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專題(一) Focus | 從「叛徒」出發 追尋劇場愛滋啟示錄╱即將上場

當愛滋不再是絕症,這些人的故事會繼續…… 劇作家簡莉穎談《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

簡莉穎 (林韶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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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在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首演的《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是簡莉穎身為國家兩廳院駐館藝術家時所進行的田野調查與創作計畫成果,原本她想寫的是「台灣版」的《美國天使》,但在資料蒐集與訪談的過程中,發現愛滋已經不是絕症的現在,感染者面對的是不一樣的人生難題,於是方向轉了大彎……明年此劇將搬上國家戲劇院的大舞台,本刊特地專訪簡莉穎,一談創作過程中的點滴與轉折。

2019TIFA 四把椅子劇團x簡莉穎《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

2019/3/1~2  19:30

2019/3/2~3  14:30

台北 國家戲劇院

INFO  02-33939888

二○一五年劇作家簡莉穎成為兩廳院「藝術基地計畫」駐館藝術家,隨後她便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寫成《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不過,這個故事,其實原先並不打算說這個、也沒想過要這麼說,在經過紮實的人物採訪、田野調查、資料閱讀、歷史研究之後,簡莉穎毅然決然、朝向了另一條路……

Q:一開始為什麼會想要參與這個計畫?原先的目標又什麼呢?

A我很喜歡《美國天使》Angels in America、也很喜歡劇作家田啟元(他是因愛滋而過世)的作品,其實最初的計畫,是想要做一個「台灣版」《美國天使》。但關於愛滋病的資料太多,我知道這實在很不容易、也不是很清楚該從哪裡下手,於是申請了「藝術基地計畫」,有多一點的時間準備。《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這個作品很特別的是,它的初衷與我後來完成的方向完全不同;這是一個因為受到了田調過程的影響,而改變我原來觀點的作品。以前的作品或階段呈現,通常即使有些變動,但不會差得太遠,《馬密》就是真的差很遠。

Q:原先計畫的台灣版《美國天使》會從什麼部分著手?

A《美國天使》這個作品的歷史背景,就是從一九八○年代開始的愛滋恐慌,劇本當中也處理了有關當時的政局,以及因為保守主義的懈怠而拖延擴展了病情,還有其他政治、宗教的層面。我那時候想要做台灣版《美國天使》,就也想要把故事設定在八○年代,所以最初都是往那個方向去做資料蒐集。開始就找朋友幫我聯絡一些團體、一起做訪問,找很資深的、不管是同志運動,或愛滋人權運動的前輩,去問這些事情。這些前輩們當然會提到以前的事,但也會提到現在發生的事,在訪問的過程中我才發現:這些人都還活著,而且顯然,他們現在需要面對的事情,跟那時候已經不太一樣了——因為你的醫療條件改變了。雞尾酒療法的出現,也徹底地改變了他們的生命。

可是,人們對於愛滋病的概念,卻在雞尾酒療法之前,就已經形塑完成了。感染者與病人就此背負了很多「疾病的隱喻」——世紀末黑死病、瘟疫、上帝對同性戀的懲罰、性亂交的下場等等,代表了關於「性」的淫亂和不潔,就好像上帝用天火焚毀的索多瑪和蛾摩拉那樣,具有屬於這個疾病的意象。當時的人們在處理感染者或愛滋病人的角色時,寫出來都是相當絕望的。事實上也是如此,因為愛滋在那個年代就是一種「絕症」。

後來去做了一些文件回顧,就慢慢邊查邊想知道,那到底那些跟愛滋有關的戲,都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他們都在雞尾酒療法之前:《美國天使》是九○年代初期、《吉屋出租》Rent也差不多是那時候完成、《平常心》The Normal Heart就更早一點,八○年代末。在雞尾酒療法出現之後,其實比較少有像這幾齣那麼知名的戲劇劇本在處理「愛滋」這件事。即便也有些相關的愛滋展演作品,但其中也有不少是在回顧那個年代。如果要面向那個年代,它可能會比較好處理,因為裡面的主角色會死、他面對的衝突很大。可是在我面對我的訪問對象時,這個想法反而讓我很不安,明明他們面對的現況實情已經跟八○年代不一樣了,他們都還活著,怎麼能把他們寫死呢?而我到底該怎麼處理他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跟生命?

Q:有嘗試繼續往本來設定的方向走走看嗎?

A有打算寫過一種是從這個疾病在世界中演進的歷史講起,從非洲、從美國看愛滋,然後再回到台灣,但這樣的內容會比較硬、規模也太大,可能兩、三小時都講不完;還想過有一個皇后、一個騎士的角色,有點像是在說書或是介紹,也有一個未來人可以在時間裡移動。但其實很難,因為這個疾病在每個地方的狀態和「卡住」的地方,都不太一樣。

Q:會走向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作品,是有什麼的契機讓你覺得可以轉變嗎?

A我遇見了一個人叫韓森,他是很知名的愛滋運動前輩,好像是(台灣)目前感染時間最久的人之一(編按:根據報導,韓森在十七歲那年就被驗出感染,當時約為一九八七年),也是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的創會元老之一。他現在在教會工作,算是教會的代言人,並使用「後同志」這個的詞彙,說明他自己選擇不要繼續過「同性戀者」的生活。(編按:韓森曾在文章中寫下「有同性傾向,但不是同性戀者。同性戀者,但不是現在。同性戀者,但改變生活模式。」)我那時候就覺得他的狀態很特別,沒有否定自己是同性戀,但他就是不要過同性戀者的生活,就覺得可以試試看。

以前他其實有過一個伴侶是非感染者,但是在做社會運動的組織團體裡面,其實很容易就會交往,那裡會有各種愛恨情仇、會產生那種相濡以沫的革命情感(以前也有接觸過,所以可以理解)。他的男友後來跟另外一個也是團體裡面的感染者在一起,這件事情,就我看來對於他的影響是蠻大的。

以下是我自己對於這個狀態所延伸的詮釋想像:試想一下,我們大家都在同一個圈圈裡,我本來跟你交往,但後來你跟我朋友交往。事已至此,我還要繼續待在這裡嗎?那不是就會很尷尬(這中間可能再加上一些零零星星的小摩擦)。然後,因為我本身是一個「感染者」,我的病可能不允許我這樣做(到處跟不同人交往,或任意產生親密關係),我可能也會因此、慢慢的與其他人產生一種隔閡,想要維持一種有點類似「守貞」的狀態。

《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2017年水源劇場演出。 (秦大悲 攝 四把椅子劇團提供)

Q:在你所收集到的資料和訪談的對象裡,對於感染者來說,這是一個有可能出現的想法囉?

A兩個人如果在價值觀的想法離得太遠的話,就很難變成一個群體——在性生活方面也是一樣。我覺得那個關係其實非常複雜,就算他們兩個人可以(繼續同在這個團體裡),各自有別的伴侶,依舊保有相同的革命目標,但是那過去的一層關係,還是會影響他們各自的私人生活。這麼想下去,就會覺得這種「公」與「私」的糾葛,是很有趣的,很多人身上都曾發生這樣的困境,於是我就試著把重點拉到這裡。

以前,當藥沒有出來的時候,眼前這個人或許過三個月就會走了。如果這個狀況出現在戲劇裡,我跟他的相處,其實很多就是面對一個將死之人的一種遺恨,或是有「很多事情都還沒一起做」的情緒,或是去想是不是能夠有機會跟這個人和解——戲劇可能會往這些方向推。但是,如果這個人接下來還有卅年呢?我們還要這樣相處卅年嗎?即使我知道你身上的病永遠都不會好,我還能對你那麼和顏悅色、那麼溫柔嗎?我還能寬恕你嗎?或許就不一定了。那個時間的長度,會影響人跟人的相處模式。

就是因為那個時間的長度變了,所以人跟人的相處方式也變了,於是就會出現像是「我有帶原、我男友沒有帶原」的事情(延續著從八○年代開始,人們與這個疾病之間的糾葛),當這樣的兩個人相處起來,就會出現屬於他們的困境。對於親密關係的態度會不一樣,他可能會恐懼、會害怕,又或是說:我知道你身上有病毒,但我還願意跟你「無套」,這好像是一種證明,愛的證明;反過來說,我知道你是感染者,所以決定不跟你無套,這又變成好像是一個考驗了——對於每個人的情感,都會造成傷害。

我有一個做設計的朋友,他來看了兩次,第一次自己看、第二次他帶了前男友來。他說他跟前男友的狀況,真的就像戲裡那樣。他當時也曾希望前男友可以對兩人的關係感到安心,也有提議無套,但站在前男友的角度,自己是一個透過吃藥控制的感染者,一旦自己這麼做了、害對方也感染,豈不是成了千古罪人?朋友跟我說,戲裡馬密跟阿凱吵架的片段,他聽了覺得幾乎就如過去他跟前男友的對話。

Q:你是如何將這些人物故事,組裝而成《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

A二○一○年諾貝爾獎得主尤薩(Mario Vargas Llosa)有一本小說叫做《狂人瑪依塔》Historia de Mayta,故事裡的敘事者「我」,因為想要知道瑪依塔為什麼會在秘魯掀起一場失敗的革命,又好奇瑪依塔似乎有一點同性戀的傾向,出身好像還是個中下階層的人?「我」開始去訪問祕魯社會各種不同的人物,試圖藉此拼湊出瑪依塔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因為這是一本小說,所以他可以寫「我」一路問問問,問到最後,問到了瑪依塔本人,然後就可以結束了。但是如果是寫戲劇,好像還是要回去說,這個「我」到底是「為什麼」要找這個人。所以我為戲裡的敘事者「均凡」安排了一個,她與馬密之間的連結——他們各自都具有「陽性」的身分,懷孕與感染者——那次墮胎,其實是馬密救了她;而之所以會去救她,其實馬密也在救自己——當時的他亟需拯救一個人,來證明自己。所以從一開始的素材蒐集,到最後組成這樣的節奏,也是費了很大一番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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