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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区议题出发 剧场里的真实论坛 OD表演工作室的「实境实验剧场」

《克隆少年》的议题,在反思青少年被社会所赋予的角色。 (林韶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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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新加坡戏剧盒发展出来的「实境实验剧场」,以应用剧场和论坛剧场形式为基础,在剧场中设定情境,让演员与观众,针对议题进行讨论,作为民主参与及练习的过程。OD表演工作室获得戏剧盒授权,将在新作《克隆少年》中采取同样的形式,主要方向是关於民主过程和集结共识的实践与可能,关於政策的规划者和被政策服务者之间的距离,并反思青少年被社会所赋予的角色。

2019新点子实验场 OD表演工作室《克隆少年》

7/12~13  19:30   7/13~14  14:30

台北 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

INFO  02-33939888

OD表演工作室在新作《克隆少年》的工作实践,来自於新加坡戏剧盒授权的「实境实验剧场」(Immersive Experimental Theatre)演出形式。二○一五年戏剧盒导演李邪,於新加坡国际艺术节中,创作了以应用剧场和论坛剧场形式为基础,所发展的社区艺术作品《一堂课》It won’t Be Too Long: The Lesson,并在隔年与OD表演工作室合作,在二二八纪念馆广场演出台湾版本的《一堂课,台湾》。

以写实情境为背景设定  探究土地人权议题

故事的情境将背景设定在台北市的虚构行政区「六裕区」,角色则包括经招募加入团队的民众演员担当当地的「区民代表」、在场观众则作为「台北市民」,除了有演职人员穿梭其间引领观众进入议题,在场邀请真正的「专家学者」加入讨论。讨论的内容,即是在六裕区规划兴建捷运站前,人们必须决定,在此区域中七个场景,该决议拆迁何者?

「在我们的城市里有许多『地方』,它们都代表著一种价值观;在这个作品里,谈论的是有关『人权和土地』的议题。」在新作中担任导演,当时也参与制作的蔡朋霖解释,《一堂课,台湾》所规划的场景,包括流浪动物之家、民生市场、生命园区、安养院、湿地、眷村与古迹等。身为市民的观众,可游走於演出场地中的七个景点,并认识各个地方的建立渊源、内涵意义;而十四位区民代表,除了有投票决议的责任,也有需要在过程中说服彼此的压力。

「最终目的是让参与观众与民众演员,在理解这些问题和表达意见之外,也能实验民主的程序和试图达成共识的方法。每一个观众,或者是带有身分进入这个情境的区民代表们,他会选择站在什么位子?是全程当个旁观者,或投入当个参与者,当然也随时可以站出来,引导大家的想法,作为造成改变的人。」蔡朋霖说。透过这个实际上或许已发生在我们周遭多次的假情境,一方面检视土地与建物的意义,并重新认识场域和居民的关系;一方面也因层层叠叠的决议规则——十四位区民代表需要全数同意拆除同一个场地,才可能达成目标,若否,则由观众(市民)共同表决,此时若还是无法达到七成以上的共识,便将交由政府决断——引人思量,在民主的程序和共识的生成之间,我们该如何取得平衡?

新加坡戏剧盒艺术总监郭庆亮曾写道:论坛剧场的互动性不是一种好玩的参与形式,其背后是尊重民众的发声和行动的民主理念。而「实境实验剧场」则尝试放大背景「处境」,让参与其中的一般观众与介於两者之间的民众演员,都能在各自的角色上,经由这些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的设定,去实践所谓「民众发声和行动」的可能路径。

民主,当然是需要学习的,而在谈理念之前,却也有著许多面相,必须经过议题的深入研究、彼此的积极沟通,建立出自己的观点。同时,如此使讨论题旨「融入」演出作品中的方式,也能有效加强剧场与观众、与社会之间的连结,而得以让表演场域之外的许多隐身在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在此地有得以显现的机会。

OD表演工作室在新作《克隆少年》的工作实践,来自於新加坡戏剧盒授权的「实境实验剧场」演出形式。 (林韶安 摄)

用演出和互动讨论  关注社区老人真实处境

二○一七年的作品《老童话》即是一例,团队将童话故事结局「从此过著幸福快乐的日子」当成起点,想像年华老去、独坐家中的童话人物,将面临怎么样的老年处境,也藉由这层设定,去深究社区老人的生活场景。五位演员,分别扮演五种有著不同状况的社区老人:对於科技感到焦虑的老人、对於社区活动感觉困惑的老人、缺乏亲属照顾无人协助的老人、不知道该吃些什么的老人,以及照顾著老人的老人。这些选定的角色,都是团队在经过详细的田野调查和创作考量后,所提出的设定,虽然无法概括讨论社区老人与现行老年照护的所有现象,却也能在这样的角色形塑中,让我们眼见他们的存在样貌与所面临的具体困难。

譬如,那位「对於社区活动感觉困惑」的老人,出自於创作团队发现,社区或社会总是希望将老人形塑成「活力老人」的样子,「必须很有活力、很年轻、很积极地参与活动,这是我们实际在社区看到的情形。有些老人就是到处去参加活动,有时候是发展协会办的、有时候是里长办的,但他其实很难不去,都住在这里这么久了,会有人情压力、不好意思不去,所以甚至是会感到『疲於奔命』。」蔡朋霖说,「大家觉得这是老人应该有的模样,但是,难道他不能够用他老化的样子,而仍被接受吗?」再者,社区的活动课程常有舞蹈班、插花班或歌唱班,对一些男性长者而言,那并非他们的兴趣,却也有需要勉强参与的包袱,「反而没有让他们活出自己的老年生活,我们的社会也没有空间让他们去发展自己喜欢的那一块。」这部分也与社区老人的饮食问题相似:老了无法像年轻那样天天往外跑、吃外食,煮起来又耗费时间与精力,即使目前许多社区都有送餐服务,但餐饮如果不合胃口,也只能聊胜於无地吃,同时还会担心自己的营养不均,又得靠保健食品补充。

以上描述的社区老人困境,在实际演出中会个别以约七分钟的片段呈现,整体的设定背景是有一家银发事业体系,希望能协助社区老人改善生活状况,於是需要在这五位长者之中选定一位作为「补助」对象,至於如何补助才能够符合需求,则交由观众一同发想。於是,在演出片段结束后,观众可以与五位老人交谈、询问,理解他们遭遇的问题,并选择自己希望帮助的对象;之后相互集结讨论方法,然后在全体观众面前发表、一起表决,看看哪个方案、所资助的哪位老人,得以获得最多人的支持。

当时在演出中担任协调者的陈r如表示,在「提案」过程中便能发现,那些本应该被这些方案服务、身为政策的被实施者,他们的声音其实很难被听见,所以当观众一边讲述自己的想法时,老人角色们也会一同聆听,甚至由主持人访问他们的想法:「例如某次有人提议,可以帮社区中独居的老人建构一个交友APP,对科技焦虑的老人便马上发言『怎么又要我多学一个软体!』也有观众说,可以让老人都住在一起,」陈r如说,「这时候便可以即时询问老人们对这个提案的意愿。你提出的政策,可以由这些实际上应该被政策照顾到的人去想像:你的方案是否真的解决了他们的问题?还是,那只是让你少了一个问题?」

无法定义「青少年」  所以开启讨论

两厅院的新点子剧展,去年由耿一伟策展,以「青少年」为主题推出三部新作;而今年,OD表演工作室则沿用了这个题目,另做《克隆少年》实境实验剧场演出。内容其实综合延续了上述的几个方向:关於民主过程和集结共识的实践与可能,关於政策的规划者和被政策服务者之间的距离,反思青少年被社会所赋予的角色是否真该如此?导演蔡朋霖说:「研究下来我们发现,『青少年』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甚至随著时代地点、随著学科领域、随著社会发展,都有不同的说法。大家最习惯的是用年龄去划分,但其实『青少年』出现的时间也不长,我们的社会能够接受青少年的存在,也是因为中产阶级社会形成后,有足够的经济支持一个闲置人口在家里受教育。」演出者之一的吴政勋也补充:「我们的上一辈,有些人小学毕业,如果不考初中,他就是直接出来工作了,等於就有了社会角色,已经是成人了,那样的年代离我们也并不遥远。」

如果青少年,不是用年龄来区分,那「青少年」又是什么?「大家看待青少年这件事情,他就是一个『被决定』的状态:社会觉得你在这里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你就做好你的角色。这是我们在想这出戏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蔡朋霖说,「当我们谈论青少年、我们的国家政策有很多关於青少年的措施,又或是教育改革的对象也都是这群青少年,但我口中青少年的跟你认为的青少年,那定义可能是天差地远的。」於是,他们试图完全模糊定义,模糊我们对於青少年的理解,「因为定义是无效的,但也就是因为这个无效,我们可以开始延伸、开始讨论。」

情境的背景设定以一个假设出发:如果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没有「青少年」存在的社会,这里的人没有青少年的特质、没有青少年的行为、没有青少年的表徵——那可能代表著敏感纤细、冲动莽撞、叛逆易怒或难以捉摸——大家都是符合社会所要求的「成人」样貌,而当如上述种种「症状」在某些人身上显现时,我们该选择遏止那些状况的发生与扩散吗?又如果,我们可以保留某些特质,而同时去除某些不喜欢的部分,那你会想要怎么做呢?现场有演员担任的六种不同领域专家,包括社会科学、文学历史、心理学、脑神经、教育学和遗传生物学,他们也会分别就各自的学科范围,为您剖析「青少年」的意义;而报名参加演出,身具代议士职责的「天使观察人」,则将为政府提出可行的方案;在场的每一位观众,也都是参与讨论的一员,由你们来共同决定与定义,青少年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至於这个实验的现场将导引出什么样的结果,容待观众在《克隆少年》的剧场演出中亲身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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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表演艺术》杂志 ? 318期 / 2019年0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