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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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没有主义的年代创造性矛盾
洪席耶的美学架构于21世纪广受重视后,出现了一些严重误解。首先,很多学者评家纷纷为作品下标签,例如A作品属于美感体制,因此层次较高,而B作品属於伦理或典范体制,因此层次偏低。 严格来说,事情不是这么看的。 皆属美感体制 自19世纪「艺术」(Art)的概念确立后,所有禀持这个概念而创作的人都是艺术家,不再是工匠;他们为受众提供无立即伦理或道德效应的美感经验,因此他们的成果是「艺术品」,而不是具有实用意义的工具。在此前提下,创作艺术的就是艺术家,创作文学的就是文学作家,无论其作品之艺术成就是高或低。郑愁予是诗人,平常写诗的阿猫阿狗也是诗人,因为两者所依据的艺术概念出于同源。 然而,为何有些作品既是美感体制的产物,实际上却和伦理或典范体制挂勾?洪席耶认为这是因为美感体制到了20世纪初期出现了路线之争。一方面有人认为艺术应贴近生活、反映人生,应对现存体制提出质疑。我们可以通称这一派为「批判艺术」:艺术的价值在于批判精神。有激进型的批判艺术,如政治艺术、控诉文学、抗议歌曲;有温和派的批判艺术,例如旨在促进社会和谐的关系艺术(relations art),或如带著强烈伦理诉求的沉浸式剧场(环保!人权!司改!宛如花钱买一堂公民课)。 然而无论激进或温和,这些作品仍旧属于美感体制。但是,差别在于这一派的创作者偏离了「无用之用」的初衷,倒过来采取了伦理与典范体制所遵循的「教化模式」。也就是说,艺术家创作时心里想的是如何唤醒受众、改变受众,而这些意图和原来的美感体制是背道而驰的。 美感体制可贵之处在于让受众心里产生「异识」,让他们感受有别于日常的「共识」,而且异识模式不带说教意味,更无色彩鲜明的立场或斩钉截铁的结论:一切始于what if,也只于what if。因此,一旦美感体制和教化模式挂勾之后,自然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其中,最奇怪的当然是对于艺术效应过高的期望,仿佛意味作品颂扬真善美,人们自然受其感化,社会自然真善美。 艺术与人生 近日,台湾电影《白衣苍狗》荣获坎城影展「金摄影机特别提及奖」,导演曾威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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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没有主义的年代且从洪席耶出发
我们正活在没有主义的年代。 上个世纪,主义泛滥;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每个 -ism 都有伟大的宣言,皆赋予艺文高操的使命。196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取代了现代主义,之后更冒出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论述、酷儿理论一棒接著一棒,主义的火炬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似地递传不绝。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主义已大致消失,人们不再妄言或不敢奢言主义。即使在后现代主义的火苗早已灭熄、面临全面破产之际,人们都懒得正式地为它敲下丧钟,以致于轰轰烈烈而来却悄悄然地走了。 「没有主义」意味「没有主意」。对于世界局势、生态丕变、病毒危机、贫富差距、白热化的歧视与仇恨等等,人类束手无策,只能顺势应变却想不出治本的药方。仿佛诸神的黄昏,思想界奥林匹亚的智者们的脑袋再也孵不出新的主义。 何以致此?我想搞懂。即便是药方难产,甚或情况已无可救药,我还是想搞清楚咱们所处的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这样的年代对艺文生产有何深远影响。 说来话头长,权且从法国当代哲学家洪席耶讲起。几年前我发表《别预期爆炸:洪席耶论美学》,不加诠释地介绍这位哲学家对艺术的看法。很多朋友跟我说看不懂,其实他们只是没耐心,不想搞懂。另一方面,不少读者对洪席耶有所误解,例如以为「洪席耶反对政治艺术(political art)」。于此,我想借此专栏厘清一些观念,先跟大家谈谈洪席耶带来的启示,再来一步步推展至和时代精神相关的话题。 首先,一些基本概念有其必要。 伦理体制 洪席耶回顾西方艺术的发展,从古希腊时代一直到21世纪归纳出3种主要模式并以「体制」名之,因为各个模式不但对艺术有特定要求,且规范了艺术的实践与评价,俨然具约束力的制度。 最早出现的是艺术的伦理体制(ethical regime of art),以柏拉图的哲学为其源头。简单而言,伦理体制认为艺术就是「模拟」,但对于模拟的「失真」耿耿于怀:模仿再高明也不可能和本尊一模一样,因此艺术只是真实的替代品,总让人感到遗憾,甚至失落。对这个体制而言,一个作品的构想新颖与否、美或
