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前一篇專欄寫完幾天後，Cookie就離開我了。 嚴格說起來，是我們讓她離開的，希望她能快速脫離病痛不要受苦。有心理準備的道別，最難受的是從決定到執行這段時間。當死亡真的抵達，前後甚至不到3分鐘的兩劑藥物，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Cookie的一切只是停住了。 死亡怎麼可以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呢？ 早些時日，先生跟我說國外一位富商複製了自己的愛犬，然後帶著複製的狗去埋葬原本的狗該怎麼稱呼它才對？本體狗？源犬？供體犬？冷硬的詞彙確實很符合最後被埋葬的意象，但那10幾年極致純粹的回憶經驗又該被安置何處？ 先生問我如果可以，想不想複製一隻Cookie，那時她正衰弱，我考慮了兩秒說不要，因為她是獨一無二的，我必須坦然接受生命的衰亡。Cookie離開後，我常想起這問題，立場竟然有些動搖。就算是Cookie 2.0，我們不也會透過日日相處建立起新一段的經驗過程嗎？有天我突然想到，要是Cookie沒有結紮，生了自己的小孩，此刻我們的悲傷是否能被她的延續悄悄稀釋一點？ 這些想法都是情緒性的。我知道還有更多已經出生等待被愛的小生命，也認同領養的動物被要求結紮的理由。但我容許這些有情緒的「如果」天馬行空，畢竟在世界的很多角落，如果已經成真。 先不談實體複製，AI所創造出的「數位幽靈」就足夠動搖我們既有的感官邊界。台灣最深刻的案例，是藝人包小柏失去22歲愛女之後，投身於創建女兒的AI替身，甚至在2024年成立「愛語包容人工智慧聲影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相關服務。最近歌手方大同逝世一年後，在YouTube頻道釋出一隻新的MV，有鑒於影像生成的技術確實極速發展，去判斷影片究竟是否為AI製作其實沒什麼意義，對歌迷來說真正重要的，是方大同的身影與聲音是否為科技的再現。 數位幽靈的危險之處，是影響大腦接受死亡的記憶重組過程。上述兩個例子最大的不同是前者為血親，後者為歌迷。親緣是一個相對封閉單向的系統，當人類失去至親，大腦需要重新編碼記憶來適應、接受「對方已不存在」的事實。

當年跟汪世瑜老師學習《牡丹亭．硬拷》的時節，那段【折桂令】真是載歌載舞細節滿分，學來甚難。有同學問，我們有必要安排這麼多小身段嗎？老師回應這麼一段話：不要認為觀眾沒抓到或者根本沒看懂，我們就可以放棄不做了。我們要爭取把每一個細節展現在觀眾面前，至於觀眾能捕捉領略多少，那是觀眾的功課。

美伊戰爭，北韓射了10顆飛彈，假消息滿天飛，X上每一個breaking news下第一個留言都是tag Grok詢問是真是假。 「憤怒誘餌」（Rage bait），牛津大學2025年度關鍵字，指的是故意設計的線上內容，用令人沮喪、挑釁或冒犯的方式，引發觀看者的憤怒或憤慨。這類內容通常是為了增加網路或社群媒體帳號流量而發布。 非常喜愛的兩位導演艾力克斯．嘉蘭（Alex Galand）與亞瑞．亞斯特（Ari Aster）在2024、2025年各推出一部闡述分裂社會的電影《帝國內戰》（Civil War）、《瘋狂小鎮愛丁頓》（Eddington）。 《帝國內戰》中，不同陣營的美國人在州界駐軍，質問來者：「你是哪一邊的美國人?」，而在《瘋狂小鎮愛丁頓》，因疫情陰謀論與黑命貴（BLM）推到極端的身分政治，亞瑞．亞斯特並列正反兩種極端立場的荒唐，最後收在一顆鏡頭：在愛丁頓落成的超級計算基礎設施實在地切中了現代社會的推手。 喜愛的創作者就算身處極端分裂社會，也因焦慮不忍看到一切毀壞，不斷嘗試闡述他們眼前的現實：人們不能任由演算法推播情緒，即便這是個近乎無解的路。 亞瑞．亞斯特認為，網路本身的發展有正面也有負面，但若是網路加上社群，一切就會變得很可怕。他本人會滑社群媒體，但很少發文，瀏覽社群主要是為了觀察當今網路生態有多糟糕。 腦神經科學的核心：「同時放電的神經元會連在一起」（赫布理論），告訴我們大腦的運作跟社群算法一樣，愈關注負面，神經元愈會推播負面想法給你。神經元的機制：顯著性網絡（Salience Network，SN），篩選內外部刺激，比方說在人群中聽到自己名字大腦會啟動，異常會過度放大路人一個眼神或一句話、默認模式網路（Default Mode Network，DMN），在個體休息、回憶時特別活躍，功能異常可能會導致負面思惟反芻。是以正向思考真的有益於大腦，不過神經元連結受損特別嚴重的人，可能得尋求醫學治療。 是以在紛擾中，戲劇訓練出發的想像練習，成了「重新推敲事情來龍去脈，以免落入標籤化善惡二元思考」的方法之一。 最近喜愛馬伯庸小說，他善於將歷史的縫隙套入現代視角、類型思維，知名作品《長安的荔枝》，

上一篇專欄我們談了一場演出的各種不同面向，它反映出台灣社會幾個有趣的文化現象： 第一，我們很喜歡排隊。 只要某個地方開始排隊，很快就會有更多人加入隊伍。排隊似乎本身就證明了一件事情這一定很好。這種心理也滲透進了藝術世界。某位國際音樂家忽然被大量討論，於是大家開始排隊買票。媒體報導、社群分享，整個城市似乎都在談論同一個名字。然而過了一段時間，人們的注意力又迅速轉向下一個焦點。 這種現象和流行甜點很像。某一年瘋狂排隊買葡式蛋塔，過一陣子又換成另一種。隊伍曾經很長，但熱潮消失得也很快。甜點可以是流行商品，但藝術不應該只是商品。如果一個社會習慣只追逐「正在被討論的人」，卻忽略長期耕耘的本地藝術家，那麼最終失去的，其實是自己的文化信心。一個文化如果永遠在排隊等待「別人的明星」，卻不願意慢慢培養「自己的藝術家」，那麼這個社會很難真正建立起對自身的高度。 第二，很多人喜歡說：「不要太甜。」 每當有國際朋友來台灣，我常要解釋這句話。甜點本來就該是甜的，然而在台灣，最高的讚美往往是：「這個甜點很好吃，因為它『不甜』。」這形容的是一種細緻、節制、不張揚的高級感。但有趣的是，這種味覺習慣似乎也悄悄滲透到我們的評論方式裡。 在藝術評論中，我們似乎也習慣保留距離。演出很好，但總要補上一句「還可以更好」；技巧很精采，但往往要說「好像少了點什麼」。彷彿稱讚得太完整，會顯得自己不夠成熟。如果真的說「完美」，那似乎就顯得不夠專業了。 於是我們逐漸形成一種奇特的姿態：在讚美上極度節制，卻在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對批評愈來愈放任。這樣的文化，真的是我們希望留下來的嗎？演算法告訴我們，愈尖銳、愈刻薄的評論愈容易被看見。留言區逐漸形成一種氛圍刻薄比理解更吸引人，嘲諷比分析更有存在感。評論不再只是觀察，而變成了一種為了「被聽見」而進行的表演。 還有第三件事情，大聲就贏。 在過往的公共討論中，我們常陷入一種誤區：彷彿語氣愈強烈、態度愈激昂，觀點就愈具備說服力。這種「大聲即正義」的慣性，如今也滲透進了網路評論。留言區往往不再是關於音樂理解的深度，而是語氣與修辭的強度博弈。討論逐漸演變為立場的對壘，而那些最尖銳、

兒時曾到西門町八角紅樓看越劇，那時叫紹興戲，朱鳳卿、葛少華、吳燕麗、喇叭花，容顏仍有印象，戲卻只恍惚記得《三看御妹》，所以我真正的越劇因緣，必須從10歲得到香港「藝聲公司」越劇《紅樓夢》3盒錄音帶算起。 吳儂軟語，恰正是紅樓口吻，聽不懂沒關係，錄音帶盒裡附有縝密折疊的完整唱詞，我小心攤開，一字一句對照，既愛其聲，更愛其詞，興味盎然地反覆抄寫，終能默寫〈葬花〉與〈焚稿〉。 大約我讀碩士班時，錄影機問世，有位長輩買到黑市錄影帶，我遠征到天母他家去看，終於看到寶黛真容，由聲到象，15年。 解嚴後，「上海越劇院紅樓劇團」來台公演，領軍的正是寶黛徐玉蘭與王文娟。在台大活動中心有場見面會，我沿著椰林大道一路奔進，腦海裡盡是影帶裡的模樣，直到現場，一眼瞥見徐玉蘭，當下愣住，這才驚覺時光飛逝，眼前的寶玉已70高齡 ! 我還沒想通這30多年辰光是被誰硬生生偷去的，腳步已不自覺移到寶玉面前；還沒想到要怎麼自我介紹，脫口而出的竟是：「您都沒變，跟錄影帶一樣！」 我當然不是恭維，而是見她與旁人說話的神采，仍是一派寶玉精神。 而她的回答嚇我一跳：「不不不，少年子弟江湖老，紅粉佳人白了頭！」真是戲曲人哪，開口閉口都是戲詞。 那次的《紅樓夢》是由她們的弟子錢惠麗、單仰萍主演，徐王兩位示範性地演了《孟麗君．遊上林》。 不久「浙江小百花越劇團」來了。當時我在清大中文系教書，有位韓國碩士生，跟我做戲曲論文，平日認真，那陣子卻翹課遲到，原來他往返台北、新竹看小百花。沒有高鐵的年代，散戲回來已深夜。「捨不得不看，都是美女，古畫裡走出來的。」我完全認同，越劇就是美，人美戲美，「崑曲為師，話劇為友」，吸收崑曲身段，水袖婉轉，卻不受程式所限，更有現代劇場節奏與戲感，劇本既生活化又秀麗文雅，滿台詩情畫意，連報菜名或三姑六婆鬥嘴都是「詩意的家常」。這位韓國同學被越女天團降伏，滔滔不絕地說茅威濤、陳輝玲，我一點都沒責怪他翹課。 後來到對岸看戲，多以崑曲為主。因為有孩子、有學生，不好意思專程飛去享樂，崑曲不一樣，明清傳奇活化石，看崑曲可「假學術之名行休閒之實」，只是沒想到那年蘇州的崑劇節很難看，難看到受不了，乾脆和幸慧（編按）

在音樂廳裡，聲音會消失。但有些話，會留下來。尤其是在網路上。 想像一個場景。 夜晚的音樂廳燈光慢慢暗下來。最後一個和弦消失在空氣裡，觀眾席安靜了片刻，然後掌聲響起。舞台上的演奏者起身致意。那是一場準備了數月甚至數年的演出。 然而就在同一時間，另一個舞台已經開始運作。 有人打開手機。有人開始打字。有人已經寫下第一句評論。有時候，掌聲甚至還沒有完全停止。評論已經寫完了。 如果把這個場景拍成一集《黑鏡》（Black Mirror），故事也許會從音樂會開始之前說起。 音樂廳外，人群逐漸聚集。 有人精心打扮而來，彷彿今晚的舞台不只在台上，也在觀眾席之間。名牌包、精緻妝容與社交寒暄，在燈光下閃耀著另一種形式的光芒。對某些人而言，這不只是一場音樂會，而是一個被看見的場合。 也有人安靜地排隊入場。他們或許不是什麼成功人士，在日常生活裡也沒有太多舞台。但在網路世界裡，他們的評論卻常常獲得大量按讚與分享。那是一種微妙的成就感，一種在現實生活之外獲得的聲音。於是，在音樂會開始之前，有些評論其實已經寫好了。 只等最後一個音符落下，按下「發布」。 而在另一個角落，主辦單位仍然忙碌奔走。有人在確認座位，有人在處理票務，有人已經開始為下一場音樂會的票房擔心。藝術的世界從來不是浪漫的童話，它同時也是一個現實的產業。 如果這真的是《黑鏡》的一集，故事或許還會有另一條線。 在某些看不見的地方，也有人正在操作另一種劇本。有人刻意放出評論。有人組織聲量。有人在網路上反覆討論某場演出的失敗，或某個主辦單位的「失職」。 有時候，一場演出明明成功，卻被描述成災難。 有時候，一位音樂家明明演奏得動人，卻被說成狀態不佳。 甚至可能出現這樣的說法： 「當某某主辦單位曾經邀請這位大師時，一切都如此完美；但如今換了另一個主辦單位，大師似乎連笑容都不見了。」 故事當然是虛構的。但在現實世界裡，輿論的運作往往比故事更複雜。 於是人們開始質疑贊助者的品味，嘲笑平台的眼光。聲音愈來愈多，情緒愈來愈強。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