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畫(一) Feature | 2017表演藝術回顧/現象觀察.趨勢探索

現象3:跨國交流「脫歐入亞」,文化也要「新南向」? 重新認識亞洲鄰居 深度交流帶動自身反思

「第二屆返身南島—國際行為藝術節」集結多國行為藝術家,以個人展演方式對所關注議題進行觀察批判,建構亞洲當代思潮與藝術語境。 (許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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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幾年前的歐債危機,中國及亞洲國家的經濟相對穩定成長,促使了歐洲許多國家將焦點轉向亞洲,而這股浪潮似乎也影響了全球表演藝術界的目光,許多亞洲的藝術家在國際上展露頭角。隨著台灣政府提出「新南向」政策,在文化面也投入資源鼓勵交流。去年除了有不少東南亞藝術家訪台展演,臺北藝術節由熟悉亞洲藝術現況的新加坡籍鄧富權接任策展,民間更早有不少交流合作。或許可期待的是這樣的交流帶來在台灣藝術家身上所產生的碰撞、沖擊後的深化,對自我主體的尋找、對亞洲與自身歷史的反思。

現任政府以「經貿戰略會談」為背景,作為施政主軸之一的「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以「長期深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為核心,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面向,企盼與東協、南亞及紐澳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

脫歐入亞?  經濟導向的新南向文化政策

文化部則提出了「以人文本,雙向交流」的文化南向政策。實際影響表演藝術的是鼓勵藝文團體邀請東南亞人士來台駐村的「翡翠計畫」、增為一年六期的「國際文化交流(出國)補助」,以及首次開放跨四年度,以醞釀國際網絡、平台為目標的「表演藝術國際發展專案」。文化部「新南向政策」面對東南亞複雜的政經局面,期望透過獎助機制,鼓勵民間團體的自主交流,來彌補官方交流不易的困境。

然而,南向文化策略的背後,文化與藝文是作為經濟發展的輔助角色。文化策略轉向背後的意圖是跨國經濟合作,意謂著國家以少量資源,卻企圖仰賴民間團體自主發展國際交流。無論是將表演藝術放置到商業機制中估價的文創政策,或是以東南亞市場、觀光或經濟合作為成果的新南向文化政策,都並未以藝術或文化做為主體來思考。

無論「新南向」的動機究竟是貿易、勞力、觀光或就學等經濟因素,還是自由主義下的藝術市場的自然轉向。對東南亞藝術缺席的台灣,不管是出於民間主動或國家推力,策展人、製作人與藝術家開始抓住這些資源,接觸這片南方廣大的空間,有很多互動正鋪天蓋地的想要南向。這些共製與交流想要交換或獲取的是什麼?又能對台灣表演藝術產生什麼樣的刺激或翻轉?

亞太再起?  國際藝術節與藝術平台的發展

來自新加坡的新任臺北藝術節藝術總監鄧富權,有豐富的國際經歷,是活躍於歐亞,曾獲威尼斯雙年展special mention獎項的國際策展人。他強調臺北藝術節將以跨域、跨文化為策展核心,強調藝術家直接交流取代作品交流的共製模式,藉此對外來者產生對深入了解,把台灣的面貌帶出去。儘管在二○一八年臺北藝術節的節目,還不一定能見識這位藝術總監的能耐,他也先在民間籌辦「大稻埕國際藝術節」中,以「TTTIFA駐埕藝術家計畫」積極引入菲律賓、新加坡藝術家。因此,忍不住跟著盼望是否可能透過一位國際經驗豐富的新藝術總監,就能帶起台灣與整個東南亞的藝術連結與城市合作,補足台灣在東南亞藝術連結蓬勃發展上近年的缺席。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策劃的全新的亞洲網絡平台「亞當計畫」(亞洲當代表演網絡集會),主張「讓亞洲重新發現亞洲(Asia Discovers Asia)」,強調「以藝術家跨國合作與交流為核心」,有意識地聚焦東南亞,邀請亞洲視覺藝術、戲劇、舞蹈等表演藝術跟視覺藝術的年輕創作者,以大型論壇「藝術家實驗室 Artist Lab」、聯合演出「展演平台 Flavors」進行交流。

在新聞稿中提到東南亞有許多耕耘傳統、且具當代實驗性的藝術創作者值得被介紹給台灣與亞洲各國「是時候認識我們的鄰居,『亞當計畫』是北藝中心邀請台灣表演藝術界走向亞洲連結關鍵的一步。」總監王孟超表示:「東南亞藝術家很多都有著深厚的傳統根基,台灣則是已有豐富當代化經驗,期待雙方可以在過程中尋求互補之路。」其中受邀參與的台灣的表演藝術創作者、評論者:林人中、黃鼎云、林宜瑾、李銘宸、劉純良,都紛紛於訪談或臉書中透露在過程中直接受到的文化衝擊。

國際交流從showcase的節目邀演或買賣的概念,從作品交流逐漸深入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的交流,從作品交流走向藝術家的交流,這些交流帶來的除了彌補了台灣對鄰近東南亞藝術領域的無知,帶來了直接交流的文化衝擊,也帶來了關於創作者自我主體性的思考。同樣作為西方概念下的「東方」,面對整個亞洲語言、種族、地理的破碎、多樣性。同樣作為非以國際共通的英語為母語的民族,是否可能產生更為對等與直接、真正以人為本的深度雙向交流?

從作品或體系的交流,轉向藝術家「人」的交流,值得留意的是,邀請的藝術家遍及東南亞、日本,甚至到澳洲,但中國與韓國的缺席確也甚是可惜。

亞洲連線  藉此尋找認同、深刻反思

表演藝術的亞洲交流,早從二○○○年以前就開始,無論是一九九九年鍾喬引進日本帳篷劇或菲律賓發展起來的民眾戲劇。身體氣象館也從○五年就開始積極做亞洲連線,邀請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藝術家來演出,投射出不一樣的亞洲。今年,導演鍾喬進行了「湄公河里山:踏察布魯族村莊」計畫,進行以踏查田調為基礎的祭儀劇場文化行動;編舞家陳武康則與泰國編舞家克朗淳(Pichet Klunchun)展開台泰合作「《打開羅摩衍那的身體史詩》三年計畫」;台灣的窮劇場也與韓國的Theatre Playground SHIIM合作,呈現了由王墨林編導、未在台灣公開演出的台韓共製《脫北者》。

還有甫於上月中旬舉辦的「第二屆返身南島—國際行為藝術節」,集結台灣藝術家及東南亞、波蘭、中國等地行為藝術家,進行交流,以進駐部落的工作坊的型態,用現場行為的身體為實踐,以部落的「南島」為主體,折射亞洲當代的藝術思潮與批判。

「新南向」下的亞洲交流,或許可以期待的並不是亞洲文化的多元性或台灣表演藝術能量在亞洲有多少優勢,而是期待藝術家與藝術家的交流,在台灣藝術家身上所產生的直接碰撞、衝擊後的深化,迫使藝術家不得不再次面對,對自我主體的尋找、對亞洲與自身歷史的反思等等藝術家的基本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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