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画特辑 Special

我们起舞 叩问个体、群体与身体的关系 2019松菸Lab新主艺

胡鉴《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人》 (张震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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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一四年松山文创园区成立「LAB 创意实验室」,作为艺术家的孵化器,提供资金、场地、陪伴创作顾问,至今已支持、培育了十二位创作者,今年度「松菸Lab新主艺」共有五十项作品投件,最终由胡鉴《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人》、王世伟《群众》与王宇光《驯顺的我们》出线,叩问个体、群体与身体的种种关系,将於十一月底至十二月中演出。

2019松菸Lab新主艺

胡鉴《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人》

11/29~30  17:00、20:00   12/1  17:00

王宇光《驯顺的我们》

12/6~7  20:00   12/7~8  14:30

王世伟《群众》

12/14~15  11:00、16:00

台北 松山文创园区LAB创意实验室

INFO  02-27651388

胡鉴《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人》  描绘爱情最美的时刻

作为编舞家黄翊的共同创作伙伴,胡鉴长时间是以表演者为观众所认知,《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人》是他首支对外公开发表的编舞作品。

自言「从未要求过自己该成就些什么」的胡鉴,坦承并未在本作中设立抵达的目标:「我是在跟舞者相处的过程中,不断更动所有内容,舞者在过程中也会有自己的角色建立。最有趣的是,工作初期,我问昀正、孟庭:『你们会介意在我面前亲吻吗?』他们很自然:『不会啊。』——这决定了这个作品的主要面貌。」

他透过舞者林昀正、吴孟庭的自然相处,看见的是「关系」——这对胡鉴眼中总散发出柔软温度、正面气息的情侣,交往了三年,「我想为一对关系正在进行中的恋人创作,在他们的关系中,我看见的是爱情最开始最美的样子。」在创作过程中,胡鉴清楚看见这对情侣的关系有了微妙的拉扯与变化,「我一直觉得,不管哪一种爱,都会被时间冲刷改变,但我想保留某一刻的时间点。」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人》从爱情出发,但企图辐射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各种形式。胡鉴以看似浪漫、温暖的情调,尝试诉说的却是美好故事的「背面」——那些生命中被隐藏起来的,各种复杂、精密的境况,是如何最终被时间模塑出如此窄索的、被压缩过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对胡鉴来说,这地方是一个小房子,一片云,一块小小的、草地般的毛毯。

生活有时美好,有时烂泥,但头顶上总有著静默地观看一切,发生各种剧烈变化的云朵。胡鉴让生活为作品塑形,透过季节时令与物件的转换运用,构筑不同的生活场景,「当一个人钻到地毯下,地毯就变成了棉被;当一个人站在地毯的外面,就像站房间的外面。」他不刻意寻找创作灵感,不预设作品抵达的终点,包含音乐选曲也非强求而来,这些只是突然出现到他的生活中,「像是一种礼物。」

王宇光《驯顺的我们》 (张震洲 摄)

王宇光《驯顺的我们》  在墙上跳舞的不驯身体

《驯顺的我们》始於王宇光在二○一七年的徒步旅行。那年离开云门2的他决定去东海岸旅行,从花莲火车站走向台东火车站,一个半小时车程的路途,他走了七天。在旅途中,王宇光知觉感官被自然放大了,身体也拥有了近乎动物性的纯粹,他回想初衷:「长时间待在职业舞团,我想洗炼我的身体——我想,如果只走路,我的身体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想做一个挑战身体的作品。如果舞蹈是日常身体的『不驯顺』,舞台是表演者挑战自己的空间,而我作为舞者,想进一步问:那什么是舞蹈的『不驯顺』?我试著从平面变成立面,让舞者在墙面上跳舞,去思考舞蹈的可能性。」王宇光说。

在动作发展上,舞台设计的长篇幅结构,横向延展宽幅十八公尺的岩墙,试图改变舞者与空间工作的「驯顺关系」。王宇光让舞者运动的重心从地面转移到墙面上的支点,创作过程中,他与舞者涂立苇、许志恒、李尹樱得进攀岩场进行每周固定三次的训练,从运动科学的规范开始学习,这群舞者不只长出能停留在岩墙上的肌肉,也长出在墙面上移动的安全感,王宇光说:「唯有这两者成立,他们才能在墙上『跳舞』。」

王宇光观察,这三名舞者在墙上的舞蹈,展现了各自鲜明的身体质地,「立苇有动物野性的能量,在岩墙上像一头跳跃的猎豹;志恒像藤蔓,像植物蔓延,缓慢、稳定持续地生长;尹樱就是一个有温度的人,有别於动物或植物,她有能力让观众看到她自己。」

而卷轴般的墙面不只挑战舞者身体,也意图标志出人类历史时间轴,岩墙上舞者攀爬的支点都有符号指涉,「从石器时代的石头、木头、铁箭、工业革命、科技产品……我们不断前进,靠支点移动,也代表了我们驯服於时间、空间……」王宇光说:「目前最大的困难是自己,如何打开框架,去挑战新的可能。但我也会想,在克服的同时,我是否也给自己制造了另一个框架——比如在墙上跳舞也是一个框架——这个作品让我不断反省那个被驯服的自己。」

王世伟《群众》 (张震洲 摄)

王世伟《群众》  聚焦群众运动中的「个体」

导演王世伟与编舞家/舞者田孝慈是旧识,《群众》是两人在二○一六年於法国编创的重制作品,当时田孝慈到巴黎驻村,与刚写完博士论文的王世伟一拍即合,两人延续王世伟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从二○一六年法国版的双人舞到二○一九年台北版的女性独舞,蔓生出全然不同的样貌,但更聚焦在群众运动中的「个体」,王世伟说:「我想探讨群众运动中的个体孤寂与矛盾,呼应到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社会运动不是口号诉求,我们必须要有行动,但在行动之前,我们得诚实面对自己是谁。」

《群众》的身体参照是西班牙画家哥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记录十九世纪初「梅奥起义」和「半岛战争」的一系列版画及廿世纪民主运动的图片等,从中发展出一系列的抗争手势动作,并透过Helmi Fita的烟雾、灯光设计与李慈湄的声场设计营造出抗争的混乱场景,四位创作者尝试透过直接的身体感官质问:社会运动带给人什么样的感动与失落?被压迫的苦闷情感如何发展成表达意见的冲动力量,又怎么转化成抵抗镇压的暴力行径?起身反抗的独特身体为何会变成整齐划一的政治姿态?揭竿起义的抗争者究竟是意识觉醒的独立个体,还是被意识形态操控的无名群体?

王世伟试图以一种非男性沙文主义的角度出发,他说:「我没有要极端、改变社会、正义声张——这跟男性的那一面很不一样,我想探讨的是群众运动内在的矛盾、复杂与辩证。」近年全球的社会运动如野火燎原,《群众》是一面镜子,要观者隔著距离观察在群体抗争中的自己与他者——比如,观看《群众》,很难不联想到彼岸正发生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但王世伟没有要透过《群众》影射,他更看重自己在当下所感受到的「距离感」,「我们如何从旁观者的角度去间接参与——这等同於群众运动中的孤寂。比如我们去游行,走在街上,你会发现其实你并不跟其他抗争者在一起,我们喊著一样的口号,比画一样的姿势,但心中有明显落差,想著:我为什么在这里?《群众》想工作的是这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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