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洪堡进行中」（Humboldting!）是柏林当红博物馆「洪堡论坛」（Humboldt Forum）（注1）于2021年开始进行的5年计划，配合柏林当地中学的学校行程，每半年邀请一组艺术家或团队来和同一群30位中学生合作进行创造性艺术活动，在每年2月与6月底前后公开呈现。此计划由洪堡论坛节目与活动部门发起，该部门策展人尼克尔（Julia Nickel）邀请曾来台展演的「哺乳动物潜水反射反应」剧团（Mammalian Diving Reflex）艺术暨研究总监多奈尔（Darren ODonnell）与长期合作伙伴澳洲独立制作人佛莱明（Alice Fleming）策划，期盼使这群家庭成员尚未成为定期博物馆参观者、来自多元背景的青少年，能因参与这个计划让他们与家人可以长期地与博物馆产生对话与连结。 这个计划概念受到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对美洲进行5年考察的启发，相当程度地实践洪堡论坛的精神：作为论坛开启对话，深化连结，以开放动态的方式，形成新的知识系统，期盼为柏林注入新能量。如台湾策展人耿一伟在《报导者》文章（注2）中所述，位于博物馆岛的洪堡论坛在面对移民大量涌入的这个大都会，如何让青年世代也能在这里看到属于他们祖先的文化，回应作为当代国际城市的多族群现况，是该博物馆今日的重要使命。「洪堡进行中」不仅希望让这群「青年研究员」进入博物馆作为「艺术家」参与创作发展，也借由表演艺术的高互动性，邀请其亲友进入博物馆，发挥「涟漪效应」，扩散计划影响力。

实际探访「洪堡进行中」时，学生们私下聊天表示，比起其他课程，他们很开心在这堂课上自己的意见较受到重视，不论是老师或其他艺术家都相对愿意倾听他们的想法。从活动参与过程也可以看出部分学生积极提出自己的想法，大部分也相当热中于动手DIY的活动。但有部分学生则可能是因为青春期的害羞，或是对媒介的不熟悉等，比如挑选派对音乐，并不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体验过的活动，艺术家需要学生参与时，就相对需要更多的鼓励和引导。 仅管团队野心勃勃，然而新建立的大型场馆和正值叛逆期的青少年，同样具挑战性。拥有丰沛资源人力的同时，洪堡论坛也是一个组织结构繁复的大型机器，如同其他德国文化体制，过度庞大而难以保有弹性。例如技术部门因为需要提早安排资源和人力，常在艺术家团队还在和学生发展的过程中就必须确认技术需求，导致有些决定必须在学生参与前决定，有时也会引发学生的小小反弹。如2023年7月进行展演的「撼动计划」，在场馆的4个空间展出不同「氛围」（vibes）的装置展演，探索青少年眼中洪堡论坛所缺乏的氛围。其中在2楼工作坊教室展出、已确认成为永久馆藏的胶带艺术，在创作初期由于是空间设计决定使用的材料，其中一名学生反应「虽然很有趣，但还是希望可以先获得我们的同意。」不论是场馆体制或青少年的意志，都考验著受邀艺术家团队的能力和经验值。

创作始于绘画的许家维，自2008年发表《和平岛的故事》这部约13分钟的录像作品之后，彷如落入历史的漩涡，在迄今发表的数十件创作中，他以和台湾相关的历史为叙事主干，再透过传统表演艺术、当代声响、饶舌歌曲等元素的交织与激荡，开启历史想像的不同视角，而这样的影像特性，也为他赢得2024年荷兰「Eye艺术与电影奖」（Eye Art Film Prize），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台湾艺术家。 近来，许家维除了忙著筹拍2025年将发表的新作「水下考古虚拟实境展演」（名称暂定）（编按），还同时准备今年10月在台北画廊的个展事宜，至于已完成的作品，如：《在圣堂里的一场演出》甫于「2024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播映；2012年于滇缅边境拍摄的「回莫村计划」三部曲以及2023年泰国双年展参展作品《一位来自金三角的演员》远赴德国汉堡美术馆参展；此外，他和艺术家张硕尹、郑先喻合作的《等晶播种》（2021）、《浪涛之下亦有皇都》（2023，与日本山口媒体艺术中心共创）也于凤甲美术馆呈现这些作品，将不被外界熟知或忽视的历史碎片，经由挖掘、拾回，放进当代艺术创作之中，因而能跨越时空、地域，不断地被看见。

「和传统表演艺术合作，就是需要他们演出既有的内容，而不是创新的文本。我只要设定好舞台环境，一旦改变演出的语境，表演自然会产生变化。」许家维自我比喻像DJ、而不是指导演员的导演，「我的工作是让既有的不同元素在设定好的场景中交汇，因此，我的创作不是起承转合的单一叙事，而是网状的交织。」 镜外场景打破历史幻象 《神灵的书写》片中，可见许家维在摄影棚亲自向铁甲元帅解释创作概念和执行过程，往后，许家维常于作品中带入拍摄现场的画面，他本人也经常出现在片中，像导演、又像演员。他将电影「镜外场景」（hors-champ）的手法带入，成为影像叙事的一部分，貌似增添表演性，却又吊诡地像观赏舞台剧演出时，因为导演的介入，对表演造成扰动或产生叙事上的断裂，虚构的舞台场域瞬间被拉回现实。 诸如此类的手法，像是在《回莫村》（2012）、《废墟情报局》（2015）可见担任旁白的牧师和在现场掌镜、收音的育幼院少年团队；《在圣堂里的一场演出》看到许家维在片中与考古学家、作曲家和工作团队讨论的过程等。 拍出一部影片不是许家维创作的目的，「整个过程才是重点，我把它当成一个事件，拍摄只是事件的一环。」因此，在他作品中可看到3个时空层次：一是过去的事件，二是当事人在片中讲述事件的当下，三是观众看到作品时的未来时空。 「我不是要呈现历史究竟是怎样，反而更在意的是，我们是用什么方法在想像事情？裸露拍摄的过程便是呈现一种想像事情的方法。」这样的概念近似于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史诗剧场的「疏离化」，借由让观众看到背后结构的裸露来打破幻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或诠释，书写也有它的选择：哪些要保留、什么要剔除，我只是把这些隐藏在背后的结构掀开来，对主流进行提问。」

全球唯一将总部置放在台湾的国际组织 OISTAT（Th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cenographers, Theatre Architects and Technicians，国际舞台美术家剧场建筑师暨剧场技术师组织），于2024年8月底，假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办理与台湾文化部又一次的总部续留签约典礼，这是自2006年OISTAT将秘书处迁移来台后（注），第3次的合约展延，预计将持续与台湾深化缘分至2030年。 我们有幸于典礼后，与来自台湾、已在任8年的执行长魏琬容进行专访，谈谈总部在台湾对于组织与在地人文的双向影响，以及台湾作为国际组织总部的竞争力与未来性在何方？ 为什么是台湾？ OISTAT作为一个56岁的老字号国际组织，拥有全球3万多名会员、遍布50多个国家，西元2000年前后，组织希望拓展触角至亚洲，正努力寻觅合适设立秘书处的亚洲城市，适逢当时台湾执政单位积极想以台湾之名走向国际视野，于外交方面释出不小的善意。于是在台湾的剧场人士热心来回奔走，文建会也愿意挹注资源的条件下，终于在2006年将OISTAT秘书处迎来台湾台北，并在2011年将秘书处升格为总部（Headquarters），让台湾在组织内的行政与决策面上发挥更坚实的影响力。 19年来，台湾作为总部并非没有竞争对手。魏琬容分享，5年前当合约到期时，曾有德国与中东国家表态争取，但在考量组织运行的稳定性、台湾公部门的鼎力支持与过往成绩，以及她于会议里主张台湾应有的「优先续约权」获认同，终得以让总部续留台湾。 台湾的优势在哪里？除了有世界闻名的专业与灵活兼备的优秀剧场技术人才、不容小觑的设计实力，以及普遍的双语能力外，魏琬容多年来观察，作为年轻的民主国家，台湾人民在选举与政治方面的敏感度相较许多民主行之有年的国家来得高。以组织内部的投票设计为例，OISTAT在会员上分成3种：OISTAT 各国家的官方中心会员（Center Member）、各级学校机关单位准会员（Associate Member）及个人会员，前两种会员拥有投票权，官方中心会员一国一票，而准会员有鉴于比例平等原则，单一国家内的准会员票数，会以其国内

国际剧场组织OISTAT（Th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cenographers, Theatre Architects and Technicians，国际舞台美术家剧场建筑师暨剧场技术师组织）今年（2024）8月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迎来与台湾文化部的第3次总部续留续约，并且搭著嘉宾云集的盛会，举办「明日的剧场设计永续剧场国际论坛」。论坛分为「专业篇」与「大众篇」两部分，「大众篇」以〈我与剧场设计的距离〉、〈声之旅：声音设计形塑的剧场体验〉、〈生态创造力：澳洲的永续表演设计〉、〈从灯光设计落实多元与平权〉、〈永续解方：生态服装设计〉与〈明日剧场：剧场设计、技术与建筑的未来趋势 〉6大部分进行分享，邀请国际专业人士，透过实例分享与问答环节，让永续议题在国际场域里能获得更多元的关注与讨论。 设计就是讯息的传递 6场论坛虽然专业各异，但最大的共识在于，艺术虽然并非主要碳排祸首，但因为艺术拥有感动人群、为社会带来改变的正向力量，因此如何重新思考剧场在永续思维下的新工作方法，是这个世代的挑战与目标。 由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院长、OISTAT副总裁王世信，与英国 Academy of Live Technology 研究所所长、OISTAT总裁Aby Cohen领衔主讲的首场大众论坛〈我与剧场设计的距离〉，两人不约而同提出设计师需要清楚了解希望透过作品传递的讯息，以及受众轮廓，一切的设计都该关于整体而非个人。王世信也向新一代设计师喊话，在使用3C接受资讯与工作之外，一定要把眼睛放到3C以外的世界，身体与感官是科技难以取代的一环，同时也鼓励年轻世代勇敢提问「没有问题是蠢问题，不问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Cohen 则以巴西军政府干涉艺术活动为例，说明舞蹈在巴西得以成为反压迫的代言背景，她提醒年轻设计师在设计时除了要提问「想呈现什么」，也记得反过头探问那些未能呈现的事物又是什么？并且要了解所有的合作关系都应该是平等的，设计师与导演、表演者、行政都该是平起平坐，无位阶之分。 执行长魏琬容大力推荐台湾听众参与〈声之旅：声音设计形塑的剧场体验〉，她认为台湾大众对于视觉设计的美感要求，并没有拓展到声音领域，如何在听觉上讲求

国际共制在当今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已成为表演艺术领域中一种重要的合作形式，促进了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和艺术的繁荣发展。台北艺术节策展人林人中应艺术组织「在地实验」之邀，于7月下旬以「国际共制与委托创作：与艺术家及机构合作的策展实务」为题，深入探讨了国际共制的定义、模式及其对艺术产业的影响。（注） 国际共制与台湾表演艺术产业的发展历程密不可分，特别是自2010年代以来，随著国家表演艺术中心三馆的成立及2022年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开幕，台湾的文化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这些改变对艺术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艺术家在进行独立创作时，与机构合作的可能性愈来愈大，而这种合作形式正是国际共制的核心。 两个以上的国际制作伙伴 参与作品生产过程 林人中进一步解释国际共制的定义和模式。由于台湾也有许多国际合作，但这和国际共制不同。他引用了由欧洲当代表演艺术网络组织（IETM）和韩国艺术管理服务（KAMS）共同研究的资料，指出国际共制涉及两个或以上的制作伙伴，这些伙伴可能是艺术节、剧院或视觉艺术机构。他们通过合议的契约，共同投入资源支持一项制作或以发展过程为主的计划。共制的核心在于过程，伙伴不仅仅是出资，更重要的是参与作品从无到有的整个生产过程。 共制的两种主要模式为「共资创投」（The co-financing model）和「艺术或文化上的合作」（The artisitc or cultural collaboration） 。共资创投主要是指制作伙伴在资金上共同支持一个艺术作品的生产过程，例如支付人事费、购买研究资料、场地租赁等。普遍常见的共制是由剧院提供设备完整的剧院空间给艺术家去进行发展制作新作品及展演，这种共制方式的成果将是由主办制作单位发表国内或世界首演。而一个共制计划可包含两个至十多个制作单位。 比如今年在台湾国际艺术节演出的《这不是个大使馆》，就是由台湾的国家两厅院和瑞士洛桑维蒂剧院联合制作，作品通过探讨国际政治和文化交流，呈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名单中还可以看到许多其他共制单位，像是柏林艺术节 （Berliner Festspiele）、维也纳人民剧院 （Volkstheater Wien）等，这些单位就比较有可能是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