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终点左转
为何迷恋（女性）真实？
自从2023年出版《女二》之后，我就一直持续摸索著那条虚构与真实的「边界」。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一条浮动的线条，还是一种缩放的空间结构，唯一能确定的是「那里」会不断发散著微微的电波，刺激著我朦胧不清的视线，以及困惑混杂的注意力。 这几年几乎每一个创作案，都反复折返虚实的核心。尤其是AI的出现，让这条边界变得更加难以辨识，甚至开始松动其原本的判准。当语言、影像与叙事可以被快速生成与重组，「经验」本身似乎也逐渐失去其不可替代性。每次写著企划书，洋洋洒洒的创作动机与灵感来源其实都在回扣自己一直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我对「虚实」那么纠结？而那纠结里充斥的敏感甚至变成一种过敏，其中的关注、兴趣也慢慢炼化成了焦虑。这是为什么？ 直到我在《当AI取得话语权，人类还剩下什么？》书里读到对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提出对极权主义的讨论：「极权政权的理想对象，就是那些心中再也不存在真相与虚构、真实与错误之别的人。」这段话突然让我站上一个全新的视角：虚实是政治性的。「虚构」不仅止于文学戏剧创作的手段，还能借由提供错误资讯而进行操控资讯的再制与加工能包装成故事，但源头素材可能以假乱真，制造了效果冲高流量，于是「权力」在过程中默默地移转这不就是此刻乱象生成的网路世界吗？ 有趣的是，我一开始探索的起手式，是想回归关注「虚构」的本质与技术，不愿一昧向真实倾倒。问题是：为什么作品根据「真实经验」会成为一种卖点？为什么「来自真实经验」会成为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为何特别频繁地附著在女性创作之上？尤其在文学、电影的范畴里。但此刻我想先撇开女性经验、阴性书写的范畴，我绝对认同女性经验是值得书写，也确实该从阳性主流叙事中夺回自主权，我想深入谈的，是文化里对于真实的迷恋倾向，尤其女性经验的真实。 在埃米莉．布特尔（Emily Bootle）对当代「迷恋真实」的分析中（《我们为何迷恋真实》This is Not Who I Am：Our Authenticity Obsession）看见一条清晰的轨迹：从传统名人形象的建构，到自媒体时代对「做自己」的强迫表演，「给人一种在扮演自己，而不是做自己的感觉」。真实不再是一种内在状态，而是一种需要被持续产出与维护的效果。个体必须不断地
文字|邓九云
官网限定报导 2026/0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