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企画(一) Feature | 开箱创作者的「未竟之室」

里米尼纪录剧团导演史蒂芬.凯吉 在房间里,让我们一起思索死亡

史蒂芬.凯吉 (张震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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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过死亡吗?你想过当你离世之后,你留下的各种物件,将如何诉说你这个人的一生?继《遥感城市—台北》之后,里米尼纪录剧团导演史蒂芬.凯吉将再访台北,带来《未竟之室》,打造八个房间,透过八个人物的人生物件,让观众聆听他们对死亡的想法,同时思索「死亡」这件事。我们也邀请了史蒂芬.凯吉参与这次的开箱企画,与读者分享那些可用来叙述他生命点滴的私密物件。

2020TIFA 里米尼纪录剧团《未竟之室》

2020/3/4  19:30

2020/3/5~14  12:00、13:30、15:00、17:00、18:30、20:00

台北 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

INFO  02-33939888

十一月的柏林,秋风飒飒,落叶纷飞,与导演史蒂芬.凯吉(Stefan Kaegi)相约这天正值德国农民发动大规模的游行,五千多台拖拉机像军队坦克车般,从四面八方驶向布兰登堡城门,抗议新的农业政策严限化学除草剂的使用,令其无以维生。市区所有主要交通干道受阻,幸好地铁还正常运行,让我们能够顺利抵达凯吉位在十字山区哈森海德公园旁的住家。

瘦高的凯吉一身家常便服,没有刻意整理打扮,方正的高额上是一头有点松乱的短发,斯文的黑框眼镜背后是一双带点慵懒睡意的大眼睛。像对待朋友般,他轻松自在地招呼我们进屋,客厅与厨房合体的布局,方便他边聊天边煮水沏茶。环顾四周,既没有散落四处的衣物或资料,也没有完美主义者的过度齐整。若要说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大概就只有墙上的两张挂毯了,那一缕缕五颜六色、如流水般柔和垂落的毛线,让人以为是特殊的现代艺术品,没想到,顺手一翻,背面竟是俗气十足的清真寺图样,这才恍然大悟,挂毯的反面被当成正面挂著,看来导演是个十分懂得逆向思维的人。

不仅如此,凯吉曾在巴赛尔学哲学,苏黎世学艺术,最终於德国的吉森大学专攻应用戏剧,拥有如此多重学业背景,又曾做过专业记者,无怪乎在创作上有多面向的发展,更经常突破观众观赏习惯的框架。二○○○年,他与同样出身於吉森大学应用戏剧学系的贺尔歌达.豪克与丹尼尔.维次尔共组里米尼纪录剧团,转眼明年就要迈入创团廿周年了,这导演铁三角的组合,成功制作了无数的广播剧、城市有声导览,他们舍弃专业演员,从日常生活中根据不同的主题,作田野调查与记录,选角与彩排,让他们所谓「生活的专家」,在舞台上现身说法,演出最真实的自己。

除了与其他两位导演合作之外,凯吉的诸多独立创作,以其大胆创新、奇特独到的戏剧表现手法,令人耳目一新,广受世界剧坛的青睐,如《记忆公园》、《苏菲亚货车》Cargo Sofia 及曾受邀到台北的《遥感城市》Remote X 系列等。综观其作,大致可以归纳出三条主线:

其一,透过空间、影像、音效等,让观众彷佛身历其境,在观演过程上,突出机动性,意即,观众拥有一定选择性的自由,如什么时候去哪个空间。

其二,跨越私人与公共空间之间的界线,如将私人空间转换成公共游戏空间的Home Visit: Europe

其三,从后人类主义的视角,探究什么是使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人工智能日益普及,人被机器所取代的界线何在?如二○二○年将到亚洲巡演的《恐怖谷理论》Uncanny Valley(2018)及将受邀来台的《未竟之室》Nachlass-pièces sans personnes(2016)等,都与此相关。

以下,让我们一同探知《未竟之室》的创作始末――

Q:请您谈谈促使您创作《未竟之室》的诱因。

A我在瑞士长大,瑞士对死亡有特殊的关系――首先,因为医疗发达,国民平均寿命超过八十五岁(注1);其次,在瑞士,患绝症的人能自行决定何时维系其生命机能的机器被关掉,或者甚至决定何时喝下毒药以结束生命。德国人称此为Euthanasie(无痛苦死亡),瑞士人称之为Sterbehilfe (协助死亡)。在瑞士,人们能够自行决定,什么时候死,这是合法的。再者,在瑞士徵收的遗产税非常低。这三个要素,我认为很有意思,因为,它们对后世有根本上的影响,这些面对死亡的态度,以及对遗产或遗物的处理,对其他国家而言,可引以为鉴。

自我决定死亡,是由生到死的仪式,不但是对自己的死亡负责,同时又处理了留予的遗物。特别是遗产,是个极大的问题,大家都想把财产留给家人,那些很有钱的人,留给子女的财产自然很多,使他们原本即富有的子女变得更有钱。这使富人变得愈富,穷人愈穷。仅有极少数的人,会将遗产馈赠给社会。如驻非洲欧盟大使的布霍夫斯基女士(Brochowski),以及住在斯图加特、身为银行家的沃法特夫妇(Wolfarth),他们在晚年都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以回馈社会。正是这些问题促使我,选取了八个案例,述说她们的故事。我想,如何面对死亡与处理后事是每个人都得自问的。在台湾,死亡是个禁忌话题,我记得,在做《遥感城市—台北》时,被告知去墓地,会带来厄运,是吧?

《未竟之室》 (Samuel Rubio 摄 国家两厅院 提供)

Q:是的,没事去墓地逛,会把不祥带回家。

A这里全然不同,人们很喜欢去墓地。我相信,「能给世界留下什么」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的问题。除非病痛,死亡对死者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对生者却是个难题,就像一栋被离弃的房子,你得好好想想,该如何处理它。当然,这是每个人的私事,然而,目前我们面临的大问题是,我们要留给后世什么样的地球?要是地球这栋房子脏乱地像猪圈,后世子孙得付出更大的代价去清理它,合理吗?

Q:所以您想藉由《未竟之室》做政治诉求吗?

A不是的!我是记者出身,并不是政治活跃分子,我并不尝试去说服他人。很多人都高估了戏剧的能力,滥用它到世界各地去传播自己的信念。对我而言,这个题材是我觉得值得花点时间去思考的事,而我相信,布霍夫斯基女士的立场,与其他剧中人物的故事,都值得观众去聆听。

Q:尽管如此,您毕竟选择了布霍夫斯基女士与银行家夫妇,他们对遗产的处理方式,难道不隐含著您想传递给观众的讯息吗?

A也许的确有某种讯息是由人物所给的。当然我在此剧中肩负著特殊的责任,像果斯女士(Gros)是安乐死的强烈拥护者,她对法国政府极度失望,因为,她住在法国,安乐死没有合法化,而必须去瑞士寻求善终。之前,她尝试自杀未果,伤害了自己,也造成家人身心的创伤。最终,在瑞士安乐死机构的协助下,她得以有尊严地死去。对她而言,这是她想留给他人的重要信息。我认为,她的想法有一定的价值,然而,这是她的,不是我的。紧挨在她旁边的另一个房间,是贝琳姬女士(Bellengi)的故事,她的立场则完全相反,她说:「我没有权利提早死亡,这不是人可以自行决定的事。」尽管身罹绝症,她依旧忍受病痛走到人生的终点。

Q:在剧中,神经病学家法克维亚克先生(Frackowiak)与土耳其泰宜鹏先生(Taiyp)对生命与死亡的认知,截然不同,前者认为生命是纯粹物质的存在,后者认为灵魂不死。在筛选过程中,您是否刻意选取认知不同,甚至彼此对立矛盾的立场呢?

A是的,要是我们在每个房间叙述类似的故事,那就太无聊了。我们一开始跟很多人碰面,大概有六十多位正处於死亡边缘的人,愿意跟我们分享他们面对死亡的故事。特别是,非常多身患癌症的老妇人,有强烈的需求,倾吐人生之苦,他们的得病史,大多跟嫁的男人相关,因为,终其一生,对丈夫与婚姻付出,得到的回报令其失望,累积的不满,抑郁不欢而致癌。他们的故事多多少少跟果斯女士(Gros)相近,为避免重复,我们就以果斯女士的故事为代表。她的先生,阻碍她朝表演艺术方面发展,因此,她跟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她梦寐以求的舞台空间,让她在死后,实现演出的梦想。

Q:您为八个个案打造了八个空间,您称其为廿一世纪的陵墓(Mausoleum),为何说是陵墓呢?

A首先,陵墓相对於坟墓,是指一个人们可以进入的空间,就像台北市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一样。那里并没有尸体或被制作成标本的人体,如Gunther von Hagen的《人体世界》展览馆。对我而言,展示解剖的人体,或展示人,并不是重点,我的焦点是放在戏剧演出上。这部作品的副标题是法文“Piéces sans personnes”,意思是「一出没有人的戏」,或说是「无人之室」,两种翻译都可以。这八个房间,在观众进入之前,都没有人,也就是说没有演员,他们的故事虽然被叙述,可是他们自己是缺席的,换句话说,他们的身体不在那个空间,但他们的声音像鬼魅般,飘荡在空间,譬如观众会听到:「请进!当您听到我的声音时,我也许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这里是我的照片,请坐到桌边来,这里有点饮用水,您尽管用。现在我有七分钟的时间,跟您说说,在我生命中,对我意义重大的事。」 这样的录音,让人彷佛置身於声音装置世界之中。

《未竟之室》 (Samuel Rubio 摄 国家两厅院 提供)

Q:空间的设计,是否都是模拟人物的私人空间?

A每个空间设计的构想都不太一样。为贝琳姬女士设计的空间,的确是以她家中的客厅为蓝图,所打造的缩小版,桌上摆放著她近百年所拍的私人照片。果斯女士的房间,则截然不同,那是她十四岁登台时的戏剧舞台,其实是个梦想的空间。为神经学家,我们则设计了一个类似科幻片的空间,里面有个机器,尝试进入得失智症的人的精神状态中。他提出的问题是,人何时才算是死亡,是当心脏停止跳动之时呢?还是大脑停止活动的时候呢?通常,医生会等病人的心脏停止后说:「我现在可以证实,他已经死了。」然而,这位一生从事失智症研究的神经学家,则认为,当人失去自我描述的能力,或自己及亲人都认不得的时候,其实,就得被诊断为死亡了。透过这个我们共同设计的机器,他企图模拟失智者的精神活动,为我们揭示认知或感知能力的极限。

Q:神经学家说:「要是没有回忆,人就失去身分认同,他也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您挑选了低空跳伞者,他坚信,在跳下的那瞬间,他才真正地活著。这两个案例,对您而言,都是在强调生命的短暂性吗?

A低空跳伞者是个极度寻求活在当下的人,对我而言,他是欧盟大使布霍夫斯基女士的反面例子,他不想为社会奉献什么,而只关注他自己与家人,因为,从事如此冒险的活动,他投了高额的保险金,万一出事,他的妻子与女儿能衣食无忧。这个案例,有意思的地方在於,现今社会在不断地管制并排除危险,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他则丢出个问题,人生的价值何在?对有些人而言,当生命出现裂痕的当下,才真正开始。就像抽菸一样,理性而言,对身体不好,但不抽菸,人生就没意思。唯有冒险的人生,才能强烈地感到生命的存在,这正是低空跳伞者的想法。

Q:不单单是低空跳伞者所提的高额保险金,还有其他剧中人物,我们都可以看出,金钱在死亡这件事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实,死亡是门生意,如器官交易与安乐死都不便宜(注2)

A没错!但那不是生意,至少在瑞士,法令规定尝试阻止安乐死变成是赚钱的生意。所收的费用只是为填补所产生的额外开支。那些开殡仪馆的人,要赚钱,是自然的事。

Q:遗产在台湾经常是家庭纷争的引爆点,您能谈谈自己的遗产吗?您是否继承了遗产,以及您自己想留给后世什么样的遗产?

A我母亲廿年前过世时,我继承了一点她的钱,至於我父亲,谢天谢地,他还活著!我自己未婚,也没有小孩,我现在的女友有个儿子,不过,我们没有法令的约束。总有一天,我得想好,如何处理我的公寓,该留给谁?目前正好有个做戏剧构作的好友来找我们,询问里米尼剧团是否愿意将创作笔记本交给柏林的艺术学院,归为档案收藏,因为他们对艺术遗物感兴趣。作为导演三人组的我们,每个人的意见却都不同,像贺尔歌达就不愿意交出她手写的东西,因为,她会有种被偷窥的不快感。但我就不这么认为,即便於我有生之年,有人看我手写的东西,也没关系。

Q:在进行《未竟之室》的探索过程中,您对受访者所提过的问题,您是否曾自问过?看到他们精心布置自己的死,您会想如何策画自己的死亡?

A制作过程中,我有些钦佩那些策画自己死亡的人,他们在某个时间点,召集了所有他们悬念的人,与之道别后,才撒手人寰。我希望自己也能这样平和地死去,或说,自己在死前,还有时间跟大家一一道别,把该说的都说了,该交代的都交代清楚了,再走。因为,要是因发生意外而死,一切都太晚了。

注:

  1. 瑞士是欧洲最长寿的国家,但平均寿命为83.7岁,并未达85。
  2. 据《自由时报》报导,整套交由瑞士安乐死服务机构「尊严」执行的安乐死服务,要台币30万起跳(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249270)。

人物小档案

◎ 1972年在瑞士巴洛克小镇索洛图恩(Solothurn)出生长大,在巴赛尔学哲学,苏黎世学视觉艺术,於德国的吉森大学专攻应用戏剧学系。

◎ 2000年,协同贺尔歌达.豪克(Helgard Haug)及丹尼尔.维次尔(Daniel Wetzel)共组里米尼纪录剧团(Rimini Protokoll)。

◎里米尼纪录剧团三人曾获重要奖项有:浮士德戏剧奖(2007)、获欧洲「剧场新真实奖」(New Realities in Theatre,2008)、威尼斯双年展的银熊奖(2011)、瑞士戏剧盛会艺术节的戏剧大奖(Grand prix,2015)

◎凯吉个人荣获重要奖项有:以《记忆公园》Mnemopark一作,获「在自由剧场中的政治」艺术节的「评委团奖」(Jurypreis des Festivals Politik im freien Theater,2005);欧洲文化基金会颁发的「文化多元奖」(Routes Award for Cultural Diversity,2010);作品《直击军火》Situation Rooms 获日本媒体艺术节的「优秀奖」(2013)

《未竟之室》 (Samuel Rubio 摄 国家两厅院 提供)
《未竟之室》 (Samuel Rubio 摄 国家两厅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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