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表演藝術》 321 期 / 2019年09月號

企畫特輯 Special

獻演經典人聲交響 為馬勒年揭開序幕 長榮交響樂團「馬勒大地之歌」音樂會

文字 張皓閔

馬勒年即將到來（二○二○年是一百六十周年誕辰、二○二一年是逝世一百一十周年），二○一九下半年國內三大樂團已搶先慶祝，推出多場令人期待的馬勒音樂會。九月有馬勒初出茅蘆的野心之作，清唱劇《悲嘆之歌》；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將依序演出馬勒的第八、第二和第四號交響曲；十月十日，長榮交響樂團更將呈現馬勒最後一部人聲交響曲《大地之歌》。上述五部作品，剛好都是馬勒的「人聲交響」作品。包含第三號在內，馬勒一共創作了五部各具特色的「人聲交響曲」。從樂類史的角度觀察，在這結合人聲與交響的特殊範疇裡，馬勒絕對是個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

開拓更多可能性

一八二四年，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曲》在維也納首演，透過獨唱與合唱的加入，將屬於歌劇或神劇的高度戲劇性精巧地融入交響曲中，不但打破了器樂作品與聲樂作品的界線，更為交響曲帶來前所未見的豐碑性（Monumentalität）。約十五年後，白遼士與孟德爾頌各自發表了一部人聲交響曲，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承繼貝多芬開創的新道路：白遼士的戲劇交響曲（Symphonie dramatique）《羅密歐與茱麗葉》（1839）融合歌劇和交響曲的元素；孟德爾頌的交響清唱劇（Symphonie-Cantate）《讚美歌》Lobgesang（1840）則把交響曲和宗教清唱劇組合在一起。十八世紀中葉，法國作曲家大衛（Félicien David）採取和孟德爾頌較接近的想法，完成了兩部頌歌交響曲（Ode-symphonie），《荒漠》Le désert（1844）和《哥倫布》Christoph Colomb（1847），並在法國引發一陣譜寫頌歌交響曲的風潮；李斯特則在德國威瑪呼應白遼士的精神，寫下兩部標題交響曲，《浮士德交響曲》（1857）和《但丁神曲交響曲》（1857）。

一八九五年，馬勒發表了《第二號交響曲》（他的第一部人聲交響曲）。這部宏偉的作品雖具備標題音樂性質，並以宗教為題材，但卻跳脫了標題交響曲（白遼士、李斯特）和交響清唱劇（孟德爾頌、大衛）的窠臼，並成功地繼承了貝多芬《第九》的豐碑性。作品震懾人心的輝煌結局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馬勒《第二》真正重要的創舉其實在於第四樂章〈原光〉：藉著在追求豐富與盛大的交響曲中，納入一首真摯純樸、講究親密性的藝術歌曲（Lied），馬勒不僅打破器樂與聲樂的界線，更模糊了室內樂和交響樂的分野！

畢生只著力於歌曲和交響曲兩樂類的馬勒，在第二號之後持續開拓更多兩樂類對話的可能性。《第三號交響曲》（1902）共六個樂章，其中第四和第五樂章各是一首人類和天使所唱的歌曲，第六樂章則以純器樂刻劃天主之愛。這樣的安排讓馬勒《第三》成為史上第一部並不以合唱來收尾的人聲交響曲。《第四號交響曲》（1901）則是史上第一部以歌曲來收尾的人聲交響曲：馬勒以先前完成的歌曲〈天堂生活〉（1892）作為終樂章，然後在前面加上三個器樂交響樂章，構成一部創新又傳統的獨特交響曲。

國內首屈一指聲樂家聯手獻演

世紀之交，正當馬勒忙著他的人聲交響實驗時，歐洲各地亦陸續出現了至少十部人聲交響曲，但不論是哈梅瑞克（Asger Hamerik）的《合唱交響曲》Korsymfoni（1898）、尼寇德（Jean Louis Nicodé）的《光榮頌！》Gloria!（1905）、沃恩．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的《海洋交響曲》A Sea Symphony（1910），或是斯克里亞賓（Alexander Scriabin）、羅帕茲（Guy Ropartz）、雷格（Max Reger）、郝賽格（Siegmund von Hausegger）的作品，甚或是馬勒自己的《第八號交響曲》（1910），通通都是以合唱為特色的「合唱交響曲」，而不是像馬勒《第三》、《第四》那樣的「歌曲交響曲」。

馬勒獨創的「歌曲交響曲」一時之間雖無人呼應，但卻很快地在他自己手中開出一朵璀璨的花：以唐詩入樂的《大地之歌》（1911），一部由六個歌曲樂章構成的交響曲。聯篇歌曲和交響曲兩樂類在形式和美學上幾乎相互牴觸的原則與個性，在馬勒巧手之下竟得完美契合，彼此交互作用、相得益彰！《大地之歌》不但是馬勒連串人聲交響實驗豐碩的終極成果，更是一部嫁接東西方哲學、深刻辯證生死的偉大作品。恰如馬勒所言，這是他「最個人」（Persönlichste）的作品。任何能夠親身經驗此獨特作品的機會都不容輕易錯過，期待石易巧和王典這兩位國內首屈一指的聲樂家，聯手為我們唱出《大地　之歌》的誇張精采與誠摯細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