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并不会有「戏长应该要多久」的思考,只能从一次次课堂作业的时间要求,渐渐累积对戏长的掌握,随著同时作为观众与创作者的经验逐渐累积,理解到情感与核心还是得仰赖技术的辅助才能呈现,而思考「长度」的同时,也同时引领思考整体的架构布局。 都是先去做了,才去看技巧类的专书,编剧也好导演也好剪接也好,做中学,毕竟没有自己走过一遭,光看技术书难以理解具体的流程,看完也可整体出符合自己习惯的方法,按照书上的方法不一定能做出成品,但得经历了一定的实务经验,才整理得出方法。 去年拍了短片,找了信任又仰赖的徐汉强导演担任剪接,剪接时我还无法决定最终时长,在监制宗翰跟汉强的指引下,了解了国际影展上,最严格的短片长度要求不超过15分钟(含演职人员表),金马影展往年都是60分钟,今年改成40分钟。15分钟是一个神奇的单位,《超棒影集这样写》提到,在20世纪初期,电影放映师每过 15 分钟,便必须起身更换一盘胶卷。某些编剧理论学家则根据过去此一做法,将电影诠释为8个 15 分钟的片段。有线电视时代,每一段戏有很明确的分隔,那就是广告破口,像是舞台剧分4幕,影集也有,依循著每13到15分钟由广告破口,将1集分为4幕,有时到5幕,或者4幕加上序场,剧本最重要的就是结构,时间如何被分配影响著结构。 与翠贝卡、日舞影展等美国指标性大影展有合作的「The Film Fund」电影发展基金,其网站简介了短片的时长,以及须包含的:一、先简单决定一个可以努力实现的预设短片长度,约为10分钟,10分钟刚好足以让观众了解角色个性、角色发展、故事情节。二、创作剧本时要了解电影最后透过剪接来呈现,原本计划的10分钟可能变成5分钟或15分钟,当下唯一要专注的是写出精采的故事。三、1页剧本1分钟(指的是美式剧本格式)。四、删减不必要的对话,短片篇幅有限,与核心无关的对话都得删除,如果自己做不到,请客观的第三方来协助你。五、比起对话,短片更不能容纳一些缺乏明确目的、没有办法推动情节的场次,1场大约1到3分钟,是以短片不要超过15场。六、短片可以以一个神秘性或戏剧性的结尾结束。 带著实际操作过的体感,回看之前的短片剧本,总共写了13场,在范围内,剪接时因对话与庞杂资讯较多,拿掉了一场,对话也经过裁剪拿掉重复资讯;不必要的场次不只后制,拍摄期也
他抹好浪子膏,才刚要出门,从门缝里望见母亲和继父对坐客厅,手里不停,做著几块钱一个家庭代工。明晃晃的日光灯下,他见母亲脂粉未擦,一张脸满是风霜,终于老成他快认不得的模样。飙车少年说,他站在那未开灯的房间里,隔著门缝,泪流不止,觉得妈妈怎么会突然老成这样。就在那几秒钟的片刻,飙车少年感觉时光飞逝,一下子长大许多
前阵子听了个座谈,由5位女性讲者讨论女性创作者在艺术圈的发展与被看见。问答环节,一位男性观众的发问把当日活动推到高潮。他说会去参考一些欣赏的艺术家,想像自己艺术生涯脉络的蓝图。大意就是会效仿某些前辈,而那些前辈都是男性。他不清楚女性创作者是否也会朝向标的发展自己的艺术脉络,假若女性标的也是女性,那过去优秀的女性艺术家若创作脉络都倾向迂回暧昧,是否会失去能提供后世仿效的效应。 他一问完,前排就有一位女性大喊:「阳具崇拜!」大家瞬间都笑开了(我坐太前面,无法看到发问者的表情)。其中一位讲者回应说,我们女性志不在建立阶级与典范。她分享在国外上过一个女教授的课,每次上完都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她回馈给教授,教授说,这就是我们女性可以提供的。 这句话微微敲中了我。我懂她口中的舒服经验,但那跟女性有关吗?当天刚好有一位参与过我的工作坊的朋友在场,会后还特别跑来说,上完我的课也都莫名觉得好舒服呢。我有些错愕,因为当时脑中正在检讨自己的课程设计似乎离舒适有一段距离。仔细思考,「让人感到舒服」从不被我视为一种正向追求的给予价值,在教学场域搞不好更倾向营造压力与纪律。譬如我曾极度抗拒表演教学上各种暖身好玩的团康游戏,任何游戏除非有跟理论、技术连结,否则好像都是在浪费时间。我总是试图传递具体、结构性的论述或方法,就算是分享感受,也企图在迷雾团块里指出一束光。 但随著教学经验慢慢累积,心态有些转变。过去那种一板一眼的「打底」方式,不过是自己学习惯用的手段,可能更多是为自己非专业背景的补偿效果。我的学生也几乎都是非科班,能相遇也是对表演有点兴趣,吓跑他们绝非我的目的。我常说,课程是让学员培养属于自己的观赏品味,让他们在漫漫人生中懂得如何用创作陪伴自己。「舒服」的关键不是在于工作、学习的相对量体厚度,而是场域中人与人关系的柔软张力。只要说到人际关系,阴性能量确实比阳性温柔有效。阴性是向内的力量,所以聚集、连结;阳性是向外覆盖、取代的能量,产生顺序与阶级。 最近看了有章艺术博物馆的展览「陈美玲」,再次呼应这种舒服。我在闷热的午后昏沈地抵达现场,随著作品眼前渐渐清朗,尽管性别与创作的关系并非绝对,但「陈美玲」就是我认为只有女性策得出来的展。「陈美玲」是女性的虚构集体(fictional collective category),最初
是年薪百万、是进入梦幻名校、是登上国际舞台?这些答案我们都耳熟能详,也在成长过程中曾无比向往,但那真的就是所谓的「成功」吗?还是,只是社会写给我们的剧本?有时候我会想,若成功只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那最终到底是为了谁?那些我们努力追求的荣耀与赞叹,是否也在无意间,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了旁人的眼光? 对我来说,能够成功地完成一件事,并因为它让世界多一点美好,就已经是人生极大的喜乐。或许,这件事安静得很,不吵不闹,却深刻得难以动摇。这份「美好」,可能是舞台上的片刻光芒,也可能是课堂里学生的微笑,甚至是自己内心的平静。 在欧美生活多年后回到可爱的台湾,除了愈来愈珍惜在台湾的点点滴滴,同时也渐渐意识到:相较于欧洲,这里的人似乎更容易被旁人眼光影响。谁家的孩子考上台大医科、谁手上多了一个新款爱马仕,谁新买了一台保时捷这些「比较」看似无害,却一再让父母将孩子当作自己价值的延伸。孩子的成就,不再是梦想的实践,而是父母骄傲的投射。 我们太渴望「被看见」,却忘了「我们想让人看见什么?」从旁人称羡的千万年薪,到盲目锁定特定职业的梦想,多数家长终究抱著那心中难题:孩子学音乐能养活自己吗?这问题乍听之下很务实,但在AI猖獗、变动剧烈的下一个世代,孩子的梦想与人生,真能靠现在的价值观来预判吗?音乐产业里的确有许多无法被轻易量化的价值,但也别忘了:顶尖的演奏家,一场演出酬劳可能超过上班族一年的薪水;数位串流上的创作者,也可靠点阅量获利;更不用提录音师、配乐家、音乐治疗师、教育家、制作人、策展人与经纪人等音乐人,决非AI所能轻易取代。 每过一阵子,总会出现少子化影响音乐人口、大学术科联考报考人数骤减的报导。学界、业界总是人心惶惶,思考应对之策,是否把考试内容设置更为简单。但这样的逻辑,就像是在说:既然现在读书的人变少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书都写得简单一点?或者说,博物馆参观的人次减少了,我们应该将《清明上河图》改为易懂的漫画展出?少子化既然是事实,那么事实上就是会有班级员额需要减少,或学校需要退场或减班减学生的机制。我常常觉得教学现场就像划龙舟一般。若只是为了维持量的表现,而多出了很多不愿意努力向前划的同伴,结果反而拖慢了真正努力前行者的节奏,失去了整体进步的可能。 但这可比喻之处实在
有一位国宝级的昆剧老艺术家曾经如此评价自己的作品:我经历的一些创作后来证明是失败的。实验本身有成功定会有失败,毫不新奇。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形象都是在不断实验琢磨中完成,正是有了观众的鼓励与宽容,艺术家才有勇气倾其一生心血,全心全意为每一出戏,观众与艺术家砥砺携手,护持我们一步一步走上舞台艺术的巅峰。
我是个哭点特别低的人,上剧场、逛艺展、听音乐、看电影,常常不经意被触动,眼泪一发不可收拾。最催泪的组合是在黑漆漆的戏院看一场有好听配乐的剧情片,我曾经在电影院里呜噎到旁边观众递给我一包未开封的面纸,而我也不负期望把整包面纸用完。 这种情形,在看《辛德勒的名单》时发生(耳边有没有马上响起小提琴的悲鸣?),在观赏《似曾相识》时即便已经看了很多次,也重复做过无数心理建设当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乐音一响起,我就又激动泛泪了⋯⋯有太多例子可举,像《新天堂乐园》或是任何义大利电影配乐大师颜尼欧.莫利克奈(Ennio Moricone)的作品都可说明。 为什么在戏院中观影,音乐会如此牵动我们的情绪? 任教于哈佛大学医学院,专门研究音乐与心智关系的派崔克.卫朗(Patrick Whelan)提出的观点相当有趣,他认为音乐能深深影响人类的情绪,有一部分是生物演化所造成的:许多哺乳动物在演化初期都是夜行性的;昼伏夜出,靠的是听觉和嗅觉来保护自己,在黑暗中必须特别小心、全神贯注,省得被猎食者捕杀。卫朗把哺乳动物在远古大自然中的环境条件,套用到现代人在黑暗的剧院中的观影听音乐,解释为何我们在一片漆黑中对声音会特别敏感,一切关乎人类的原始本能。 「在黑暗的表演场域中,你被意想不到的复杂声响团团包围,」卫朗教授更进一步说明,「我们的大脑像筛网,会分辨哪些是来自表演场所的环境杂音,哪些是真正关键的声响;比起与眼前的人对话,黑暗中聆听更会运用到人类的本能。」吊在半空中的渐强乐音(请下《大白鲨》主题旋律),可能代表尾随的猎食者步步靠近,这一连串的声音线索进入耳朵后会进入大脑颞叶:颞叶负责辨识音源和声景、解析其中元素,并将之区分为熟悉或不熟悉,再依此决定是否对这些刺激做出生理与心理回应;被筛选过的声音也会影响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这个和大脑关系微妙的神经系统掌管呼吸、心跳、排汗、体温、分泌等功能,根据卫朗教授的逻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听到电影《大白鲨》的主题旋律时,我们会寒毛竖起,感觉特别紧张焦虑。 真的是这样耶!我一直记得看希区考克电影尤其是《惊魂记》那时而短促时而拉长、高低频反差巨大的弦乐声,让我
去年夏天,王奕盛被团长邀到国光,讨论国光三十展览,将是一场数位光影沉浸展。 「沉浸」二字大流行,我却一直没跟上,心里虚虚的,不过一看是奕盛,就安心了。这位影像诗人不会高冷地把科技当解剖机械,果然,开宗明义就温柔地说 : 「沉浸不是靠科技,要靠作品,要让戏情把观众勾魂入神。」更说国光新戏最特别的是文辞,简淡几笔,内蕴无穷,他想用科技把这些特色呈现出来。 这是交成绩单的时刻,好在我们有自己的新戏。我总担心后人写这段历史时,只有《四郎探母》、《红鬃烈马》可填,因此几十年来全团呕心沥血,总算没缴白卷,这是台湾的创作,甚至还可能引领了当代某些创作的风潮!把这些端给奕盛吧。 展览的核心是半小时的光影剧场,并不是把现有的新戏录影剪辑精华,奕盛要我们提供角色,要把「不相干的角色重新组合」,例如王熙凤凝视李后主,王羲之的朋友和孟小冬对话。 我想起国光数年前的一部新编戏《水袖与胭脂》(2013),这是我们假想出的「海上仙山,镜花梨园」,那里有武大郎、西施、程婴、梅妃,有的满足于自己目前在戏里的设定,有的还在追寻剧作家寻求进一步的被创作。而奕盛要的新戏文辞,不要太扣紧剧情,想要抽象的金句,可以引发种种想像。 就在忙著过年时,国光搭起了「虚拟摄影棚」,箱管同仁们辛苦翻出各戏的头饰妆发服装,演员纷纷问:「要演哪段?」「舞台布景要复原吗?」「对手戏的演员呢?」天翻地覆忙了好一阵子,谁也不知这些新拍的片段将会怎么呈现,奕盛讳莫如深,只说自己紧张得睡不著觉,只叮嘱不能穿绿色衣服,因为虚拟摄影棚是绿色,《金锁记》抽鸦片那段因此换穿黑底花,魏海敏老师一边换衣服一边纳闷奕盛要搞什么鬼。 开幕记者会,答案揭晓。 「双融域」顿成美拍胜地,如诗如画,似梦似仙。大家忙著拍照,奕盛却不见了,原来他嘟著小嘴,惘惘然退到角落。问他为什么不开心 ? 他说:「大家都只说好美好美,就只是美吗?都没看出我的用心,里面好多细节。」 细节?对这些戏这么熟的我,也只沉醉在梦里,细节在哪里? 奕盛像个不被了解的小孩子,被我们再三催促,才从头至尾解说了一遍: 由声音的锻炼开始,这是京剧演员的日常,情由心生,咏叹成调。落井的前朝宫女出现在破碎铜镜里,象征京剧曾跌入谷底。一声
真:我一阵子会开玩笑讲说,我下辈子不要当长子了。 其实这件事情,你小时候不会去想,直到你人生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以后,才后知后觉地认为长子的成长过程,真的很不容易。不只是身分,也因为他跟你的性格整个连结在一起。 就像你知道的,我们家有5个小孩,小时候我爸妈都在工作,妈妈出门前随口就会说:「今天会晚回家喔,傍晚你要先起火。」意思就是我要先烧炭,先热锅,大灶热起,这样妈妈回家才可以赶快煮饭煮菜。都是这样的,我很自然就要扛起来这件事情。底下的弟妹都小,我跟大弟一人得照顾一个,但无论是谁犯错,我都得一起挨骂妈妈会觉得我没有把大家照顾好。至于我好像也没有抗拒,很本能地觉得,我就是哥哥,理当如此。 一直到长大以后,我算是家里⋯⋯生活得较为「正常」的人吧?我不会说出色,就是平稳,正常,因此父母也最依赖我们。有些事情是真的蛮荒谬的,例如有一次,我爸打了电话过来,说他向庙里捐了两个龙柱,有刻了我的名字,所以要我付钱(笑)。就是这样,所以整个家族不管谁出了事,所有人的眼睛一定转向我。说得好听一点,这叫做负责,但我认为自己不是因为负责任才去做,而是若不这样做,总觉得会对不起谁。 谦:其实我认为,真的影响你成为你的,不是因为排行的关系,更多是因为你的个性。不然你看,很多家族的大哥也不会主动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啊。倒是,我比较相信「占位」这种事情在一个家族中,若有一个人「占」了最负责任的那个位置,那好像就会有另一个人往反向进行。不过,这种事情当然也没有真正的平衡存在啦,总之,我认为跟排行没有绝对关系。 真:这倒是,某些人的性格天生不适合当长子。这种现象,古往今来也看得太多了。像是企业接班也总是想要给长子,而无视工作能力极强的次子。 谦:传统社会真的对长子有太多不公平的期待了。至于当代社会对于独生子,好像仍旧也怀有一些刻板印象。像是我从小到大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小时候会不会很无聊?」但身为独生子的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这是问题,因为我非常喜欢独处。再说,你记得我们小时候住的社区吧?
我一有空闲便翻看相关书籍,只是没想到愈深入了解反而愈迷惘了,环保议题其实存在各种面向,必须从多个角度来评判,具体的例子因为专栏版面有限请容我省略,但关于环境问题该如何面对与解决,似乎难有标准答案,而这些立场往往对立,却没有绝对的善与恶。
yayung kika. (河流如此。) qsiya ini kmrawah. (水不再可惜。) asu ungat musa. (船无处可去。) 遍布肉脂的田地早已化为无形的风景。熏肉的猪不再奔跑,牠们静止,完美,等待著永不发出的召唤。河流满溢,不是欢庆的酒,而是冰冷的数据,映照著永恒白昼下,空无灵魂的天空。预言实现了一半,又全然落空。工时缩短的梦?一个古老的笑话,尘封祖先的遗物。我们赢得了时间,却失落了时间曾赋予双手的刻痕,以及疲惫眼眸中的微光。 elug msbalay. (路已平坦。) dapil niya na. (足迹已逝。) ini ksa gaya? (这难道不是规范?) 那曾经需要跋涉的路,如今平坦如镜,却失去了脚印。那曾经需要奋力攀爬的山 ,如今伸手可及,却望不见峰顶的星星。丑的滋味被遗忘,痛成为陌生的传说。 qaya cinun ini tminun. (织布机不再编织。) waray maku rulung. (麻线如云雾。) baga bubu ungat qmpah. (母亲的手无工作。) 母亲的织布机静默,麻线堆积如云,却不再需要织成毯子或衣服 。那灵巧的手 ,曾能编织出彩虹的颜色,如今轻抚著光滑冰冷的石面,感受不到树木的纹理,也记不起黄藤的韧性。 bhniq supuan. (弓已放下。) aga ungat samat. (箭矢无猎物。) bhring ni utux laqsi. (神灵的猎气消散。) 猎人的弓松弛,箭失去目标。森林寂静,听不见狗的吠叫,也嗅不到山猪的气息。狩猎的灵气像清晨的雾散去,不再需要祈求神灵╱祖灵的眷顾。出草的荣耀成为褪色的记忆,头颅╱智慧不再需要用刀来证明。 sapah mtasaw. (家屋清澈╱完美。) erut ini msburaw. (柱子永不腐。) rqda ungat tahu. (炉
那是我第一次在为角色找出路的时候,敢顺著心里的冲动,为她要求些什么,即便只是一个小小的道具。以前为什么都不敢呢?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冲动常常有的,但也总是被我的理智阻止,告诉自己算了没关系。 但这次的经验太有趣,在那之后的我的每一个角色,我都会顺从这种为角色找出路时的本能,去要求、去争取、去试著做做看。真正应该算了的,就是脑袋里那个叫你「算了」的声音。
还是围绕著吃食讨论更无伤大雅些:「要在台中吃?」「回员林吃?叫外送?或者直接在家热菜好了喔对了舞台很漂亮耶」。 或者聊聊交通方式吧:「骑脚踏车?」「台中捷运通车了呢我们都没搭过」「会搭台铁区间车回员林」「啊对,歌剧院之前有一家新加坡菜,倒了吗」「黑天鹅那个舞者跳得很有力一点也不娘,很帅。」 这时候我聆听。 不擅长聊天的家庭多半会为了食衣住行以外的话题困窘,离开台中国家歌剧院《天鹅湖》的播映现场,多少普通日常的台中家庭这样闲聊著,我也是其一。 过年期间,台中歌剧院的「NTT放映室」做了一系列春节特映:《灰姑娘》、《天鹅湖》、《睡美人》、《奥菲斯与尤丽蒂切》、《巴黎生活》等。免费放映,适合过年期间扶老携幼前往,挑选适合家人一起看的剧目太艰难了,猜测两个姪子可能的喜好,先排除歌剧,最后因应家人们的时间,挑中了马修.伯恩(Matthew Bourne)版的《天鹅湖》(Swan Lake)。 1995年的作品,2019年於伦敦沙德勒之井剧院录制,东尼奖得奖作品,美学较现代,又不至于去掉故事线到让青少年看不懂,黑天鹅改由男舞者饰演,我不认为做任何事都需要带来启发,但至少分享给孩子们更多不同的人的样子。 芭蕾舞剧开演,王子在床上挣扎恶梦,醒来后日常的行礼如仪,明显取材自英国皇室,皇家不自由的生活与皇后的混乱情感成为王子的日常困境,王子一跃而起灯光转换打在家人的眼镜有反光呢。自觉陪家人看舞剧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便在男女舞者跳舞时那芭蕾的抱、靠、张力,我都些微紧张,何况剧情推演到王子在湖畔遇到黑天鹅,展开一连串的双人舞,那些亲密、依偎与拉扯,感受到暧昧,我的脚趾不由自主紧抓地板,有点害羞与赤裸,毕竟在老家完全不可能看各种男性与男性、如此亲密又汗水密合的贴身舞蹈,尚未剧终,已思考著如何自然开启话题。 后方一直传来小孩的声音跟大笑,「王子怎么这么难过?」「王子要去哪里?」,穿著猪肝红羽绒衣的中老年人在某些时刻离去,开门、脚步声、滑手机的人群,我从「看戏」,渐渐转而注视著「看著群众穿梭观众席的剧场」。 演出结束后,与亲戚走出剧院,各自去上厕所,陷入短暂沉默。 亲戚先反应:那个佛朗明哥跳得
去年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的「英国国家艺廊珍藏展」引起广大共鸣,从文艺复兴巨擘拉斐尔、荷兰大师林布兰到后印象派名家梵谷,50位大师、横跨西洋艺术史400年的经典原作来台展览,让喜欢看画的艺术爱好者大呼过瘾。 「看到原作就是不一样!」我身边好多朋友数次重刷展览,乐此不疲。运用现代高科技,透过高解析度数位档和顶级微喷技术输出,复制画的品质愈来愈高,有时肉眼几乎分辨不出是真迹还是复制,但,为什么当绘画原作近在眼前,观看时就是有说不出的感动? 位在荷兰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The Mauritshuis)因为收藏了画家梅维尔(Johannes Vermeer)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成为许多艺术爱好者的朝圣之处;我也是其中一个,曾经不远千里特地拜访,为的就是一睹女孩的风采。《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画作之一,永远忘不了那个夏天午后,我站在这幅尺寸袖珍的名画面前,心里泛起一股悸动:绑著湛蓝与艳黄头巾的女孩朱唇微微张开,欲言又止,伴著那迷茫的回眸凝望,小巧的耳垂挂著珍珠耳环,闪著明亮的光这幅画的复制品我已看过很多次,手边也收藏了书签、雨伞、马克杯、托特包,但站在真迹面前,当我和女孩眼神交集的刹那,一瞬仿佛永恒。 大脑科学家想了解《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为何如此有魅力,他们也想比较当人们在美术馆里观看真迹以及看复制品时,我们的脑袋里到底发生什么事,看真迹和看复制品时,大脑真的会有区别反应吗?一系列的实验结果十分有趣。 科学团队首度用脑电图(EGG)和磁振造影(MRI)来侦测脑神经活动与观赏艺术品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表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有股魔力,让人情不自禁地盯著她看,观者会被一种特殊的神经系统现象所俘虏,研究人员称之为「持续注意力回圈」:站在画作前,观者的眼睛首先被女孩的目光吸引,然后注意力向下移动,抵达女孩的嘴,最后抵达珍珠,再回到她的眼睛,而且这个连成三角形的回路会不断循环。 研究人员指出,17世纪荷兰黄金时期最杰出的画家梅维尔是操控人类注意力的个中好手,在《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幅作品中,梅维尔巧妙地创造让注意力无限持续,并且一再重复这个注意力回圈:《戴珍珠耳环的女孩》不仅吸引观赏者的目光,还将人的注意力镶入循环之中;如此的机制让人不知不觉中花更多
在发展各个剧场作品的旅途中,田调采访一次又一次打开我的故事面向,破冰访题往往来自无关紧要、却把受访者带回自己生活场景的问题上。作品《微尘.望乡》,我去市场体验越南美甲店,问起越南姊姊是否给自己女儿剪过脚趾甲;作品《爱滋味》,访谈感染者朋友,我希望他们分享自己最浪漫的约会体验
《苏州河》最近4K修复重映。短短79分钟的电影,真是百看不腻。第一次看的时候还小,看完茫茫的,一股忧愁暧昧的调调留在记忆里。最近这几次看,则是抱著有点想把娄烨的脑袋扒开来的企图。这年头,能愈来愈欣赏以前就喜欢的导演,不容易。 《苏州河》的旁白是典范,因为那是台词。现在我们常见的旁白,都是「主角的内心独白」。譬如很多偶像剧、韩剧会用这样的开场:我叫陈淑君,今年42岁,是一个失婚3次的女作家画面就会出现女作家在新书发表会的现场,讲述她最新的小说《结婚万岁》在我开始尝试写影视剧本的时候,也很容易会倾向用这种方式带出人物,因为方便又有效率:可以快速建立角色的声音、交代背景设定、得知角色现实的阻碍与内在的冲突。好用到看似在展示(to show),而非单纯告知讲述(to tell)但老实说,这还是用讲的。后来我意识到,这手法其实有点偷懒,也没什么美学可言,有些导演甚至用这种方式拿来挽救松散破碎的叙事。 娄烨是爱惜创作的导演。他不偷懒,不取巧,不迎合。因此《苏州河》的旁白就是拿著摄影机的人的台词。这下镜头晃不是因为单纯导演喜欢手持感,而是这位摄影师从他的视角在说故事。尽管从头到尾都没看到他的脸(除了一个剪影,以及从警察口中吐出来的名字)。用文学的语言,这就是第一人称视角。还胡言乱语。娄烨聪明的地方是建立一个「不可靠的第一人称」然后透过镜头语言在第一第三之间滑来滑去,神不知鬼不觉。 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第一人称,每天都在社群媒体上我来我去的。但其实第一人称是很近代的东西,想想各种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安娜卡列尼娜》、契科夫或是中国的《红楼梦》都是第三人称视角。不过第三人称视角里还有很多层次,我个人觉得两种写法都不简单,写作就是难。有阵子网路上很喜欢写一种贴文:我梦见然后开始揭露一件不太好的事,可能涉及到他者的隐私,或是某些敏感的话题。但大家都会知道那是一真实发生的事。这就是最初阶的不可靠第一人称,大家其实都很擅长。 文学上这方面的翘楚,就是芥川龙之介,近代我喜欢石黑一雄的《群山淡影》、《长日将尽》及朱利安.巴恩斯的《回忆的余烬》。这几年我非常著迷开发各种媒介上不可靠第一人称的可行性。日常生活中我不是一
YC, 前阵子陪妈妈回她的老家,广东普宁市,这次阵容浩浩荡荡,我们4兄弟姐妹一起作伴,再加上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等,一行人三代10来位从不同地点搭机过去,在揭阳机场集合,再到酒店稍息。妈妈生于二战刚结束,年过八旬,这几年常忆起往事,怎么搭船过来、历经多少辛苦,翻来覆去地重述,每逢细节处,有时补遗、有时删漏。记得妈妈有次说,离开老家后就从来没有回来过,我暗自疑惑,妹妹从旁补述,2006年来过一趟,那时是她陪妈妈,还有阿姨们,一起回来看大姐。我们找出了影像来确认,几个姐妹从路的两段向彼此走来,一抱,二话不说就哭了起来,依稀辨识出喃喃话语:「我认得我认得我认得」轻轻的一句话,喟叹了近半世纪的万语千言。 妈妈说她排行老二,10来岁就跟爸爸离开,带著几个妹妹和弟弟搭船到南洋。我问妈妈为什么大姐没有跟,妈说,家里穷,大姐很早去当别人家的童养媳,不能走。我想,妈妈的故事,也是她那一代人的故事。战后资源极度匮乏,又适逢国共内战,没能力的将子女过继给稍有能力的家庭,能离开的想办法离开。那时候东南亚成了大部分人投奔的远方。或许,眼下过于艰难而无法眺望,寄语未知的他方能赎回运命。2006年是他们50年后的重逢,今年又隔了近20年,大姐走了,现在是大姐的儿子来接待我们,年纪比我们稍大一些,潮州话听著听著,只能懂一半猜一半,然后夹带华语和潮州话聊天。 旅途中,妈妈提到从小就得牧牛犁田,后来长辈见到,要她去读书。当年读小学时,必须走一个小时才到学校,放学了再走路回家,如此来回两个小时。我暗自比拟,走路一个小时,放到今时,就是走步道的休闲。然后妈妈话锋一转,说学校每逢有什么才艺表演,她都自告奋勇,表现出色,妈下了个结论,大哥遗传到爸爸,所以做生意,我遗传到她,所以走向了艺术。就这样,向来飘移在家族圈外的我,被话语中安抚到家族史里,让生命的去路有了解释。 隔天一早我们在表兄带路下来到了胡厝乡泗竹埔村,妈妈的老家地方。地处偏远,建筑多钢筋混泥土结构楼房。妈妈因年事高脚力不继,侄儿准备了轻便轮椅让她坐著,我们轮流推。因为老家荒废时久,经过时蔓草丛生,门联写著「兰朋」、「竹友」,表兄打开门,几近空无的室内一目了然,表兄说他们也很久没有回来,房
国光剧团新戏《精卫》,演《山海经》神话精卫鸟想像的汪精卫,我不想利用专栏做宣传,只想藉这戏解释何谓戏曲的「排场」,这个学术名词莫测高深,我想藉戏说明,由「汪精卫为何是武生」的提问开始。 汪精卫本是文人,为什么由武生李家德饰演? 先要说这戏的源起。去(2024)年国光公演隔天,董阳孜老师兴奋来电:「李家德这么好的京剧武功,怎能只藏在京剧圈,一定要走出去。」当下催促吴素君老师,让家德和现代舞著名编舞家赖翃中见面。我一向对跨界没太大兴趣,我迷恋京昆,私心觉得跨界是爱情不专一,但今年「台湾戏曲艺术节」的主题却直指跨界,我正在发愁,董老师的电话,像是天赐良方。 董吴两位效率超高,才两天就让家德、翃中见了面,随即回过头来问我编什么题材。 我还没回过神来,随口抛出经典《霸王别姬》。 但当晚回家,竟一阵阵脸红,我怎把跨界看得如此「便宜」?怎把现成的经典端出去跨界?我该选一个行为动机纠结难解的人物,才需要在京剧圆满自足的表演体系之外,另加一套表演语汇。 就在此时,看到杨治宜新书《汪精卫与中国的黑暗时代:诗歌.历史.记忆》,当下决定:就演他。 李家德就这样变成了汪精卫。 平常编剧,除了构想情节之外,一定会同步思考表演设计,以唱为主还是做表为主?而这次是跨界,现代舞我大外行,一阵阵心虚笔怯。汪精卫复杂的内心,如果是老生或小生,一定用大段唱,「一轮明月」、「叹五更」、「听谯楼」都是京剧常用的,陈宫、伍子胥、王佐都是这样唱出思虑转折,而我们的汪精卫是武生,怎么设计呢? 突然想到传统戏《昭君出塞》,当下豁然开朗,原来传统早有先例。 一般若想把「昭君出塞」编成戏,首先会想到什么场面?大部分都会说眼前出现怀抱琵琶一路哭泣唱到北番的昭君形象,剧本也会写大段抒情唱词。而京昆舞台上的《昭君出塞》却大异其趣,昭君头戴翎子、手持马鞭、身披斗篷,与马童、御弟王龙,3人搭配,一边唱曲牌一边舞之蹈之,马童和王龙要做出铁门槛、矮子步、倒立走等高难度动作,昭君也要鹞子翻身、卧鱼,真个唱死昭君,累死王龙,翻死马童。马童由武丑或武生饰演,王龙是丑角,昭君不仅是正工青衣的戏,刀马旦武旦也常跨足,因为舞姿武技难度太高了。我一直想问,汉元帝为何如此「折磨」昭君,给
当我们认识到「圆」是戏曲舞台的美感来源时,就不难解答戏曲学员第一堂课必从「起云手」开始,老师借太极拳的概念来启发我们,通过揉球、上推、下拉、转腕、展肩、撑掌、变脸、聚光各环节,眼神引领为表,气息渗透作里,紧随每一步骤,训练我们手部、眼睛、身形、步伐的高度协调统一,经过长时间枯燥且艰苦的肌肉控制训练,形成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肌肉记忆。
在一场音乐会结束的掌声中,我常常会思考:这掌声,来自真心,还是礼貌?来自共鸣,还是光环?台湾音乐圈长期深陷在一种「输赢思维」的迷雾中,这种迷思,潜伏在教育、社会,乃至音乐生态的每一个角落。 奖惩体制:当教育只剩下「对」与「错」? 爱因斯坦曾说:「教育不是学习事实,而是训练大脑思考。」(Education is not the learning of facts, but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o think.)这句话提醒我们,教育不应止于知识的灌输,而应引导学生如何思考,如何以多元视角解读世界,并养成独立的判断力。当学生能自由评价与诠释各种观点,这才是教育的真正价值。 然而,在当今台湾的教育体系中,我们却常见一种简化现象以「分数」、「名次」或「标准答案」来裁定美感与价值。这种二分法不仅深植于学子的价值观,更渗透进音乐教育与艺术审美的结构之中,让原本应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教育,逐渐沦为单一标准下的训练场。 许多人的聆听经验,也不知不觉变成一场「评分作业」,音乐失去作为美学体验与心灵感动的自由空间。然而,音乐的价值真能只靠分数与对错来定义吗?当年,邓泰山赢得华沙萧邦国际钢琴大赛首奖,波哥雷里奇却因落败而引发阿格丽希的退席抗议。历史早已证明,艺术从来不只有一种答案。这两位艺术家自1980年以来,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有被忽视的首奖得主,也有曾经光芒万丈、却逐渐远离主流的明星。真正难能可贵的,是那些历经岁月洗礼,淬炼出坚韧与智慧的艺术灵魂,他们无论曾经高峰或低谷,最终都在艺术的荒野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风景。 当今社会,当我们失去聆听的勇气,失去面对「我感受到什么」的自信,或许最终只能随波逐流,甚至逃避艺术本该带来的心灵洗礼。 社群媒体与「外来和尚情结」 在这个社群媒体主宰舆论的时代,音乐圈也难以幸免于数位浪潮的冲刷。音乐评论不再是学者或乐评人的专利,一则网路贴文、一篇带风向的业配文,足以让一位音乐家成神或成魔。这些言论,往往被许多听众当成衡量艺术的准则。 「外来和尚会念经」这句台湾谚语,在音乐圈显得
真:其实生命中常常有很多后知后觉的怪异感,小时候不晓得那些感受都有被「正名」,是长大以后才发现的。其中一个就是对于「公平」的理解。 我念小学的时候,有些老师从外地来的,来的时候就会找一个地方住嘛。通常都是住在村子里面比较有钱的人家,例如开杂货店什么的,有多出来的房间,那么,通常那户人家的孩子,考试的时候也会是第一、二名。很奇怪,明明看考卷他们考得乱七八糟的,可是还是会拿到第一名。 我当时只感觉大人的世界很奇怪,连「不公平」3个字都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谦:但是,你会不会反而认识了这个词以后,感觉更诡异?至少我是如此。 以「考试」为例,考试感觉是个很公平的机制啊,可是台湾的升学主义又常常让我怀疑这种一翻两瞪眼的机制真的是一种公平吗?比方说,我永远都记得我们考高中那年,每一科的题目都非常简单,我当年好像考了六百多分、前一年可以上建中的成绩,但那一年差得远了。我还记得放榜的心情,真的会有一种:OK,你在考场上犯错了,环境很公平,没有让你的努力得到回报。可是这真的是一种公平吗?我不知道。 总之,那后来就变成我的梦魇之一。一直到现在,我的恶梦只有两种:一种就是考联考,另外就是要准备上台了,可是我还没有拿到剧本。 真:对,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不相信「机运」这种事情,年纪大以后则不得不相信。因为公平也许根本不存在嘛? 像是,我也参与过很多文学奖的评审会议,每次大家投票结果出来都很惊人欸怎么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在你那里只拿到一分啊?当然,我都会拚命为喜欢的作品争取分数,但也有可能结果是你完全说服不了大家,所以那篇你很喜欢的文章就只能被埋葬了。 这种事情公平吗?好像真的只能说是运气的问题了。 站在得失之间,感谢自己是个幸运的人 谦:我好像不太相信运气这种东西。因为任何你有所收获的事物,也必然有所失去。举个例子,我高中毕业就参与了《人间条件一》,站上国家戏剧院,大家都说我很幸运。可是然后呢?我还是得自己在这条
天黑漆漆,像淤泥的水滴往下,没头没尾。每滴都是时间砸下来的地方,散出一圈圈波纹。 墨黑色的天幕如巨大织布机上方的缝,悬挂在无垠的寂静中,打纬刀敲击的声响「pung pung pung」如远方的落石声,低沉缓慢,不急躁,不喧嚣,静静地在黑暗中刻画出一道道看不见的纹路。经线是月亮背面的影子,拉得圆润而坚韧;纬线在空间的呼吸,横亘其中,与经线相缠。那节奏并不匆忙,缓慢得像月光滑过月球的疤痕,波纹一圈圈散开,显得宁静。织者坐在机前,手指不因黑暗而慌乱,也不因寂静而停顿,长出毛的手脚织不出梦的形状,只有清澈,才能让线与线之间摩擦出温暖的光芒。不刺眼,却足以照亮一小片夜空。 声响渐渐沉寂,交织点的意义才会显现,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成为通道,真正的梦,总在安静中成型。急于求成的,会扯断线头,留下破洞,唯有静静的,才能抵御未知的寒风。 手掌摊开,皱纹像一块张开的生姜。星光跟种子一样掉进土里,被黑乎乎的泥抱住。根悄悄长开,吸著说不出名字的东西。有一天,光从土里冒出来,不是花苞也不是果实。看著的人想找那只种光的手,可手上的纹路早就被风吹没了。 坑洞的深处,有一双布满皱纹的手,payi的手。她不问星星是否会发光,也不问土壤是否肥沃,只是默默将一粒粒细小的种子埋进潮湿的泥土中。那不是普通的种子,而是从她的记忆摘下的光亮碎片。她低著头,手指轻轻抚平土面,对那些种子说:不必急著破土,不必急著开花,光会替你们找到路。那些种子静静地躺在那里,听著「pung pung pung」的声响。 风吹过,雨落下,月光静静躺在土面上。种子不动声色,却在暗中伸展根须,汲取养分。它们不急于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存在,因为payi从未要求它们证明什么。她只是种下,然后离开,将结果交给未知的未来。有一天,当织梦者走进坑洞的这片土地,他看见星光从土中绽放,温暖而柔和,照亮了路。 pung pung pung 的声音敲著空气,月亮下的海面泛起一圈圈波纹,梦就藏在下面,不跑也不散。 月球悬在天上的一角,静默俯视著织梦者的身影。它的宁静海并不喧闹,却散发出温暖的光芒,像一张无形的网,轻轻覆盖在世界的边缘。织梦者站在那光芒下,手持一根细线,线的尽头没有钩,也没
这个「化屎大法」的故事有点长,但请放心,现在已将近完结了。 前篇文章讲到我们在一个岛的海滩上拍摄,中午时候导演收到监制要求停工的指令,导演问我怎办?我说:首先,我们现在停工回去,是否不用回来把未拍的完成?导演说当然不是。其次,你看今天的太阳多猛烈,过两天回来,光线未必能够接上呢。导演也同意我的见解。于是,我们不理会监制的命令,继续拍摄。 那是个美好的年代,做影视艺术工作不是当童子军。当然,影视也需要专业道德,需要高度的规律,但也有很大的变通空间。监制并非不理拍摄组的死活,而是根本不知他们的死活,监制坐在办公室中凉快著,怎知道外面的太阳有多毒热呢? 外景完成后,便要回厂房拍内景。厂景开拍前,我便先要去见高层(照肺),回去的路上,我才开始担心起来,当时要见的是三师会审:艺员部经理、节目总监和监制,这显示问题非常严重,亦标志著我在他们眼中是个失控的员工。 在车上,我一脸愁容,明仔坐在我身旁,问我发生什么事情,于是我便一五一十告诉他会见高层的事。他沉吟了一会,便说:我有一方法,不知你敢不敢?我说:讲来听听。 方法是这样的:首先,和他们见面时我要戴上眼镜,把我锐利的眼神减少。第二,进去时找一张比较矮的椅子坐,因为我身型比他们高大,太有攻击性。第三,把剧本中周星驰风格的对白括上,找个时机叫他们自己读出来。第四,这是最绝的一招,当事情谈得极不顺利时,哭!你身型高大,忽然在他们面前哭,他们肯定会手足无措。 果然,我跟著明仔的怪招一步一步进行,最后还假装中暑,回家和明仔吃火锅。 好了,事情暂时解决,但我也要做出让步,这戏以后怎样演下去呢?明仔说:我教你「化屎大法」把自己化成一坨屎,种出很漂亮的花。这令我想起赵州襌师和文远襌师的比赛,两人比赛下贱。赵州说:我是一头驴子。文远说:我是驴子屁股。赵州:我是屁股里的大便。文远:我是大便里的蛆虫。赵州:你这个蛆虫在大便里做什么?文远:我在大便里乘凉。 在最困顿最烂的文本中,也可以活得漂亮,演得精
相对于高第平时在设计中所表现出来的大胆、奇想、缤纷、华丽,他居住的环境很朴实、很简单、很低调,空间也不大,与卧室相邻的是一间祈祷室,能感受得到终其一生没有结婚的高第,每天都会在这里度过虔诚而谦卑的时光。楼上的起居室有大大的玻璃窗,望出去就是正在建造中的圣家堂,高第曾经说:「我的客户(上帝)并不急啊。」即使知道有生之年不会看到它完成的那一天,他应该还是希望能一直看著这个上帝的殿堂,一点一点在巴塞隆纳的市中心矗立起来吧。
新年,在电影串流平台上重新复习了1992年的经典名片《女人香》(Scent of a Woman)。全片最精采的,莫过于跳探戈的桥段:剧中,影帝艾尔.帕西诺饰演失明的退伍军官,他领著美丽的年轻女孩在饭店舞池里翩然起舞。女孩想学探戈很久了,却因自己的男友无意愿配合,一直没有圆梦。 啊,我想著学跳探戈也好几年了!年过五十,对能促进健康之事益发感到兴趣。大脑科学界不断有研究显示,跳舞对增进身心健康好处多多;舞步相较复杂、趣味性高,而且需要即兴发挥的探戈,不仅是很好的出汗运动,也能美化体态、增加自信,甚至能让我们的脑细胞保持在最佳状态有研究显示,跳探戈宛如动态的正念冥想,对治疗忧郁症和压力管理十分有效。 加拿大蒙特娄的麦基尔大学研究团队召募30名年龄在 68 岁至 91岁之间的银发族,并将一半的成员分配至实验组,让他们学跳探戈,因为这项舞蹈练习不仅有趣,还包含一系列可以改善平衡的复杂动作;另一半的成员则是对照组,以步行为运动。「初期,实验组的受试者穿著运动裤和运动鞋来参加实验,但在第三或第四堂课之后,他们开始化妆,还会配戴珠宝来跳舞。」主导研究的麦金利教授(Patricia McKinley)提出的侧面观察相当有趣,长辈的自信心和尊严在不知不觉中再度苏醒,是件多么棒的事。 10周之后,科学团队进行测验,发现不管是探戈组和步行组,在记忆力测验中都有良好表现,不过,在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能力测验部分,只有探戈组得到显著进步。研究人员也发现实验室里的学习也渐渐转化为舞池之外的生活技能,譬如,探戈组受试者的沟通能力有正向改善,不管是讲电话还是回复电子邮件的能力都提升许多。此外,探戈组的长者平衡感和运动协调性也获得改善,不但能降低他们日常生活中跌倒的风险,对于原本体弱、髋部骨折的长辈来说,也是很好的锻炼。 史丹佛大学舞蹈系的理查.鲍尔斯(Richard Powers)从舞者的角度来解释跳舞对大脑的好处:人在跳舞时需做出一连串快速的决定,多种大脑功能因此被同时运用,不仅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还得支配四肢与躯干,运用理性和感性,大脑的神经连结因此进一步被强化。以我有限的探戈经验所延伸出的观察,探戈舞者的确得面对接二连三的瞬间,几乎得靠直觉快速地判断与决定;探戈是即兴的,跳舞时,不管是跟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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