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謙：說真的，我們家的餐桌還蠻無聊的吧？因為只有我們3個人，吃飯的時候也沒有什麼情調，尤其我們兩個人都是屬於「任務導向」，覺得對這餐飯最大的尊敬，就是把它好好吃完。所以，我們在餐桌上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吃慢一點。」 真：「吃慢一點。」沒有錯（笑）。 還有一件事情，我已經跟你媽媽說好幾次了，我在寫劇本的時候沒辦法停下來，不要叫我去吃飯，我不用吃，可是她不會理會的啦，她也有她的規則。說是這樣說，如果沒有她，我大概連怎麼好好生活都會忘記吧？ 謙：因為我們家就是真的這麼不浪漫，我好像也很難想像，在歐洲那種晚上7、8點開吃，大家一路聊到深夜，還伴著紅酒繼續聊的感覺是什麼。 真：這種經驗我倒是有！某次去國外一位文化局長的家裡住一晚，那個局長的專業是電影方面，兒子是攝影師，家中是一個大穀倉、外面全是麥田，看出去非常寬闊。晚上他的太太張羅菜色，一整桌料理，光是起司就有10多種選擇，現場連蠟燭都點上了，非常講究氣氛。那天因為有翻譯隨同的關係，一來一往的對話進行得比較慢，也因此讓晚餐吃得更久。 我一直覺得那頓晚餐好像是電影畫面走進真實場景一樣，很不現實，非常夢幻。 維繫情感，又或者是衝突現場？ 謙：在我們家好像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齁？ 我們家的媽媽就會因為太過在乎餐桌上所有人的舒適程度，反而常常不在位置上。一下去熱菜、一下又要去張羅小菜。所有人都快吃完以後，她還趕著要去切水果。若真的無菜可熱，她也會忙著先去洗鍋子、清理廚房。 倒是，話又說回來，從餐桌上的關係好像就可以看出每個家庭的相處方式，而且不可否認，餐桌就是家庭的社交所，如果氣氛好的話情感就愈好，但反之，餐桌也有可能變成一個衝突現場。 真：所以，我很早就說過，吃飯的時候不要帶著太多負面情緒上桌。 謙：可是真的好難喔。以我兒子來說，他的嘴巴是拿來講話的，不是用來吃飯的。我以前還會擔心他

這個暑假，我帶著兩個外甥在歐洲到處旅行：先沿著法國羅亞爾河沿岸騎了100多公里的單車，接受大自然洗禮。回到義大利之後，我們在豔陽高照的托斯卡尼居遊，除了拜訪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也參加一年一度的浦契尼音樂節（Festival Puccini）：在大師生前最愛的塔湖別墅（Villa Puccini, Torre del Lago）附近舉辦；歌劇演出舞台面向著幽靜的湖，四周環繞翠綠的山，沁涼如水的夜色裡，我們聆聽浦契尼生前最後一部作品《杜蘭朵》。 和3千多個觀眾一起聆聽浦契尼的作品，真的是一生難得的經驗：「怎麼這麼好聽？」大外甥聽完最經典的詠歎調〈今夜無人能睡 Nessun dorma〉（編按：或譯為「公主徹夜未眠」），忍不住讚嘆；小外甥則是聽到《杜蘭朵》中的〈茉莉花〉旋律，感到十分親切。音樂會結束後已是深夜，隔天我們說起外甥們第一次聽全本歌劇的經驗，而且是在浦契尼最喜歡的別墅旁，依著山光水色和靛藍夜幕觀賞大師的作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點，絕對是演出進行到第3幕 卡拉富王子抱著一顆勇敢的心和滿腔熱情，知道自己絕對能融化杜蘭朵公主冰冷的心 美國男高音Gregory Kunde飆嗓唱到 all'alba vincer（黎明到來時，我將得勝），餘音未止，全場掌聲響起，那種集體的感動經驗讓人久久難忘。 「女高音和男高音都好會唱啊！」外甥衷心讚嘆，演出過程中，我看著高掛的上弦月，不禁想到在羅亞爾河河岸騎車時，我們穿過一片古老森林，涼風習習，林中有清新的芬多精，我們大喊好舒服、好舒服藝術和大自然果然是人一生最好的朋友，在與美和天地親近的過程中，孩子們深刻得到所謂的「敬畏經驗」（awe experience）。 大腦科學家透過實驗發現，擁有敬畏經驗可以緩解負面情緒，減低生活和工作壓力，進而提升日常幸福感：參加一場大型音樂會而得到心靈感動；在森林或曠野建行身心得到舒展；見是巨大的美麗卻找不到言語來形容；抬頭看銀河忽然覺得自己宛若浩瀚時空中的一粒小灰塵；看到剛出生的小嬰兒嚎啕大哭展現生命力，又或在告別式上領悟到肉身雖遠去精神卻長存這些都是敬

YC， 昨晚做了個夢，夢中又繞回老家雙溪大年。我沿著從吉隆坡北上的南北大道走，疾步如飛，沿途經過岩石山嶺環繞的地帶，就知道路程過了一半，怡保到了，曾是主要生產錫礦的地方，早年有華人移工從廣東、廣西過來討生活，客家人居多。小時候對怡保的印象，是有很多神秘的山洞廟宇，佛像在鐘乳石的奇觀間聳立，洞穴有風，吹拂著信仰的閃閃微光。我繼續快步大走，到了可以拐彎到檳威大橋的路段，兩側皆是國際電子工廠，大橋兩端覆蓋著半導體產業地區，有「東方矽谷」之稱的科技園區。老家有很多老朋友都在大橋另一端，檳島的電子工廠上班。為了避免上下班的塞車時間，每天會提早兩小時出發，開不到1小時的車程，到了公司，然後再晚兩個小時下班回家，因為準時下班，也會在路程中塞車兩小時，倒不如坐在冷氣房，讓時間渡過。 我繼續往北走，腳程加速，仿若蜻蜓點水般，腳尖輕輕一踩就往前，終於來到雙溪大年的南邊出口，我順著熟悉的方向前進，經過了峇甲亞蘭工業區，興盛的當年，曾經一度為地方的人們帶來許多憧憬，相信這個鄉鎮即將跨越現代的門檻，搖身一變成都市。老朋友們畢業後原本都在這裡上班，幾年後卻發現國際電子廠紛紛往競爭力更強的檳島遷移，他們毫不猶豫跟了過去，我問過他們：「在這裡工作不是更方便嗎？靠近家，上下班都省時間。」他們笑笑：「一樣的工作，一樣的責任，薪水卻有兩倍差異，怎麼不跑呢？為什麼不跑呢？」我望向灰撲撲的工業區，不見往日光鮮璀璨，我明白，命運早就揮手往他方。 經過了大街的兩排雙層店屋，我來到了十字路口，不遠處就是雙溪大年的地標性建築，12米高的時鐘樓，是當年華人商家林連登資助，以紀念英國國王佐治五世在1910年至1936年的統治。據聞時鐘樓下方曾有中英文銅牌，但在好幾年前被偷走。我轉向火車站走去，過去有條平交道，隔開了新街場和老街場，大街和二街等組成了繁華的新街場和市中心，我老家就在老街場。後來因為塞車問題日趨嚴峻，市政府在平交道上方蓋了人行天橋，地面路段不再開放車輛通行，老街場和新街場無法直線往返，得從左右兩側拐彎再拐彎再拐彎才能抵達。有這麼風水一說，原本如日中天的市鎮自此掉頭轉向，新街場人流漸少，反倒是老街場熱鬧起來。而人行天橋因為蓋得相當曲折，有不少死角，反倒讓搶匪有機可乘，在那裡待著當攔路虎。<

尋鬼之旅走遍各處，發現人比鬼累、人比鬼難，人的各色煩惱琳瑯滿目，走到極致，人其實比鬼更加可怕，所以我們的鬼片是否應該聚焦「鬼的原材料」，也就是人的身上？我們興奮覺得，這就是答案。然而現實的諄諄教訓很快就來，比人更加可怕的，是錢。

前陣子在「窮劇場」私塾上了郭亮廷（阿亮）的「布萊希特導讀」，應該是離開表演學院後最受啟發的4堂課。這啟發來得相當及時，去年10月從柏林回台後，德國劇場的餘韻持續擾動我對於「詮釋」與「共情」的種種困惑。 近年有感無論是文字或戲劇，長期渴望逼近寫實、現實的努力最終換來一場徒勞。在AI生成填滿日常的當下，這追求行動甚至成了一齣荒謬劇。與其論述真實、寫實、現實一切實相的不可企及，還不如回到詮釋的源頭，細究布萊希特的方法與手段能否給予有光的指引？ 「你不選擇立場，立場也會來選擇你」 第一堂課阿亮就提出「娛樂」兩字已被商業市場徹底奪走。在串流的時代，刺激成了娛樂的同義詞，閱聽大眾宛如脖子被綁一圈大餅的人，若全球斷網幾天不知道有多少人會真的餓死自己。 布萊希特發展「間離╱疏離效果」（Verfremdungseffekt），反覆強調娛樂和批判思考並不互相矛盾，指出「批判的態度就是科學時代的娛樂」。娛樂等同的應該是「思考」而非刺激，與其利用製造幻覺的沉浸效果去擾動觀眾，建立情境讓觀眾真正成為主動的過程更該被稱之為娛樂才是。但現實是創作者們若把需要思辨的作品掛上娛樂性，搞不好會被罵誤導觀眾，場館恐怕也得面臨一群失準的目標群眾？說到最後，阿亮睜大眼睛喊著：「所以我們更要把『娛樂』兩字的使用權奪回來！」 確實每次追完一齣劇都累得兩眼發直，還不如緩慢為自己做一頓飯來得放鬆（那又剛好是最接近靈感的時刻）。日常生活中我們都知道保持距離，視野清明，但為何一進入敘事結構，就一股腦追求投入、共情各種「在裡面」的效果？若使勁粗暴地把觀眾壓在「裡面」，最後勢必還得執行某種職業道德式的安撫、交代把大家請出去吧？如同各種悲劇總是在誘發觀眾的恐懼與憐憫，布萊希特則主張戲劇不需要淨化或昇華，因此他的劇場用許多方法把觀眾的心留在「外面」。 認同、共情、移情愈趨廉價，因為不是我們在利用認同效應，而是認同效應在利用我們。平常看韓劇就有這種感覺來個特寫、回憶、音樂一催，就是要逼你哭。所謂的套路就是最能成效的手段，但布萊希特認為呈現種種狀態比推動故事更能達到放鬆娛樂的效果，因此必須阻斷那些滑順無摩擦力的套路

國光演出時遇見以前教過的老學生，真是老學生，從清華中文系畢業30多年了，而她竟記得當年我曾帶她們到台北的劇場看京劇！ 這是作為老師最欣慰的一刻！ 我應該是第一個在大學開「當代戲曲」課程的老師。提起戲曲，一般就只是關漢卿、湯顯祖、洪昇、孔尚任，沒人意識到還有「活著的人」在編戲曲。大學有「現代文學」課，包括小說、散文、詩，也有現代戲劇，但從沒有現當代戲曲。我開這門課，當然不能只讀文本，每次上課都抱著10幾捲錄影帶當教材。其實它們是同一部戲，但因我並非全播，而是精挑片段，技術上就要先拷貝10來份，各自找出不同的起始點，上課時依序按編號播放講解，所以這些戲我反覆看過近百遍，爛熟爛熟，但「現場」仍是無可取代。1993年中國京劇院首次來台，名角大師雲集，怎能不帶學生親臨現場？那是沒有高鐵的時代，從新竹到台北是一段「旅程」，記得我好像還幫學生辦了保險，戲碼呢，當然精挑細選。 挑戲必須穩準狠，這是學生第一次進劇場，萬一不喜歡就沒第二次了。忍痛放棄《龍鳳呈祥》、《群借華》、《鳳還巢》、《霸王別姬》、《失空斬》，認準故事新鮮動人、表演可觀的《春草闖堂》與《楊門女將》，事後證明我沒選錯，學生喜歡得不得了。 看完戲，我們持續討論，學生都很興奮，而我的情緒較複雜，我比年輕人多一層蒼涼感慨。 《楊門女將》拍攝時演員都才20出頭，看了近百遍的我，印在腦海中的是他們的青春容顏，而在台北劇場親眼見到的穆桂英和佘老太君，都已超過60歲，看戲時情緒激盪，這40年辰光是誰偷走的？值得慶幸的是居然仍是原班人馬，我一一在腦海中把他們的前後段人生相互比對，只是演到最後，採藥老人出場，一看字幕，怎麼不是畢英琦？錄影帶裡的畢英琦呢？我焦急慌亂了多日，打聽到結果，原來他30多歲就已病逝。得知的當下，我止不住爆哭，對方問：「妳認識他？」我怎會認識他？但他的採藥老人陪伴我半生。 這層感慨，我沒對年輕的學生說，而我沒說的還有另一層，這麼好看的戲竟都是在極端不自由、思想受箝制的時代編出來的。 我們都說政治不該干預創作，創作應享有全然的自由，我們說這是天理，但有天理嗎？因此我特別尊敬在被監控的狀態下端出好戲的創作者。本篇先從《楊門女將》說起。 《楊門女將》原本是揚州戲，范鈞宏改編為京劇，楊家為遠

後人癡迷流派，時常固執地活在「如果梅蘭芳還活著就好了」的非現實臆想中；後學崇拜創派大家，容易墮入簡單概括、淺顯模擬的泥沼。未曾經歷藝術麵糰被揉搓、被發酵、被蒸騰的完整經歷，一味只想直接吃蒸熟的藝術饅頭，「拿來主義」給自己戴上緊箍咒，束縛了藝術馳騁的臂膀。我覺得在傳承的根基上，自體自量、自思自表的創意歷程才是最美麗的藝術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