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在德語地區興起的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及莎士比亞熱，身在這樣的熱潮中，貝多芬也被莎劇描述的豐富世界與人性情感所吸引，除了自身擁有多版本的莎劇全集德文譯本，還數次想送莎翁全集給心儀對象，可見他也是鐵粉之一。而他也常以莎劇場景或角色編織入樂，《科里奧蘭》、《羅密歐與茱麗葉》、《哈姆雷特》、《馬克白》、《暴風雨》等，都能在其經典中覓得蹤跡……
藝術絕不是單一存在的，它是一個時代中，各種生活與文化及創作型態的融合。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在德語地區興起的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及莎士比亞熱，多少感染了貝多芬的音樂作品。貝多芬兒時在波昂，當時王子費德利希（Maximilian Friedrichh von Königsegg-Rothenfels，1708-1784）設立的劇院中，長駐劇團經常演出莎士比亞劇目，例如《哈姆雷特》Hamlet、《李爾王》King Lear、《馬克白》Macbeth、《理查三世》Richard III、《溫莎的風流婦人》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等等，這些戲劇對年幼的貝多芬一定產生了巨大影響。
莎翁全集作為定情禮 樂聖就是鐵桿莎粉
貝多芬曾經擁有多種版本的全套莎士比亞德文譯本，例如全部十二冊一七七○ 年代出版的Johann Joachim Eschenburg譯本，還有之前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譯本，還有一七八九年出版的August Wilhelm Schlegel譯本——此翻譯直到今天仍然是大家所採用的版本。
貝多芬在一八一○年曾寫信給他當時愛慕的對象，醫生Johann Malfatti的十七歲姪女Therese Malfatti，要寄全套的Schlegel莎士比亞譯本給她，但最後她仍然拒絕了貝多芬。還有另外一位女士Fanny Gianattasio del Rio在一八一六年也曾經寫道，貝多芬要寄給他們家全套的Schlegel莎士比亞譯本。
資料顯示一八○九年維也納圍城時，有位法國軍官de Tremont男爵曾經拜訪貝多芬，之後他回憶與貝多芬談話內容是有關「哲學，宗教，政治，特別是他（貝多芬）的偶像——莎士比亞。」在一八一二年到一八一八年之間的日記中，也經常出現莎士比亞的字句，這一切都足以證明莎士比亞對貝多芬之重要。
貝多芬樂曲為素材 創作音樂繽紛
文字 吳毓庭
李斯特曾改編貝多芬全本交響曲、藝術歌曲（〈阿德萊德〉、《致遠方的愛人》）及室內樂（七重奏Op.20）給鋼琴獨奏，也分別在一八四五年與一八七○完成《為貝多芬波昂紀念碑落成所作之清唱劇》Cantate zur Inauguration des Beethoven-Monuments與《貝多芬的世俗慶典》Zur Säkularfeier Beethovens清唱劇——兩者皆引用了貝多芬鋼琴三重奏《大公》慢板樂章片段。
舒曼早期也有直接取材貝多芬的作品。一八三一年他先完成了十一首《以貝多芬主題變奏的練習曲》Etudes basées sur un thème de Beethoven（WoO 31），後來又寫下不少類似作品，但幾乎都未出版，僅其中使用貝多芬第七號交響曲第二樂章的創作，後來成為鋼琴曲集《冊葉》Albumblätter（Op. 124）裡的第三首〈傷心的感受Leides Ahnung〉。
一九○四年德國作曲家雷格（Max Reger，1873-1916）以自己鍾愛（據說他在公開場合演出不下一百卅次）的貝多芬短曲（Bagatelle）Op.119 No.11為主題，寫下雙鋼琴曲《貝多芬主題賦格與變奏》Variations and Fugue on a theme of Beethoven。雷格晚年希望自己能再多產出過去缺乏的管絃樂創作，在一九一五年又將此曲改編給樂團，可惜還未首演便逝世。
不過若要論廿世紀最著名的貝多芬相關創作，應該是理查．史特勞斯給廿三把絃樂合奏的《變形》Metamorphosen。創作於二戰尾聲，導因作曲家對德勒斯登、柏林等眾歌劇院遭受轟炸深感痛心，他寫道：「兩千年來的文化發展已遭遇死亡，無可取代的建築和藝術品被毀去。」他在曲末以貝多芬第三號交響曲《英雄》的第二樂章葬禮進行曲，和第五號交響曲《命運》的「短短短長」動機，哀悼整個時代的不幸。
進入廿一世紀，運用貝多芬元素的手法仍方興未艾。二○○八年德國作曲家魏德曼（J. Widmann，1973-）揉合貝多芬第七、第八號交響曲性格寫成音樂會序曲《充滿活力》Con brio，特寫貝多芬樂曲中的「憤怒和節奏感十足的堅持」（fury and rhythmic insistence）。另外，美國作曲家亞當斯（J. Adams，1735-）在二○一一年創作給絃樂四重奏與樂團的《絕對玩笑》Absolute Jest，取材前輩絃四作品，包括Op.131、Op.135與《大賦格》，重現貝多芬狂喜、精力充沛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