主要負責安魂曲中的拉丁文歌詞,她第一次登場,是演唱末日經中有關最後審判的描述。不論是歌詞的語言和內容,均有別於象徵人間士兵的兩位男聲獨唱,這一點從她的服裝色彩明顯有別於其他人,亦可見端倪。整體來說,這個製作,結合了劇場、攝影、服裝、反戰文學等多樣元素,讓布瑞頓《戰爭安魂曲》的音樂更為逼真與深刻,相當令人期待。

徘徊十字路口的前衛導演藝術

丹尼爾.克萊默(Daniel Kramer,1977-)是一位頗具爭議的導演。他被英國國家歌劇院任命為藝術總監前,瑞士日內瓦大劇院大動作宣布與克萊默解約,腰斬了他準備上檔的莫札特《魔笛》製作,原因是「藝術理念不合」。

克萊默的導演風格大膽前衛,常在舞台製作中反映時事,手法偏好腥羶露骨。克萊默其實反映了一批中生代前衛劇場導演的製作理念,這類型的導演,信仰著藝術應反映和批判時事並參與社會政治。其爭議之處則在於,他們往往將導演個人詮釋置於最高地位,並忽視原作的內涵與精神。因此,他們常常大筆刪改原著中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導演個人的理解與訴求。

比如克萊默在日內瓦《魔笛》製作中,欲突顯關於「社會暴力」的個人詮釋,把帕帕基諾從捕鳥人的身分改為屠夫,並刪除劇中祭司角色,這固然是為了達到他個人藉藝術「批判暴力」的訴求,卻扭曲了莫札特的作品原貌,也影響到音樂的客觀詮釋。然而,經典作品可否賦予全新詮釋?理解作品究竟應依循導演的想法還是作曲家的?這就留待現代的觀眾自己去抉擇了。(邱秀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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