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专题(一) Focus | 从「叛徒」出发 追寻剧场爱滋启示录/即将上场

当爱滋不再是绝症,这些人的故事会继续…… 剧作家简莉颖谈《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

简莉颖 (林韶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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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在国家戏剧院实验剧场首演的《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是简莉颖身为国家两厅院驻馆艺术家时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与创作计画成果,原本她想写的是「台湾版」的《美国天使》,但在资料搜集与访谈的过程中,发现爱滋已经不是绝症的现在,感染者面对的是不一样的人生难题,於是方向转了大弯……明年此剧将搬上国家戏剧院的大舞台,本刊特地专访简莉颖,一谈创作过程中的点滴与转折。

2019TIFA 四把椅子剧团x简莉颖《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

2019/3/1~2  19:30

2019/3/2~3  14:30

台北 国家戏剧院

INFO  02-33939888

二○一五年剧作家简莉颖成为两厅院「艺术基地计画」驻馆艺术家,随后她便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成《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不过,这个故事,其实原先并不打算说这个、也没想过要这么说,在经过扎实的人物采访、田野调查、资料阅读、历史研究之后,简莉颖毅然决然、朝向了另一条路……

Q: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参与这个计画?原先的目标又什么呢?

A我很喜欢《美国天使》Angels in America、也很喜欢剧作家田启元(他是因爱滋而过世)的作品,其实最初的计画,是想要做一个「台湾版」《美国天使》。但关於爱滋病的资料太多,我知道这实在很不容易、也不是很清楚该从哪里下手,於是申请了「艺术基地计画」,有多一点的时间准备。《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这个作品很特别的是,它的初衷与我后来完成的方向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因为受到了田调过程的影响,而改变我原来观点的作品。以前的作品或阶段呈现,通常即使有些变动,但不会差得太远,《马密》就是真的差很远。

Q:原先计画的台湾版《美国天使》会从什么部分著手?

A《美国天使》这个作品的历史背景,就是从一九八○年代开始的爱滋恐慌,剧本当中也处理了有关当时的政局,以及因为保守主义的懈怠而拖延扩展了病情,还有其他政治、宗教的层面。我那时候想要做台湾版《美国天使》,就也想要把故事设定在八○年代,所以最初都是往那个方向去做资料搜集。开始就找朋友帮我联络一些团体、一起做访问,找很资深的、不管是同志运动,或爱滋人权运动的前辈,去问这些事情。这些前辈们当然会提到以前的事,但也会提到现在发生的事,在访问的过程中我才发现:这些人都还活著,而且显然,他们现在需要面对的事情,跟那时候已经不太一样了——因为你的医疗条件改变了。鸡尾酒疗法的出现,也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可是,人们对於爱滋病的概念,却在鸡尾酒疗法之前,就已经形塑完成了。感染者与病人就此背负了很多「疾病的隐喻」——世纪末黑死病、瘟疫、上帝对同性恋的惩罚、性乱交的下场等等,代表了关於「性」的淫乱和不洁,就好像上帝用天火焚毁的索多玛和蛾摩拉那样,具有属於这个疾病的意象。当时的人们在处理感染者或爱滋病人的角色时,写出来都是相当绝望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爱滋在那个年代就是一种「绝症」。

后来去做了一些文件回顾,就慢慢边查边想知道,那到底那些跟爱滋有关的戏,都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他们都在鸡尾酒疗法之前:《美国天使》是九○年代初期、《吉屋出租》Rent也差不多是那时候完成、《平常心》The Normal Heart就更早一点,八○年代末。在鸡尾酒疗法出现之后,其实比较少有像这几出那么知名的戏剧剧本在处理「爱滋」这件事。即便也有些相关的爱滋展演作品,但其中也有不少是在回顾那个年代。如果要面向那个年代,它可能会比较好处理,因为里面的主角色会死、他面对的冲突很大。可是在我面对我的访问对象时,这个想法反而让我很不安,明明他们面对的现况实情已经跟八○年代不一样了,他们都还活著,怎么能把他们写死呢?而我到底该怎么处理他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跟生命?

Q:有尝试继续往本来设定的方向走走看吗?

A有打算写过一种是从这个疾病在世界中演进的历史讲起,从非洲、从美国看爱滋,然后再回到台湾,但这样的内容会比较硬、规模也太大,可能两、三小时都讲不完;还想过有一个皇后、一个骑士的角色,有点像是在说书或是介绍,也有一个未来人可以在时间里移动。但其实很难,因为这个疾病在每个地方的状态和「卡住」的地方,都不太一样。

Q:会走向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作品,是有什么的契机让你觉得可以转变吗?

A我遇见了一个人叫韩森,他是很知名的爱滋运动前辈,好像是(台湾)目前感染时间最久的人之一(编按:根据报导,韩森在十七岁那年就被验出感染,当时约为一九八七年),也是爱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的创会元老之一。他现在在教会工作,算是教会的代言人,并使用「后同志」这个的词汇,说明他自己选择不要继续过「同性恋者」的生活。(编按:韩森曾在文章中写下「有同性倾向,但不是同性恋者。同性恋者,但不是现在。同性恋者,但改变生活模式。」)我那时候就觉得他的状态很特别,没有否定自己是同性恋,但他就是不要过同性恋者的生活,就觉得可以试试看。

以前他其实有过一个伴侣是非感染者,但是在做社会运动的组织团体里面,其实很容易就会交往,那里会有各种爱恨情仇、会产生那种相濡以沫的革命情感(以前也有接触过,所以可以理解)。他的男友后来跟另外一个也是团体里面的感染者在一起,这件事情,就我看来对於他的影响是蛮大的。

以下是我自己对於这个状态所延伸的诠释想像:试想一下,我们大家都在同一个圈圈里,我本来跟你交往,但后来你跟我朋友交往。事已至此,我还要继续待在这里吗?那不是就会很尴尬(这中间可能再加上一些零零星星的小摩擦)。然后,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感染者」,我的病可能不允许我这样做(到处跟不同人交往,或任意产生亲密关系),我可能也会因此、慢慢的与其他人产生一种隔阂,想要维持一种有点类似「守贞」的状态。

《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2017年水源剧场演出。 (秦大悲 摄 四把椅子剧团提供)

Q:在你所收集到的资料和访谈的对象里,对於感染者来说,这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想法罗?

A两个人如果在价值观的想法离得太远的话,就很难变成一个群体——在性生活方面也是一样。我觉得那个关系其实非常复杂,就算他们两个人可以(继续同在这个团体里),各自有别的伴侣,依旧保有相同的革命目标,但是那过去的一层关系,还是会影响他们各自的私人生活。这么想下去,就会觉得这种「公」与「私」的纠葛,是很有趣的,很多人身上都曾发生这样的困境,於是我就试著把重点拉到这里。

以前,当药没有出来的时候,眼前这个人或许过三个月就会走了。如果这个状况出现在戏剧里,我跟他的相处,其实很多就是面对一个将死之人的一种遗恨,或是有「很多事情都还没一起做」的情绪,或是去想是不是能够有机会跟这个人和解——戏剧可能会往这些方向推。但是,如果这个人接下来还有卅年呢?我们还要这样相处卅年吗?即使我知道你身上的病永远都不会好,我还能对你那么和颜悦色、那么温柔吗?我还能宽恕你吗?或许就不一定了。那个时间的长度,会影响人跟人的相处模式。

就是因为那个时间的长度变了,所以人跟人的相处方式也变了,於是就会出现像是「我有带原、我男友没有带原」的事情(延续著从八○年代开始,人们与这个疾病之间的纠葛),当这样的两个人相处起来,就会出现属於他们的困境。对於亲密关系的态度会不一样,他可能会恐惧、会害怕,又或是说:我知道你身上有病毒,但我还愿意跟你「无套」,这好像是一种证明,爱的证明;反过来说,我知道你是感染者,所以决定不跟你无套,这又变成好像是一个考验了——对於每个人的情感,都会造成伤害。

我有一个做设计的朋友,他来看了两次,第一次自己看、第二次他带了前男友来。他说他跟前男友的状况,真的就像戏里那样。他当时也曾希望前男友可以对两人的关系感到安心,也有提议无套,但站在前男友的角度,自己是一个透过吃药控制的感染者,一旦自己这么做了、害对方也感染,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朋友跟我说,戏里马密跟阿凯吵架的片段,他听了觉得几乎就如过去他跟前男友的对话。

Q:你是如何将这些人物故事,组装而成《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

A二○一○年诺贝尔奖得主尤萨(Mario Vargas Llosa)有一本小说叫做《狂人玛依塔》Historia de Mayta,故事里的叙事者「我」,因为想要知道玛依塔为什么会在秘鲁掀起一场失败的革命,又好奇玛依塔似乎有一点同性恋的倾向,出身好像还是个中下阶层的人?「我」开始去访问秘鲁社会各种不同的人物,试图藉此拼凑出玛依塔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因为这是一本小说,所以他可以写「我」一路问问问,问到最后,问到了玛依塔本人,然后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如果是写戏剧,好像还是要回去说,这个「我」到底是「为什么」要找这个人。所以我为戏里的叙事者「均凡」安排了一个,她与马密之间的连结——他们各自都具有「阳性」的身分,怀孕与感染者——那次堕胎,其实是马密救了她;而之所以会去救她,其实马密也在救自己——当时的他亟需拯救一个人,来证明自己。所以从一开始的素材搜集,到最后组成这样的节奏,也是费了很大一番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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