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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那些女子那些戏
关于第11号女子的疑问
《百舌没有英雄的国度》是2024年第3季的戏，演完到现在将近两年的时间，不管是拍戏或是实境节目，或是舞台剧，我都会遇到不熟悉的陈设、舞台等等的场景，仔细想想，我并不是不会提出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的人，那为什么《百舌》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做呢？
关於戏剧的五四三
跟同行聊聊如何走上职业之路
跟编剧同行、以《泥娃娃》入围2026年台北电影节最佳编剧的黄彦樵（《罪后真相》、《女鬼桥2》）聊聊他如何生存下来。 1. 背景跟入行 彦樵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电影研究所，一年级与导演、制片一起上课，二年级主修编剧。哥大类似NYU，倾向培养艺术家，不追求公式化的编剧技巧，预设学生已有基础，重视找到自己的声音。 他喜欢电影，原本就想当编剧，也因个性较孤僻，以为编剧适合独自工作。入行后发现过去以为在家写好剧本就能说服全世界，实际上连会议室里的3个人都说服不了。 2. 怎样才算开始这份职业？是靠此维生，还是作品被拍出来？ 他认为关键是能否拿到第一份「正式编剧合约」，入行6、7年才第一次看到作品被拍出来很常见。 美国的竞争比台湾激烈许多，例如剧本竞赛Nicholl（The Academy Nicholl Fellowships in Screenwriting）几千件作品只选6件。但只要进入特定决选阶段，经纪人就愿意看你的作品，虽然多数不会开拍，却是挤入窄门的门票。 相对而言，台湾入行门槛低，也有优良剧本奖等媒合平台，但市场小、资本有限，每个人际遇差异极大。如何让案子持续推进、在产业链中生存，是最难说明却最重要的生存技能。 3. 重要的基本功有哪些？ 喜欢写作、看书、看电影，并有强烈的好奇心。例如他最近写警局的戏，得「真的」对原本不会接触的事物好奇。也要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具备与导演、制片、平台沟通的能力。编剧需要高度合作，确保纸上的东西能实拍，角色能透过戏剧表达，而不是直接告诉观众或写在舞台指示中。 平日精进上，他会找英文剧本对照成品，理解一部戏如何从无到有。如《继承之战》（Succession），看完5页剧本对照成品，发现原本写得较散，成品则将好几场戏连在一起。又如《罪人》（Sinners）结尾「老人重逢吸血鬼」一场，原始剧本完全没有闪回，编剧兼导演Ryan Coogler在成品中砍掉许多对话并加入闪回，效果反而非常出色。他也推广在课堂上使用台湾作品，但许多台湾作
说戏
「叫小番」翻车事故
前阵子有位我非常喜欢的京剧老生在天津唱《四郎探母》，「叫小番」嘎调突然嗓音疵花虚飘，观众席倒彩声四起。这位演员嗓子一向非常好，「叫小番」不成问题，但当天稍微失常，观众毫不留情。关键在后面 当下这位演员转头向文武场使了个眼色，戏没有往下推进，倒回头重叫一次小番，嗓音恢复平日水准，刚才大喝倒彩的观众兴奋地鼓掌叫好，戏才往下推进。 这一翻车重来的事故，引起两极评论，有的认为该等最后谢幕再重唱，也有认为必须当场找回，否则就落实了翻车事实，这对一位角儿来说，太亏了。 这两种看法，无所谓谁对谁错，但恰恰反映了京剧的审美。 唱腔原本就是为了抒发情绪，和剧情紧密包裹，无法切割，但京剧角儿和琴师太厉害了，每一段唱腔都编得动听极了（早期有许多腔是由主演或琴师自编），观众耳朵出油，进剧场未必看整体，常是专冲著几段唱来的，唱腔渐由剧情中游离出来，独自成为焦点，不同演员不同流派针对同一段唱又各有各的精采，看戏就是「看（听）角儿，看（听）流派」，十足的「演员中心」。而且观赏的焦点直接逼视角儿，甚至略过角儿饰演的剧中人。观众要看的是「梅兰芳的杨贵妃」，至于真实的杨贵妃该是何情态并不重要，京剧的审美是「人上有人」，所以一出《四郎探母》可以有4位四郎、3位公主，观众喜欢「分饰」，一张戏票同时看到许多名角听许多流派，戏迷不会在乎四郎为何突然变胖又变高，公主为何突然年轻了30岁。而新观众看到不断换人就会出戏，新观众多半以「整体剧场」的角度来看戏，剧情、人物、唱念做打应紧密包融，对於戏迷听一句好腔就疯狂叫好很不习惯，只会纳闷刚才嗓音明媚华丽的公主为何转身就变成幽咽低回，还是同一个剧中人吗？人物性格形象怎么可以不统一？ 「演员中心」与「整体剧场」是两种不同的审美态度。 演员中心不是简单的「演员好、戏才会好」，这太浮泛了，京剧的演员中心是「看戏就是看角儿、听流派」，早期京剧许多民间剧本不够严实，会流传下来全因好演员把无情无理之戏演出情趣，所以早期京剧的代表人物「前三杰、后三杰」都是演员、都是角儿，不像元杂剧的关马郑白，不像明传奇的汤显祖沈璟。角儿是一切，所以当京剧创新开始提倡导演制时，许多人反问：京剧干嘛要导演？ 这两种审美无所谓对错，「叫小番」得了倒彩当下找补回来
脑海里的旋律
用双脚来场断舍离：当行为艺术碰上大脑神经科学
今年走在日本四国遍路道上，好几次面临此生从未经历的挑战：50多天要走1200公里，平均一日步行约20多公里（4万多步），通常在连续走两、三小时后双脚会变得极度僵硬、全身疲惫不堪；这时候，说是用意志力撑著自己前进也不夸张。奇妙的是，身体固然累，精神却有无限向上提升的感觉！有几回我抬头看天空，太阳从云的缝隙间透射出神圣的光，脾气坏的我感到性灵受到洗净，开心得不得了。 「这大概是玛莉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所形容的『生理劳累转化为精神能量』吧。」每当走到虚累累、喘吁吁，抬头看到耶稣光的灵性时刻，我都会想到「行为艺术教母」在完成当代艺术史上空前绝后的计划《恋人》（The Lovers）所得到的体悟。 西元1983年，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艺术家玛莉娜．阿布拉莫维奇与她当时的德国艺术家伴侣乌雷（Ulay）提出一项计划，女子从万里长城的东端山海关出发，身穿象征「水」的蓝衣，往西前进，而男子则身穿象征「火」的红衣，从西边甘肃的嘉峪关戈壁沙漠的边缘一路东行，两人在没有彼此陪伴的状况下朝对方前进，直到在中点相遇并举行婚礼。 只不过，1980年代的中国政治环境与官方审查让整项计划拖了5年才得到批准，等待期间，两人关系已经出现裂痕，这对艺术家于是决定将这趟徒步旅程转化为爱情终点的见证。出发后，两人各自步行了2000多公里，费时约3个月，在中点见面的那刻，他们短暂拥抱、流下眼泪，并向对方挥手告别、彼此祝福，正式宣告两人长达10多年的情侣与合作关系终结。面对逝去的爱，没有争吵或怨恨，相遇时没有面红耳赤的争吵，而是优雅地接受关系已经结束的现实。这大概是我看过最和平慎重、最具有正能量的恋人分手了。 明知眼前即将面对的是一场情感海啸，结束刻骨铭心的关系会带来心理震荡，尤其在身体经历大规模能量消耗后，要怎么平心静气地面对？大脑神经科学界有许多关于步行能平缓情绪、减低压力的研究，近年来，更出现了「正念步行」（Mindful Walking），一词：所谓的正念步行就是在徒步的过程中放松身心，同时却不失去觉察和注意力；简单来说，就是徒步时带上自己（不胡思乱想）的脑袋，算得上是种动态的注意力练习。 哈佛大学「正念大脑研究室」长时间研究步行、冥想与瑜伽练习者在对抗情绪压力、人际关系以及处理恐惧时的
关于编剧的二三事
夜深无人的编剧书柜
偶尔你想烟火气重些，会重新翻翻作家李娟的散文《羊道》、《最大的宁静》、《记一忘二三》，瞧瞧北疆阿勒泰的牧民生活，然而你最好奇的还是李娟妈妈杂货店，到底都卖些什么商品。浏览大自然书柜专区常有风险，让你恍惚觉得自己明日就要直攻大霸尖山或嘉明湖，实际上你曾害羞地打手机给常登山的朋友问要不要一起去爬象山，他无情说那只是步道。
抵达终点左转
脸上的雪正在融化
谈韩江与济州四三2017年，一位作家朋友借宿我家，睡前随手拿起《素食者》阅读。隔日起床，她双眼睛晶亮地跟我说：「天啊，这本也太好看了吧！」我回说：「喔，那就送妳吧，我已经看完了。」 其实我平常不随便送书，除非是极度渴望分享，或是阅毕无感。当年与《素食者》的相遇属于后者。回想起来，真是有些潦草轻易。几年后韩江成了第一位诺贝尔奖的亚洲女性作家，也依然没重新搅动起什么。直到上个月出版社邀请我从「济州四三」来谈韩江。 用心的出版社行销S，为韩江刚出版的小说集《植物妻子》设计了系列讲座，分配好3位讲者的切入角度。必须诚实地说，收到来信提到济州四三，我才去google。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全副武装潜入韩江的世界，包含重读《素食者》。 重看之前，我先读了短篇〈植物妻子〉。我好奇，如果9年前先读到〈植物妻子〉会不会改变与我韩江的缘分？当女人最后真的成为一株植物时，我也忍不住发出那声赞叹。写得太好了吧！但同样概念的故事，为什么当年对《素食者》那么无感？ 《素食者》在讲述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因为恶梦而开始断绝肉食。故事分为3个章节，透过丈夫、姐夫以及姊姊的视角，目睹主角精神与肉身崩溃的过程。重读之后，很容易推断当年的阅读经验，是下意识的防备与抽离。里面男性视角的暴力过度直白、强烈，几乎无层次可言。故事的姐妹，都各自遭受婚内强暴，女性处境被构筑成没有出口的密室逃脱这些直观的难受体感在阅读过程慢慢转为一种愤怒：我为何要从这种可悲扁平的男性暴力视角，来重复进入、共情那些再熟悉不过的歪斜处境？而我也不认为作者的目的是要我们反向共情暴力，这样的作品能为遭受暴力的女人提供何种协助？又或者是一种消费？ 早期的〈植物妻子〉也是透过丈夫的视角，但少了相对的暴力描绘，更多是以冷漠、无视填补。因此当我回看《素食者》时将暴力当成故事的动力装置（而非现实折射），努力从自身复杂的情绪退出，终于看见另一种系统性「自我揭露」的局限与羞耻。〈植物妻子〉的女人最终真的成为植物，奇幻的隐喻留了几颗「果实」，尽管讽刺，却莫名残留延续与希望的余韵，但《素食者》却悬置在救护车里望出去的视野。触不到，被框住。 两篇姐妹作时隔多年，韩江的「绝望」似乎变得庞大又实在，呼应那段诺贝尔得奖感言：「世界何以如此残暴又使人痛苦？同时
硬凹
基本功
「我出站了！」 「那你往公园大道（Park Avenue）走来～」 「公园大道在哪边？」 「你往西边走就会碰到。」 「西边是哪边？」 与约会对象碰面后，我才学到，原来纽约地铁出口都有标示出街道名或方位东南西北。 「右边就是你吃饭的手那边。」小时候常常被这么教导著，这对左撇子来说从不受用，手手脚脚、这边那边，学舞过程中每个练习反正一定会两边都做，照著做久了，一切都是靠肌肉记忆以及数拍子来完成动作与路线，鲜少有需要亲口说出方向的时刻。直到大一的剧场技术实习课程中，「左舞台」与「右舞台」的辨认与沟通让自愿担任舞蹈系展演舞台监督的自己著实伤脑筋，我总是需要歪个肩膀转身把自己假想进舞者在台上的面向，先把想说的那一边手伸出去，再迅速感觉两只手掌的力气差别，提醒自己轻盈稍钝的不是吃饭那一边，方能沟通。 同样的方式也套用在开车上，眼观四方耳听八方的道理我都懂，但在那个没有自动导航的年代，我可以牢牢记住，到了哪个路口手要将方向盘往顺或逆时钟转，却无法在找路或指路时讲出自己正朝向东南西北。 「你看现在几点？」 我回答。 「你看现在太阳在哪里？」 我回答。 「那所以我们现在往哪边开？」 嗯，太阳运行我还是知道的。 「其实答案都在生活中，稍微多留意一点就能想通。」 我还记得在国道1号上，前男友被橘红色夕阳映照的侧脸。某天塞车时他指著前方问道。 「你看到了什么？」 我回答。 「还有呢？」 我回答。 「还有呢？」 我们不再说话。 除了肌肉记忆之外，舞者在台上会用尽一切手段来帮助自己定位，为了配合进剧场才会遇到的灯光，或与排练时不太一样的道具布景位置，以及编舞者力求完美的临时更动，两旁的翼幕、灯架、音响设备、昏暗观众席的走道、栏杆、门、地板上的胶带甚至刮痕都会成为我们的依据。随著作品的巡演次数增加，每个剧场大小深度决定了今天灯光刺不刺眼、道具的摆放角度横竖、多一步还是少一步再起跳，我总是享受著迅速与陌生舞台熟识当自己家的感觉，也享受著在接受掌声
关于编剧的二三事
造梦者小队，写在动画短片《螳螂》之后
在动画剧本里，编剧的书写有时会更像小说，细致的大量细节，从场景、人物动作，甚至面部表情都会关注到。因为相较真人电影，在拍摄现场会有导演和演员一起发展出更多细节，故而剧本会有更多留白空间，当动画剧本交付给分镜师或导演接手，一切的形成会直接落于纸上，因此编剧准备的诸多素材，都会成为团队手中蓝图，刺激著想像与画面诞生。
宇航的戏曲手记
师徒的双向奔赴
作为艺术观已经成熟的我来讲，可以把老师聊到姜派艺术的每一句话都奉为圭臬，但也不一定意味著我接受师父所有的艺术观点。老师有时跟我说，你的昆曲已经很好了，可以先放放，要全力把姜派继承好。继承姜派我努力并深刻认同，但劝我以暂时放下昆曲为代价，也是万不能苟同的，师徒之间所思所想角度不同必然形成艺术观的认知落差。
人间父子
提笔写字，一切慢慢说
真：小时候有两件事情我重复说过很多次影响我后来的人生选择。第一件，是念报纸给邻居听；第二，则是替邻居写信。 那个年代，我真的写过好多信，甚至到金门当兵的时候也替人写过情书。当然，信也收过很多，只是后来移防时很难带回台湾，多半都在当地烧掉了。后来的工作，也都是在写字，记得当初买下第一间房，你阿嬷蹲在你面前跟你说：「这间厝，是你老爸一字一字写出来的唷。」当时你才1岁吧？ 谦：自我有记忆以来，看你拿笔写字的时刻好像都是在写剧本，当时不是很理解，写那些东西为什么都不是很开心的样子？脸好臭。长大才知道，谁写剧本会开心啊（笑）。 我们这个年代，相对又更少拿笔写字了。不过，国、高中传纸条的记忆蛮鲜明的。会写在各式各样的纸上，从德德小品集里面买的信纸啊、考卷的背面啦说也奇怪，那些纸条我竟然到现在都还留著？也不是说真的写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只是当时很怕传纸条被抓到，所以看完以后我就把它丢到我的眼镜盒，带回家集合成一大堆，也没想过要丢。那大概是我「拿笔写字」最频繁的时光吧？大学以后拥有第一台笔电，就开始用MSN那类通讯软体了。 真：你这让我想起，有次你用我的电脑登入MSN，离开后忘了登出。我后来打开电脑，才刚上线，就一堆人找你，出现：「鸟谦、鸟谦」这种呼唤你的字样。我一个一个回应：「我是鸟爸、我是鸟爸。」整个晚上光搞这个讯息，其他事情都没办法做，累死人了。 像是这种通讯软体，跟写信真的很不一样。写信是一种非常情感性的抒发。同样的一件事情，在同一天内写给两个人，你的心情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每一次提笔，都是全神贯注地状态。甚至是，寄出去后、等待回信的过程，感觉天天充满希望。 谦：写信的专注，跟盼望回信时的等待，之于现代，是一种奢侈品欸。可能是因为这样，我现在看到手写信都会特别留意，好像一个情感饱满的人愿意找麻烦的事情来做，你会知道他的出发点不太一样。 真：像是有些人
书信体
语言最初
YC， 在教写作的工作坊里，我常常提及，2004年8月31日，从吉隆坡飞来台北读研究所，对我30岁之后的创作是个重要的转变契机。3000公里的距离，不仅是地理环境的位移，更是身心深切感受到的差距，仿佛有个内在意识需要随著认知流转重新锚定。尽管身处的都是使用中文的环境，但在台北生活的前些年，自己也切切实实历经一番风土人情的洗炼。那种差异幽微地渗透在许多日常的互动里，甚而体现在言词的表达上面。其后，做了两部作品，《七种静默：忿怒》和《死亡纪事》，演出结束后陆续收到不少回馈，其中最显著的，竟是关乎语言的运用方式。于是我继续追问，不都是「中文」吗？差异在哪？有朋友说，「语感的拿捏、词汇使用的逻辑，还有多语切换的方式，有种新奇的音乐感。」 我瞬间理解，跟著自己位移的不只是生活的尺度，还包括了语言。那些原本习以为常的口气、词汇，在另一座时空里，突然变得可听、可感。3000公里的距离，让透明的部分具体浮现，让我重新感知了「语言」。 跟著自己开始爬梳，学习语言的路径。像我这辈成长于1970至1980年代的学子，面临著大马华社如火如荼推动「讲华语运动」，彼时彼刻，为了凝聚各地不同籍贯的华人能够用同一种语言沟通，而不是他说福建话、你讲广东话，语言隔阂造成了族群无法团结在此境共同奋斗，「华语」负重致远，推举为当地华社主要语言，「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口号穿云裂石，邻近的新加坡甚至提出「请讲华语，儿女的前途，操在您手里」。于是，在华文小学使用地方语言如潮州话、福建话会被罚款，记得自己刚开始也贡献了不少罚金。回到家里，就鼓励父母改用华语和子女沟通。语言政策的理想面落实到日常，现实情况是，我正如班上其他同学，在课堂讨论会说华语，私底下聊天我们偷用方言，回家也是如此，父母努力用华语和我们聊天，但毕竟他们以前在故乡时，多半只读到小学就得辍学，帮补生计，找不到合适的语汇时就改用熟悉的方言，「等下你出去帮我『打包』（dabao）（广东话，外带之意）鸡饭。」；「今天没事做，很『闲』（sien）（福建话，烦闷之意）。」我们就是在如此「掺掺」（cham cham）一半一半的环境中长大，一半一半地吸收跟理解，一半一半地运用跟言说。 有意思的是，我的小学阶段正巧碰上马中建交，
路边的日本人
To be or not to be？助我寻找人生方向的两个好日子！
在这份愿望清单中，令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成为作曲家」这一条。当时大部分的人都把我视为编曲家，而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编曲这份工作，但在2016年的7月这一天，我把「成为作曲家」加进了我的愿望清单中，隔年还在上面记录了实现过程中的阶段性进展。当有一天从旁人的介绍其中听到「作曲家」3个字时，让我再次肯定这份清单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
脑海里的旋律
征服世界的偶戏艺术与大脑的生命幻觉
去年夏天，当工作告一段落，朋友约我到义大利极东边境度假，来趟轻松却有深度的小旅行。那是旅人很少到达的地方，但这里风景美、食物好吃，而且文化底蕴丰厚。朋友说，她想带我体验当地很特别的表演艺术，而且是我从来没看过的形式。朋友在旅行和生活方面与我气味相投，没多问就决定跟著走。 我们来到北义弗留利地区的小城奇维达（Cividale del Friuli），朋友告诉我，这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城镇出了20世纪国际表艺圈的大名人，在无法频繁搭飞机跨国旅行的年代，这位表演艺术家早已带领团员展开国际巡演，所到之处吸引大批粉丝，连音乐大师斯特拉温斯基、电影制作人华特．迪士尼、喜剧大师卓别林、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作曲家德布西都为之疯狂。 是谁这么厉害？朋友成功地勾起我巨大的好奇。聊著聊著，我们抵达位在奇维达城市中心的「偶戏博物馆」， 这里是义大利国家级重要文化资产，朋友告诉我，这座博物馆以灵魂人物波德雷卡（Podrecca）命名。进门前，我突然联想到斯特拉温斯基有出很可爱的芭蕾舞剧《波得洛希卡》（Petrushka），难道两者有历史渊源？博物馆负责人带著我们参观，透过他的讲解，我的眼界和脑洞同时大敞开。 这座博物馆的灵魂人物是维多．波德雷卡（Vittorio Podrecca）。西元1883年，他出生在弗留利地区的小城奇维达，用一生之力和惊人的热情，把自己的小心愿发展成大事业，让「提线木偶」（marionettes）这门古老艺术变成国际级现象。1914年，波德雷卡在罗马创立「小人偶剧院」（Teatro dei Piccoli），演出童话、歌剧、芭蕾、喜剧节目与综艺表演，最关键的创意就是让木偶的动作与音乐紧密结合。波德雷卡认为移动戏偶的绳线就像五线谱，整场表演如同演奏谱上的音符，是精准又充满和谐的表现；另外，音乐不只是伴奏，而是演出不可缺少的关键。 「小人偶剧院」最有名的戏码正是用提线木偶演出斯特拉温斯基的《波得洛希卡》和《火鸟》等经典俄国芭蕾舞剧。在没有真人演员的微型舞台上，波德雷卡将线绳控偶的特技发展到炉火纯青，完美再现俄国芭蕾舞者复杂又精巧的肢体动作。斯特拉温斯基曾经在罗马欣赏波德雷卡的偶戏表演，演出后，作曲家大受震惊，发现波德雷卡与他的操偶师拥有惊人天赋，能将音乐节奏百分之百转化为机械肢体语言。 我从
抵达终点左转
为何迷恋（女性）真实？
自从2023年出版《女二》之后，我就一直持续摸索著那条虚构与真实的「边界」。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一条浮动的线条，还是一种缩放的空间结构，唯一能确定的是「那里」会不断发散著微微的电波，刺激著我朦胧不清的视线，以及困惑混杂的注意力。 这几年几乎每一个创作案，都反复折返虚实的核心。尤其是AI的出现，让这条边界变得更加难以辨识，甚至开始松动其原本的判准。当语言、影像与叙事可以被快速生成与重组，「经验」本身似乎也逐渐失去其不可替代性。每次写著企划书，洋洋洒洒的创作动机与灵感来源其实都在回扣自己一直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我对「虚实」那么纠结？而那纠结里充斥的敏感甚至变成一种过敏，其中的关注、兴趣也慢慢炼化成了焦虑。这是为什么？ 直到我在《当AI取得话语权，人类还剩下什么？》书里读到对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提出对极权主义的讨论：「极权政权的理想对象，就是那些心中再也不存在真相与虚构、真实与错误之别的人。」这段话突然让我站上一个全新的视角：虚实是政治性的。「虚构」不仅止于文学戏剧创作的手段，还能借由提供错误资讯而进行操控资讯的再制与加工能包装成故事，但源头素材可能以假乱真，制造了效果冲高流量，于是「权力」在过程中默默地移转这不就是此刻乱象生成的网路世界吗？ 有趣的是，我一开始探索的起手式，是想回归关注「虚构」的本质与技术，不愿一昧向真实倾倒。问题是：为什么作品根据「真实经验」会成为一种卖点？为什么「来自真实经验」会成为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为何特别频繁地附著在女性创作之上？尤其在文学、电影的范畴里。但此刻我想先撇开女性经验、阴性书写的范畴，我绝对认同女性经验是值得书写，也确实该从阳性主流叙事中夺回自主权，我想深入谈的，是文化里对于真实的迷恋倾向，尤其女性经验的真实。 在埃米莉．布特尔（Emily Bootle）对当代「迷恋真实」的分析中（《我们为何迷恋真实》This is Not Who I Am：Our Authenticity Obsession）看见一条清晰的轨迹：从传统名人形象的建构，到自媒体时代对「做自己」的强迫表演，「给人一种在扮演自己，而不是做自己的感觉」。真实不再是一种内在状态，而是一种需要被持续产出与维护的效果。个体必须不断地
关於戏剧的五四三
你以为跟其实是
你以为：创作或表演做了十几年，一切会变得驾轻就熟，速度会愈来愈快，有了方法一切都会驶入轨道。 其实是：每一次都像第一次这么困难，因为都是全新的事物、全新的角色，思考谨慎了，速度会愈来愈慢。 你以为：等到你被肯定了，未来每个项目都找得到钱，可以在资源充沛下做事。 其实是：钱永远不够，创作者必须要会省钱省时间。连诺兰（Christopher Nolan）都会省钱。 你以为：拍片比做剧场更多资源一定不会那么紧迫。 其实是：很容易因为天气一个景就毁了，每天风吹日晒雨淋、跟时间赛跑，都是辛苦的劳工。 你以为：跟外国大制作公司碰面都在聊钱聊酒聊明星聊私人喷射机。 其实是：故事、故事、故事、故事、制作、制作、制作。 你以为：好莱坞都在亿来亿去，过著纸醉金迷的生活。 其实是：如何抢到最有创意的那个剧本，打造下一个小兵立大功的恐怖电影，并且努力让自己的单位不要被裁掉。 你以为：作品能大卖一定就是有算过市场跟观众喜好。 其实是：需要导演╱创作者本人喜爱的东西刚好就是会大卖的东西，才有可能，人难以去做自己完全不喜欢的东西。 你以为：拍戏选角就像小时候有钱的亲戚去关说，拜托议员让自己的小孩去念贵族私中，有钱有势的演艺圈大佬透过关说塞自己的人进去，还会如同一般人的刻板印象，倒红酒互敬跟捻须微笑。 其实是：没有这种事，会综合参考许多要素，适合度、知名度跟特质魅力。 你以为：当导演当幕后跑宣传一定就是为了流量跟曝光。 其实是：因为幕后不需要妆发费用，省钱。 你以为：当你变成一个大人之后不会像小时候受到这么多资源或条件限制，可以自由自在。 其实是：愈来愈多不可控的事情以及更复杂的事情。 你以为：一拿到什么案子就要敲锣打鼓公布，每一步都要诏告天下。 其实是：不到成案的那一刻绝不让人知道，愈低调愈好。 你以为：只要拿过奖就可以尽情展现个人风格。 其实是：并没有。 你以为：已经完稿了就没有编剧的事了。 其实是：因应现实条件调整的稿，因应
说戏
万物有灵 谁为主宰〜〜从「与文化思潮对话的京剧团」说起
上篇专栏最后提到《胭脂赤兔》的制作与「去人类中心」有关，指的是什么呢？要从我想打造一个不一样的京剧团理念谈起。 一般「正常」的京剧团，面对的是原就懂戏爱戏的观众，规划戏码时，除了要与名角沟通之外，还需思考文戏武戏交替，脚色行当轮流，前一出若是西皮，第二出就选二黄，还要避免流派重复。而我一到国光剧团服务，就想突破这些专业、却也是同温层的思考，希望京剧演员能以一身傲人的功夫，与当代文化思潮对话。 我为什么不按常规？坦白说，一开始是为了扬长避短。 国光演员虽然都很优秀，但人数很少，无法和中国大陆剧团相比，我初到国光剧团时，大陆团来台频繁，我每天紧紧张张想应对之策，后来乾脆另辟蹊径，积极打造一个以唱念作打动态表演呈现文学文化的团队。一开始新编《王有道休妻》时便是如此，那时女性意识早已高涨，性别研究不仅是学界显学，更是整个社会的关注，京剧却有很多老戏出自男性观点，乾旦塑造的是男性理想中的女性，就像被王有道无端休弃的妻子，再伤心也要端庄典雅，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敢于追逐生命自由的女性，往往被归入负面。 为了呼应当代之所关注，我在国光剧团前几部新戏都可说是女性心理剧，而「清宫三部曲」看似阳刚豪迈，却突破历史剧范畴，仍以潜入内心为追求。王德威就指出，位极人臣的鳌拜，顾盼自雄之际，陡然发觉身不由己的苍凉，正邪对立中的负面主角，竟逼近悲剧人物的高度，王德威于〈一个康熙 各自表述〉一文中比较天津京剧院王平约莫同时的康熙新戏，写出国光由消极扬长避短开始，一步一步精心打造京剧新美学。（注） 到了《狐仙故事》，雪君以玲珑剔透心思，写出了「非人类」的观点，以奇幻为名，开拓新视野。 最初我是对《青石山》关圣帝君与狐的关系有兴趣，委请雪君编剧，雪君写出了人与狐不同的生命，历经三世情爱，最后面对的却是人狐不同的生命长度。这戏突破的不仅是性别，更是物种，戏曲学者陈芳英就曾感性地说道，这样的新观点，让她对戏曲的未来还抱有希望。 而我的青石山念想未曾放弃，《关公在剧场
延长音
一场晚祷后的省思（下）
说到布拉姆斯钢琴五重奏，就在葡萄牙评审之前，我跟著国家交响乐团室内乐编制到美国巡演。一开始，我心里其实有一点失望。为什么不是布拉姆斯钢琴五重奏？不是舒曼钢琴五重奏？而是委托创作、萧泰然，以及台湾原住民古谣？直到一场一场演出结束，及纽约场的两篇乐评，不禁令我愈来愈佩服当初曲目设计的初衷。《纽约古典评论》（New York Classical Review）提及，今天的台湾，正透过当地文化，重新思考自己的音乐语言，钢琴家「于各个音域都展现出令人赞赏的触键变化，不论于歌唱性的旋律，或只是乐句间的插曲（a wonderful variety of touch in all registers, whether singing out a theme or just dropping in a comment）。」在洛杉矶场的演出后许多美国听众大受感动，而在凤凰城的演出更是几乎全场起立致敬，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世界并不需要另一个演奏布拉姆斯的音乐会，世界需要的是：只有台湾才能带来的声音。或许，最大的创新，不是写出新的东西。而是开始相信：自己的文化，值得被世界听见。 旅程途中，来到了西班牙瓦伦西亚。在教学的同时听到另一位佛朗明哥钢琴家讲解佛朗明哥特有的节奏循环与重音系统（comps），真是令我大开眼界。佛朗明哥有数十种主要曲种（palos），每一种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节奏循环与重音配置。例如其中一种，我们数2 1 2 | 3 4 5 | 6 7 | 8 9 | 10 1 重音却可以落在2 1 ② | 3 4 ⑤ | 6 ⑦ | 8 ⑨ | 10 ① 或其他地方。 第一次接触的人，往往连拍子都抓不到。可是，真正令人著迷的，不是它有多难。而是，在这样近乎严苛的节奏里，所有的一切，却听起来如此自由。钢琴家并没有照著乐谱，把一切演奏得整整齐齐。相反地，他像是在说话。一句接著一句。一句回答另一句。一句又被下一句打断。旋律时而像歌唱，时而像呐喊。每一个装饰音，每一个停顿，都像是临场诞生。如果只用耳朵听，你几乎会以为，一切都是即兴。然而，真正的即兴，并不是没有规则。而是建立在对规则极深的理解之上。更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和声世界：教会调式的古老色彩，融合了爵士及流行的延伸和弦，时而回到古典的和声思维。几百年的音乐语言，在同一首作品里彼此对话。没有任何一种
延长音
一场晚祷后的省思（上）
再访巴黎圣母院，原本只是旅程中的一个下午。没想到，一场晚祷，却成了我这趟欧洲之行最难忘的一堂音乐课。原本只是想安静坐下，感受这座历经八百多年岁月的教堂，但随著管风琴悠然响起，我跟著人群坐下，参与这场未预期的圣礼。 一位志工递给我一张晚祷单。歌词先是拉丁文，再是法文；标题写著「Premires vpres du Dimanche」（主日前夕晚祷）。最令我意外的是，同一张纸上，同时印著我们熟悉的五线谱，以及葛雷果圣歌沿用了上千年的方形纽码谱（neume）。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一千年的西方音乐史，就这样安静地摊开在一张 A4 纸上。它没有我们熟悉的小节线，也没有明确的节拍。如果今天把这张纸交给音乐系学生，恐怕大多数不知道该如何唱。然而，真正令我惊讶的，并不是这张乐谱。
宇航的戏曲手记
艺术的特色从「不服从」延伸
侯永奎老先生曾解惑道：闯下大祸的林冲投奔梁山时选择暗夜赶路，唯恐被人识破他的行踪，故而特别乔装改扮，把体现身分特征的倒缨盔换成罗帽，把厚底换成薄底，全然抹去过往的禁军教头的形象，一介武夫打扮。换了一个扮相，就连动到一系列的艺术改良
人间父子
冲动的后悔 vs. 悔恨的遗憾
谦：我这辈子做过最冲动的事，大概就是去念戏剧系了。 与其说是冲动，不如说是当下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高中的升学压力很大，我知道自己的成绩不够好，刚好台大戏剧系正开始举办申请入学，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所以那时候我没跟家里人商量，默默准备，在多元入学还不盛行的年代，于学校里显得特立独行。仔细想想，那真是一次放手一搏。 真：谈到放手一搏，我当初决定到中影上班，也是这种感觉。以前在医院工作嘛，本来在住院处做批价，后来调到图书馆。读夜间部到大四的时候，开始写剧本，就被人家找去中影帮忙。后来，当中影正式开口找我进去上班时，我就下定决心离开医院。 坦白说，当时身边所有人都劝我不要去，连我爸妈都很反对。因为那时候中影是党国体制，朋友还亏我说去了那里就变成国民党养的打手。但我心想，反正再过一年就要毕业了，我念会计，以后迟早要去银行，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医院，既然如此，我何不用这一年的时间去中影闯闯看？要是不喜欢，反正本来就要离开。 结果咧？进去的第一天我就后悔了（笑）。 那天总经理面试我，问我是不是党员，后来公司还大费周章去调我的党籍资料，非常麻烦。而且中影当时的薪水很低，比我在医院时还少。天天在怀疑自己的决定到底对不对？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决定虽然很冲动，但也还好。因为冲动做出了选择，人生就会走出一条新的路。我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专职写剧本的不过比较不好意思的是，我后来得过的金马奖，没有一座是帮中影拍的。 在最坏的打算里，做出心甘情愿的选择 谦：我记得刚出社会的时候跟你聊过，你说当面对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时刻，你的习惯是「先把最坏的状况想好」。 真：就是这样啊！你大概忘记了，你当年考大学时，有位老师打给我，说你再拼一下说不定可以上台大外文系，叫你不要去念戏剧系。但我当时就想跟你说，如果进了大学，发现戏剧系跟你想像的不一样，大不了转系嘛？这就是最坏的打算啊。延毕没有关系，但不要白读。 我之前跟一个医生聊天，他也是从小被家里逼著读书。我们以前医科和农科
硬凹
写在2026年美国舞蹈节巡演后三天
飞机落地的那天，比尔．提．琼斯舞团当晚演出两支舞码，《Continuous Replay》以及《Story/》，都是我过去在前公司中演出多年、到现在依旧记得体感心跳的作品。过去一年，前公司经历了些变动，与我同期的好同事 V 成了现任的排练指导，演出后我们从餐厅聊回饭店酒吧再坐去深夜游泳池边，分享彼此的生活近况与工作甘苦。 《Story/》 的原创就是在我们这批舞者身上做出来的，V 提到现任舞者在排练期间，其中一个我跳的段落中，他们怎么跳都不对味，当时我与舞伴跳著同样的舞步，我启动、舞伴追赶在后与我有著快慢不一的时间差（在台湾的舞蹈圈可能会用「卡农」来大致形容，取自那高级西餐厅必奏巴洛克名曲「卡农」的曲式，但我们没有固定规律的相间节拍），印象中不过是一分钟左右的舞句，怎么可能会困难？我听到时也疑惑著 「我后来反复看著纪录影片，突然回忆起，你跟 Bella 根本就是把你们平常私底下的竞争状态放在这段舞蹈中，我发誓这段会产生的原因一定是本来安排你跳，但她不离场而在旁边突然跳起来，最后就这么变成了双人舞，于是我与这些年轻舞者们叙述起当年你们俩人之间当年台上台下是多么咬著彼此不放，结果老板比尔在旁边偷听到时惊讶不已，他毫不知情。」V 顺便陪我翻了个白眼。 其实我对那个段落的记忆只剩下自己享受于每次可以任意掌握跳舞节奏、与 Bella 相视对笑以及结尾动作精准压到音乐重拍的爽感。 《Continuous Replay》是一支舞者们从全裸到穿上黑色服装，再逐渐转为全白的作品，有一位名为「时钟」（clock）的角色则是从头至尾不下台地全裸到最后，负责掌控所有动作的节奏，提供其他舞者作为即兴发挥的时间依据，老板首先选定一位男同事之后几天，Bella 成为舞团史上第一位由生理女性扮演的 clock。在频繁四处巡演的行程中我们难得地接到商业表演，要在某位知名时尚设计师的募款餐会中演出这个作品，这次没有全裸，演出前某天我们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在一大片衣海中一件件搭配出整场演出内每个人该更换的3、4套服装，除了Bella 之外。 正式演出总是会出现平常排练时意想不到的状况，有些衣服太时尚太不如平时穿衣逻辑，
路边的日本人
在追求高效率的时代中，我们更应珍视「看似无用的过程」的价值
现今是一个只需按下一个键，就能瞬间得到「美丽完成品」的高效率时代，所以我反而更想刻意绕远路，透过那些乍看之下毫无效率、甚至有些浪费的过程，把记忆深深刻进自己的五感之中。因为我相信唯有这样缓慢累积的经验，才能孕育出只有我才能创造的音乐，以及属于我的「美感」。
那些女子那些戏
那位让我尝到相信滋味的第10号女子
我后来好几次在排戏的时候，虽然麻布袋是在还没上场前我自己套上的，是其他演员帮我把手上的绳子轻轻地绕在我的手腕上，让我自己抓住的，虽然这些与剧中「被凶恶的匪徒捆绑」的状况相差甚远，但我在袋子里常常是吓到哭出来的程度。 你会活出你相信的。
关於戏剧的五四三
一个字都不能改吗？
一日跟友人相聚吃吃喝喝，友人问我，剧本是否一个字都不能改。 这个问题颇让人疑惑，一个字都不能改这种想法，从未出现在我任何一次工作中，相反的排练中我很常改剧本，以戏好看为主，而且每个导演、演员有他对角色的想像跟理解，这个想像跟理解来自于创作过程中，编导演激荡出对于角色的理解，演出可说是一段编导与剧本共舞的过程，最好的编剧视角是在排练时站在观众的角度看这段演出，而不是拿著舞谱要演员每一个动作都完全复制。 但哪边是可以改，哪边改了会伤筋动骨？ 「你就是会知道。」 一个字都不能改的想法，或许来自于把剧本当成文学作品，但比起字斟句酌的用字，剧本更像是｢在特定的时间跟空间中一连串付出代价的因果律」，有一个或数个所有人都必定在此处交织的空间，角色有一个外在目标，因为这个目标产生种种阻碍，最后克服阻碍、付出代价实现外在目标时才发现自己的内在目标，以棒球比赛打比方，剧本等于是棒球规则，3好球出局、4坏保送、3人出局攻守交换，打满9局，投球出去之前要捕手跟投手之间打暗号取得共识，这个时间逻辑跟因果关系的组成让棒球赛成为独特且需要团队合作、以3这个数字为核心构成扣人心弦的时刻（3好球、3人满垒、3人出局攻守交换、先发9人打满9局等等）但不一定每一场球赛都精采，要看个别的球员（演员）、总教练（导演），是以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如同比赛规则的因果律，至于一个改一个字两个字，这就好比争执球员的头发，或衣服上赞助厂商要绣英文还中文，枝微末节，除非这个改动改变了任何比赛的规则，比方说传球时垒上跑者「身体的一部分接触垒包即安全上垒」，变成「两只脚站在垒包才算上垒」，这种严重改变比赛方式的改动，才是真正编剧要谨慎思考、影响骨架的改动，若否，应该让球员跟教练在最能极大化发挥战力的状况下比赛，才是一场好球赛。 至于演出长度限制而做的修改，就像是成棒变成少棒，9局变7局，本质不变下即可。 角色成为传达特定立场的工具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经典随笔《被背叛的遗嘱》中提到「悬置道德审判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是它的道德」。 为什么要花一段时间看完一个作品，得到跟看一篇社群文一样的观点？ 脆（threads）化的戏让作品也跟著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