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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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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逃逸文本的身体革命
编舞家克莉丝朵．派特（Crystal Pite）与编剧强纳森．杨（Jonathon Young）合作的《钦差大臣》（Revisor），展现出身体可以逃逸强大文本逻各斯（Logos）话语操控的路线，往内更深层探索如潜伏在意识形态脑中海马回的电流，消融掉身体载具（vehicle）的外形与限制，致使舞台上充满到处快速窜逃的内在能量，直接撞击观者的视线与内心，带领著去到一处广袤不知所在的地方，重新唤醒冰封已久的感受与记忆。 基德皮沃现代舞团（Kidd Pivot）改编俄国作家果戈里（Nikolai Gogol）《钦差大臣》（1836），一开头仍旧依照原有的叙事铺陈，以身体动作搭配预先录制的口白、对话，讲述在俄国某个小城市，正由贪污的市长和一群群官僚所宰制，当风闻首都已派出微服私巡的钦差大臣时，突然听说有一位年轻人投宿旅馆，于是，就误认他为钦差大臣，事实上，年轻人是位因赌博浪荡而辞官返乡的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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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 真相与幻象的辩证中《山貌》的提问：人类为何渴求真相？
人们大多时候走进剧场，是为了逃避现实，很少听见有人是要来寻求真相。然而剧场，的确是个探讨真相的好地方。以「扮演」为本质的剧场，建立在台上台下共同的「相信」之上，借由精心打造的幻象，进一步揭露一切的伪装。如果说，有谁能捕捉狡猾、虚实难辨的真实，或许就是与「真实世界」一墙之隔的剧场。 当然，现在社会已不太谈真相。大家更热中于讨论「后真相」。科技进步、媒体发展，似乎不见得能让真相变得清晰，反而更为混淆。过去，人们说「有图有真相」，直到图片开始可以变造，接著是被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的影像，还有得寸进尺的人工智能、深伪技术（Deepfake）。人们曾经相信网际网路可以带来资讯透明，然而如今却叫人分不清网路言论的真假，还要整个社会付出沉重代价。所谓的「后真相」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理解为对于真实的追求、寻觅、质疑与挑战牵动著媒体、霸权、资本与国家，有时引发如阴谋论般的无尽想像（外星人或登月骗局？），有时则让战争一触即发（讯息成为新战场） 于是，西班牙塞拉诺先生剧团（Agrupacin Seor Serrano）以「真相」为题的作品《山貌》，不断让观众相信又质疑台词的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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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没有主义的年代伦理当道
前文（编按）论及洪席耶综观西方艺术史，从中整理出3种体制伦理、诗学、美学。咱们一个个来，先从艺术的伦理体制讲起。 虽然肇始于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伦理体制不至因时代演进而走进历史，其行情或因各个时空的氛围而有起有落，但它未曾消失。而且，在这伦理当道的年代，来自伦理体制的干扰特别喧噪，在在影响艺术创作与评论。 不同的时代各自赋予「伦理」（ethics）不同的意义，我们关心的是现代人的想法。根据法国哲学家巴迪乌（Alain Badiou），就我们所处年代而言，伦理即指：一套人们赖以感受与评判事物的准则。 伦理诉求 很早以前，伦理与道德（morals）意思相通，并无差别，是后人赋予两者些微的区分。 它们都和判断「对错」、「善恶」有关。但伦理通常指一组实用的规范，例如医学伦理、法律伦理、运动员伦理、KTV伦理、麻将伦理等等。只要任何人想要持续作为社会或某组织的一分子，伦理即指必须遵守的规则。我们常在媒体看到店家公开道歉，不管是否真诚，他们必须这么做才过得了商业伦理的门槛。因此，合乎伦理的言行有时发自于内心，有时只是表面功夫。道德则涉及个人核心价值，较深入人心。道德观源自内在信念，指引个体日常的选择与行动。有时，个人的道德观和所处社群的伦理准则或有分歧。例如辩护律师，道德上他认为谋杀应受谴责与制裁，但基于职业伦理，即使明知被告为真凶，他还是得尽其所能为后者辩护。 这年头伦理当道，无所不在的伦理诉求正在箝制你我的言行。针对任何事件，尤其是透过网路社交平台表态，你我都必须持平地说些公道话，尤其要避免过激或泄漏偏见。因此顾忌，用户在平台呈现的往往是「伦理的我」，不是真正的我。 打开新闻频道，不时看到路人甲乙面对镜头，认真地告诉大众这个行为乃「不良示范」或那则言论令人「观感不佳」。他们说的都是废话，可为何新闻记者却认为这种制式采访有其价值？那是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伦理超级重要。这个情况不只是台湾，而是全世界；由资本主义（市场逻辑）衬底的伦理诉求早已弥漫全球。有人认为，这股伦理焚风始于1990年代的PC（政治正确）运动，但巴迪乌觉得起点应该更早：1968年学运、工运失败、世界转趋保守之后，伦理诉求成了人们卑微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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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没有主义的年代且从洪席耶出发
我们正活在没有主义的年代。 上个世纪，主义泛滥；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每个 -ism 都有伟大的宣言，皆赋予艺文高操的使命。196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取代了现代主义，之后更冒出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论述、酷儿理论一棒接著一棒，主义的火炬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似地递传不绝。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主义已大致消失，人们不再妄言或不敢奢言主义。即使在后现代主义的火苗早已灭熄、面临全面破产之际，人们都懒得正式地为它敲下丧钟，以致于轰轰烈烈而来却悄悄然地走了。 「没有主义」意味「没有主意」。对于世界局势、生态丕变、病毒危机、贫富差距、白热化的歧视与仇恨等等，人类束手无策，只能顺势应变却想不出治本的药方。仿佛诸神的黄昏，思想界奥林匹亚的智者们的脑袋再也孵不出新的主义。 何以致此？我想搞懂。即便是药方难产，甚或情况已无可救药，我还是想搞清楚咱们所处的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这样的年代对艺文生产有何深远影响。 说来话头长，权且从法国当代哲学家洪席耶讲起。几年前我发表《别预期爆炸：洪席耶论美学》，不加诠释地介绍这位哲学家对艺术的看法。很多朋友跟我说看不懂，其实他们只是没耐心，不想搞懂。另一方面，不少读者对洪席耶有所误解，例如以为「洪席耶反对政治艺术（political art）」。于此，我想借此专栏厘清一些观念，先跟大家谈谈洪席耶带来的启示，再来一步步推展至和时代精神相关的话题。 首先，一些基本概念有其必要。 伦理体制 洪席耶回顾西方艺术的发展，从古希腊时代一直到21世纪归纳出3种主要模式并以「体制」名之，因为各个模式不但对艺术有特定要求，且规范了艺术的实践与评价，俨然具约束力的制度。 最早出现的是艺术的伦理体制（ethical regime of art），以柏拉图的哲学为其源头。简单而言，伦理体制认为艺术就是「模拟」，但对于模拟的「失真」耿耿于怀：模仿再高明也不可能和本尊一模一样，因此艺术只是真实的替代品，总让人感到遗憾，甚至失落。对这个体制而言，一个作品的构想新颖与否、美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