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持著兩年一度的創作速率,鄭宗龍的新作《波》已在上半年悄悄宣告。這不只是鄭宗龍與日本科技藝術家真鍋大度的首次合作,也是他首度嘗試透過AI運算編舞。排練滿檔的鄭宗龍,打開背包就是一疊厚厚的工作用分鏡表,是與日本科技藝術家真鍋大度合作的討論細目。從編舞、影像、音樂,依時間軸仔細分類,中日對照;除了編舞,《波》的音樂、影像與科技互動都由真鍋大度操刀,互動程度遠高過往日的作品。
《清明時節》我最喜歡一段爸爸跟女兒的戲,「你要跟他繼續,或者是放棄,你都要知道未來有一段很痛苦的日子,我看你一個人孤單,我會捨不得,我心會痛。」任何父親講這句話,都一定會哽咽,但這段台詞沒有很文藝。
梅蘭芳舞台藝術的創作關鍵起於1913年首度到上海演出,打開了視野。上海的劇場很新穎,會在台口擺上煤氣燈,在主角出來時大亮起來;演員的化妝風格,甚至宣傳手法也不同於京、津。他用心觀摩,帶回北京,融入自己的舞台。
不斷地去把「難以以二元觀點表達的事情」表達得更精確,讓人更有共鳴,這是我的核心,變換樂種、語言,甚至變化形式(例如寫書、寫劇本)都是圍繞著這個目的前進。那這個核心它只是一種自我表述嗎?我覺得並不是這樣。我創作的最終目的,是創造讓人「可以在裡面擁有慢慢理清事物,包括情感以及意識的複雜面向;可以安心尋找解答,或者安心去體認一件事情可能沒有解答的空間。」我相信這是重要的,而我的聽眾(讀者)也鼓勵了我繼續相信。
許多音樂人非常擅於用電腦,創造刺激的聲響。但大象體操仍然很「類比」,不斷地想靠手指、肌肉,演奏令人驚喜的音樂。我們認為這和劇場很相似。 在視覺特效、網路發達的當代,演員和舞者仍用肢體、聲音,試圖創造令人驚豔的故事,這讓我們很能與劇場共鳴。戲劇和舞蹈,一直是大象體操很喜愛的藝術形式。 但與演唱會仍有許多不同的是,演員與舞者上台後,扮演的不是自己,他們會成為另一個生命。這是最讓我著迷的一部分。
若你想像一個適合創作、欣賞和討論藝術的社會,並且列舉這社會的特色,寫成清單,清單上應該會有一行是關於「自由」。如果我們連自由的思考和表達都無法,那藝術恐怕只是奢求。在過去,人類才剛走出專制時代,而許多台灣人經歷過言論自由相當受限的日子。關於自由,要負面表列很容易,我們隨手就能描述,缺乏自由的不理想的藝術環境長得如何如何。然而反過來說,若要正面表列理想的藝術環境需要的理想的自由到底長怎樣,這好像困難許多。
我很想做林燕卿、田孝慈的雙人舞,名稱《弱者》都想好了。其實這件作品醞釀很久,但屢經波折,光是把林燕卿從英國請回來一起工作就要有一定資源,但幾次投案都未能說服場館與投資方。
因為外部因素無法做的主題⋯⋯?我反而比較好奇,在台灣有什麼主題不能做?台灣小劇場裡各種奇奇怪怪的戲都有,真的要說沒有做出來的主題,大多是卡在時間跟資金。
作為批判概念的「酷兒」思潮湧入劇場創作後,不僅激發一股與性別運動相輔相成的動能,也不斷擴展劇場創作對於弱勢、抵抗、能動性等概念的思考。然而,這並不表示,在「酷兒」思潮以前,劇場創作就缺乏抵抗與批判。
「詮釋的自由」至少有兩種意思。一種是指受眾可以自由自在詮釋作品而不被干涉,就如同一個人可以想讀什麼書就讀什麼書。然而,另一種意義指的是受眾對作品的解讀可以不限於一種,但是必須受到合理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